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本与清代“西游戏”的叙述策略

清代“西游戏”重构故事的叙述策略受到三类前文本影响。从狭义范畴说,百回本《西游记》是最主要的“组合—聚合”型前文本,它不仅为剧作家提供了选择与组织事件的经验,也提供了叙述“神魔”故事的基本规范,其原文内容又可以被组合进剧本,成为上场诗或人物会话。前期剧本则是更直接的“组合”型前文本,基于“曲本位”的艺术特质,清代“西游戏”经常因袭、整合前代曲文,而套曲的组织直接影响了叙述流程。从广义范畴说,《西游记》在当时大众心目中的公共形象即大众基于多媒介叙述而形成的关于《西游记》意涵的基本理解,同样深刻影响着剧作家的叙述策略。即便文人“西游戏”,也需要向大众期待倾斜。由此形成了一种叙述倾向,即以“神仙之书”框定叙述,为故事提供一个显豁的、可辨识的意义,实质上则以“游戏之书”为叙述旨趣。

中西戏剧“曲唱体”与“对话体”的叙事比较

中西戏剧语言及其运作形式互不相同,中国戏曲以“曲唱”为中心,西方话剧以人物“对话”为主要手段。依据戏剧语言的双重属性,在文本语言层面上,中西戏剧无论是“曲”还是“话”,都属于诗歌语言形态,形成了诗性叙事传统。二者皆表现为深层义的隐喻叙事,积淀出诗体语言与角色话语相适应的规则。在口头语言层面上,中西戏剧因“唱”“说”的声音媒介不同,话语功能与语言速率各自有异,这导致中国戏曲叙事内容倾向艺术化、娱乐化,叙事节奏偏慢,西方戏剧侧重故事本位叙述,叙事节奏偏快。

戏剧与动员:闽西苏区红色戏剧的革命化实践

闽西苏区红色戏剧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其不仅仅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艺术武器,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戏剧以其特殊的方式反映现实,通过化装表演、活报剧、话剧、歌舞剧和戏曲等多种形式支持社会革命,兼具娱乐大众与教育教化的功能,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实现娱乐化向革命化的转变,进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的重要工具。

论13—14世纪东西方戏剧文化的交流互鉴

西域是中国戏剧艺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能歌善舞的西域各族民众学习印度佛教戏剧表演艺术,不断向东方传播,对中原北方戏剧表演产生影响,公元1世纪左右9幕的佛教剧本《舍利弗缘》,7—10世纪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和敦煌汉文剧本《释迦姻缘》等各个历史时期流行于西域地区的戏剧及其翻译是东西文化交融的缩影。13—14世纪东西交通大开,流行于敦煌、吐鲁番地区的回鹘文讲唱文学与中原戏剧艺术的交流迎来黄金期。受到西域戏剧的影响,13—14世纪中国戏剧发生突变,表演形式由叙事体变为代言体,乐曲方面也有较大突破,汉语声乐体系也受到很大冲击。贯云石和薛昂夫是元代东迁畏兀儿的著名散曲家,他们在音乐和文学内容的创作上都为元代戏剧作出贡献。

以“紫色传奇”勾勒新西部电视剧的文化之美——评电视剧《星星的故乡》

电视剧《星星的故乡》以宁夏贺兰山东麓地区葡萄酒产业的发展为叙事核心,深刻透视新西部电视剧的突破与创新。剧集在展现产业崛起的同时,巧妙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既彰显了“守正”的坚持,又体现了“创新”的勇气。在剧情的“扬”与“抑”之间,观众能深刻领略到中国葡萄酒人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该剧不仅是对贺兰山“紫色传奇”的生动诠释,更是对新西部电视剧创作路径的有益探索。

再读李渔——李渔诞辰400周年之反思

关于李渔的"帮闲",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艺术哲理的角度、美学的角度、"人性"的角度、"以人为本"的角度进行多方位的反思。李渔作为明末清初的文人,"儒"与"商"的冲突或交融,在其人生轨迹和文艺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将其剧作与西方戏剧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从情节内容和戏剧结构看,李渔的戏剧和喜剧不仅不亚于西方17世纪的戏剧,甚至与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同样注意营造喜、怒、哀、乐情境和充满诗意的戏剧场面,同样闪现有人文主义的光辉,表现为异曲同工。

中西戏剧文化的历史性碰撞——关于“三大戏剧表演体系”

戏剧是负载意识形态的。但是,艺术的形态有它相对的稳定性和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具有时代的跨越性和民族的跨越性。艺术形态不宜以"进化论"的观念来简单划定先进与落后。当代,文化的全球化不等于一体化,更不等于西方化。在现代文化的进程中,各国、各民族的本土文化不仅不应当被削弱,反而应当保持甚至弘扬。作为具有深厚文化艺术积淀的中国戏曲——古典戏曲、传统戏曲、现代戏曲,其中呈现的表演艺术理论是东方文化、东方戏剧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性古典戏剧的杰出代表,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总结和探索。因此,我们的立足点可以是"东方古典戏剧"。

