周原遗址西周时期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通过对周原遗址西周时期人骨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可知,该地居民食物以粟、黍等C4类为主,肉食以C4类型家畜为主,反映了发达的粟作农业和家畜养殖业。等级结构和地域差异是影响遗址内居民饮食状况的主要因素。以齐镇东地点为例,中层贵族日常饮食以C4类为主导并伴有大量肉类;下层贵族和一般平民饮食虽也以C4类为主导,但肉食量有所下降且个体间差异较大;低等平民或奴隶则基本无肉食,个别还摄入较多C3类食物作为补充。另外,遗址内齐家村东人群的δ15N值较齐镇东人群普遍偏高,这可能与该地临近河流湖泊,居民生前摄入较多淡水鱼类和蚌类有关,显示出大型都邑性遗址内部人群构成的复杂性。

《诗经》周人居住建筑的文化蕴涵

《诗经》蕴涵的居住建筑文化是周人日常生活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真实地反映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周人居住建筑文化样貌。《诗经》周人的居住建筑文化是由居住建筑方式、居住建筑格局、居住建筑习俗等要素构成的。其中居住建筑方式有“宫、室、屋、宅、家、居、盘、宇、穴”等;居住建筑格局有“堂、庭、寝庙、仓、廪、厩”等;居住建筑习俗有“居住建筑选址仪式、居住建筑落成仪式”等。以上各要素融合、统一、凝聚形成了周人居住建筑文化的特质,反映出周人的居住建筑是以井田制为基础,以家庭血缘伦理关系为纽带,以现实生产、生活需要为宗旨的整体文化蕴涵。《诗经》居住建筑文化是周人在这一历史时期、这一地域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总结。

《公羊》学理念与司马迁对厉世政治的书写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周厉王出奔次年为纪年之始,凸显了周厉王在《史记》叙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司马迁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其在汉代《公羊》学“拨乱世而反诸正”及“大一统”尊王思想的影响下,希望仿照孔子修撰《春秋》的行为,在所撰史著中呈现出由乱达治的历史运动过程。司马迁在凸显周王室“天下共主”政治地位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并忠实记录春秋以来周王室丧失上述地位的历史现实。为缓和观念与事实分离所形成的张力,司马迁又从西汉王朝承秦而来这一实际状况出发,将春秋战国时期僻居西陲的秦国列为《史记》十二本纪之一,以春秋以来秦国的纪年上接西周王年,从而在历史书写中倡导并践行了“以秦继周”的历史观。

先秦时期铜陵地区的硫铜矿冶炼研究

中国古代何时利用硫铜矿冶炼金属钢一直是引人注目的问题．作者借助于定量化学分析、光谱分析、金相分析和扫描电镜等手段，对铜陵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钢锭和炼渣进行了全面检测，并经过实地考察及文献考证，认为这地区至迟在西周晚期就已经利用硫铜矿冶炼金属铜了。

叶家山M111号墓编钟初步研究

叶家山墓地的发掘是继1978年曾侯乙墓发掘之后,又一重大的考古发现,特别是M111号大墓出土的编钟,意义重大。它虽然仅有5件,却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西周早期的编钟。在这组编钟里发现的右鼓部小片云纹,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双音钟侧鼓音(第二基频)标识符号。这些特点说明其在西周早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是礼乐制度发展的重要一环。

《尚书》“商周书”的编纂年代

以西周金文早中晚期一些语词出现的时间为参照,讨论《尚书》中"商周书"部分的编修年代。《尚书》这部分中许多篇章,都是西周中期整理成型的。就是说,它们都经历过从档案文件变为经典篇章的整理加工。西周金文真实记录着大约三百年的文章语言变化,选取"拜手稽首"、"王若曰"和"雩"、"雩若"等几个词语,考察它们出现的时段,可作为判断"商周书"编纂整理时间的根据。

西周金文中的“■”

西周金文中"■"的释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字应该释作"贮",大多读作"贾"。这可以从字形、词义、语音上得到证明。

商周之际三角援青铜戈与蜀人随武王伐纣

发现于陕西城固、洋县一带的以等腰三角形宽短援青铜戈为代表的商代考古遗存表明当时的蜀境包括陕南汉中地区。蜀文化不仅达到了大巴山以北,甚至也延伸至秦岭北麓周边一带。陕南城固与秦岭北麓周边一带在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佐证了史籍所载的往来于秦岭南北的主要通道——褒斜道的重要作用。随武王伐纣的应是居于巴山以北陕南的秦巴山地一带以及后来向北过秦岭的早期蜀文化之人。

随葬陶器形制所见西周时期关中社会的多样性

本文对西周时期关中地区随葬陶器进行分析,指出了在陶器特征和组合方面,不同聚落之间的差异性和整个关中地区的多样性。认为陶器生产和使用方面的地域性的差异既存在于关中东部和西部之间,又存在于不同的聚落之间。还尝试从地域、族群、等级、性别以及生产者和使用者主观意愿等层面对其成因进行阐释。

从“二雅”战争诗的纪实性看“宣王中兴”局面的形成

《诗经》"二雅"中的战争诗主要产生于周宣王时代,反映了当时频繁的征战,歌颂了宣王对外用兵的胜利,有着很强的纪实性。从正义之战、敬德重义、重视良将三个方面不仅可以了解宣王时能够建立强盛武功的原因,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宣王中兴"局面形成的理解。

西周时期晋侯世次与系年考

古文献中记载的西周时期晋侯与周王世次对应关系存在明显错误,晋靖侯至晋穆侯的系年有讹脱。根据古文献、金文、考古资料可以对《史记.晋世家》进行订正。自周成王至周幽王十世,犹自唐叔虞至晋文侯十世,世次基本对应。进一步,还可考证出晋靖侯以降西周时期晋侯系年。

周代庙制异议

《礼记》、《公羊传》、《穀梁传》所载周代庙制的内容不一,多所抵牾,概括其要点,则为四级(或五级)庙数和毁庙规则。考察《左传》,可知春秋庙制的特点是:庙数分为二级,天子、诸侯是一祖一庙,大夫则诸祖共一庙;无毁庙制度。古今学者多认为春秋无毁庙的"现象"异于西周庙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当毁未毁说、合理变更说、昭穆计数说和变例说。联系周代宗法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政治需要和经济因素考察,可以判断春秋庙制是对西周庙制的继承而不是违背,周代庙制存在于适合其生长的文化沃壤中。

天命信仰嬗变视野中的孔子天命思想

在西周天命思想中,"天人互动"的核心理论是:天帝具有"惩恶扬善"的属性;人依据自身善恶邀天福、避天祸。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社会现实与上天"惩恶扬善"理论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从而导致传统天命信仰嬗变。孔子以此为契机,创造性地阐释了上天对个体命运与社会秩序的主宰,转化了由上天主宰人世祸福的内涵,重构了与传统天命思想既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天命学说,以适应时代的理论需求。

鲁国历谱及春秋、西周历法

对《春秋》所载历日干支的深入分析，可证明鲁国历法系为阴阳合历，大、小月相间，大月３０日、小月２９日。由特定的周期来安排连大月，所用朔望月长度约为２９．５３１日。约鲁僖公五年（公元前６５６年）前多建五，确非建五的年份占６％；后多建子，确非建子的年份占１０％。置闰的方法尚不规范，而约在鲁定公七年（公元前５０３年）后， １９年７闰法已见端倪。在满足若干明确的与隐含的基本条件、并引进若干合理设定后，给出了鲁国历谱。春秋各诸侯国的历法与鲁国历法大同小异，在建正问题上各行其是。春秋历法是西周历法的延续与发展。西周历法有过一次从以 为月首到以朔为月首的重大变革，其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８００年。

单逑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

西周晚期后段即宣幽时期的铭文习惯用语,包括颂赞、褒扬用语和嘏辞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单逑诸器铭文中多有体现。这一特征,与此前夷厉时期有明显差别,可以作为西周晚期青铜器断代研究中的一项参考标准。将之与宣幽时期册命铭文的变化规律相结合,便有可能进一步清晰区分西周晚期前段(夷厉)和后段(宣幽)的青铜器。

浅述西周、春秋时期卫国的手工业

在商代先进手工业的基础上,卫国的手工业在西周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从出土实物还是商业流通状况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手工业的发展对其社会各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统治者生活的腐朽和政治的无能,西周春秋时期卫国手工业的发展却未能带来国家的稳定和强大。

《穆天子传》文学特征探析

《穆天子传》作者疑为周穆王同时或稍后的史官。其所记“多夸言寡实” ,绝非信史 ,而是主要以虚构手法写成的文学作品。《穆天子传》塑造了一个积极从事和平外交活动的周天子形象 ,表达了西周时期人民热爱和平。

由新出楚简论《诗经·节南山》的诗旨——兼说两周之际天命彝伦观念的变迁

《节南山》系《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的首篇,前人谓之"变雅"。其诗旨传统学术观点主要有三,即周幽王说、平王东迁后说、桓王说。然而随着近年上博简《诗论》、清华简《系年》等新出楚简的刊布,可考《节南山》当作于两周之际二王并立之时,作者为平王势力的臣工家父,诗旨并非讽刺周王而是通过"刺师尹"进而探求王室祸乱的原因。不仅如此,《节南山》诗文还可反映出两周之际王权衰落时若干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

楚国控制鄂东铜矿时间考

鄂东铜矿是指位于长江中游的大冶-九江地区的古铜矿。西周中晚期楚国未涉足鄂东铜矿。按文献记载:早期的楚国几代国王虽然励精图治,但其国力依然弱小,无力染指鄂东铜矿;同时,考古发现表明:西周中晚期鄂东铜矿的主人是古越人。《史记》记载的熊渠所伐之"鄂"应为南阳盆地的"西鄂"。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表明楚国控制鄂东铜矿的时间应该是春秋中期楚成王熊恽东下淮夷之后。

卫簋与伯■诸器

新见卫簋二器,与此前从海外购回的伯■诸器年代相近,约在西周穆共之际。卫簋与伯■诸器,为同一宗族成员所铸祭祀祖神的礼器。伯■与卫乃兄弟关系,其中■为长兄,系大宗族长,卫为弟,乃分支首领,是为小宗。兄弟二人均任职于王朝,先后受到周王赏赐。卫簋与伯■诸器在铭文格式、遣词造句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和重复性,表明大宗对宗族祭祀活动及相关祭祀礼器有主导权和决定权,而且同一宗族内部在祭祀礼器的制作与管理上有一套统一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