胡适与西方戏剧(1910—1917)

在清末民初引进域外戏剧的潮流中 ,胡适是继王国维、齐如山而崛起的又一前驱。他注重西方戏剧名著的解读与舞台艺术的观摩 ,力求为新剧提供可资借鉴的“范本”。然而 ,这位最早解读、评论莎士比亚戏剧原著的前驱 ,到上世纪末仍被摒于中国莎学殿堂之外[1] ;他于民初对西方社会问题剧的研治、现代主义戏剧的接纳 ,也长期落在研究者的视域之外 ,未能获得应有的历史评价。本文意在探讨胡适留美期间对于西方古典和近现代戏剧的选择、汲取 ,及其在推动中国戏剧理论批评从古代向现代转型中的地位、作用。

荒诞世界中的荒诞人生——从贝克特与尤奈斯库看西方荒诞戏剧

荒诞派戏剧是二战后流行于西方戏剧舞台的重要流派。代表性作家贝克特和尤奈斯库通过貌似荒诞怪异的故事和人物,对现存的社会价值观、政治道德秩序以及传统人际关系的异化进行了嘲弄、批判和鞭挞,代表了当时西方思想界对在经历了二战浩劫之后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反思与追问。荒诞派戏剧吸收了当时先锋艺术的成果,对西方戏剧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早期东西方戏剧的相近特性

东西方戏剧最初同出于原始祭祀仪式,它们的共同基础建立在原始思维之上。这种同源关系使它们在文化性格上带有了某些共通性,具体为:一、舞名综合观;二、抽象表现观;三、混合叙事观;四、时空自由观。

余上沅及其戏剧理论

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戏剧教育家、戏剧理论家,余上沅在对西方戏剧、舞台艺术、戏剧家及戏剧理论的引荐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国剧运动"反映了余上沅唯美主义的艺术观,随着"国剧运动"的终结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他明确了"艺术为人生"的艺术观。通过对戏曲程式、虚拟、线段结构的论述,余上沅还为戏曲美学的构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以《四郎探母》为例论京剧的英译原则

京剧历来是外国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目前,京剧主要对唱词、念白等进行了翻译,其主旨是帮助外国观众了解剧情大意,使之体会唱词的意境和韵味,从而了解中国的古典文化。因此,京剧翻译之前,首先要对京剧作品进行深刻的理解,并将其与译语在文化、表达等方面进行比较,为具体翻译打好基础。在京剧翻译的过程中,要根据京剧与其他文学体裁不同的特点,如舞台的瞬时性、大众性和视听性,遵循与字幕同步性和口语化的原则;对于富有诗性的念白和唱词,要遵循功能对等原则,使译语观众能与原语观众一样对剧中的人物产生共鸣;对于京剧中文化的翻译,要遵循异化与归化平衡的原则,使观众通过译文了解一定的异国文化。

浅论中西方戏剧的差异

古希腊戏剧起源于宗教,中国戏剧形成于娱乐,中西方戏剧无论在起源、形成和发展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基于民族文化所形成的生活态度和个体意识的差异,是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

西方戏剧的舞台叙述(续完)

西方戏剧的舞台叙述的表现机制包括导演叙述、表演叙述、舞台美术叙述、剧场叙述及观众的叙述接受。其舞台叙述特性表现出观众与戏剧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深层规律。

试论西方戏剧的视野

巴赫金把视野分为人物的内视野和作者的外视野。内视野中的人物形象与外视野中的人物形象在空间、时间和思想含义三方面都有一定的区别 ,前者比后者更具丰富性和发展性。西方剧作家在利用外视野来塑造人物时 ,比较重视正面人物的内视野 ,把他们的性格描绘得比较丰富 ,而反面人物的内视野较为有限。

中国舞剧的民族筋骨与时代温度——2015中国舞剧创作回望

2015年是"出彩中国舞剧"的年份,西部舞剧风采高扬、芭蕾舞剧光彩鲜亮、现实舞剧精彩迭起、民族舞剧华彩绚烂和现代舞剧异彩纷呈。这一年的舞剧"出彩"与国家艺术基金正式启动资助项目密切相关;这一年的舞剧"出彩"不仅在于数量丰富而且在于作品所蕴藉的民族筋骨和时代温度。

论西方左翼戏剧的政治性与观众参与性

西方左翼戏剧在内容上表现为强烈的政治性,在舞台演出形式上表现为观众的高度参与性。但是,以上两点实际并非左翼戏剧的创新,而是西方戏剧的共同特征。左翼戏剧无论是在理论构建上,还是在内容与舞台表演上,没有突破西方戏剧的传统。因此,政治性与观众的参与性不能作为左翼戏剧的评价依据。对其优劣的评判,可借助新批评戏剧对语言技巧的强调,挖掘左翼戏剧中的反讽、悖论、含混、张力、象征与隐喻等元素。

戏曲“走出去”背景下黄梅戏演绎西方经典剧目的对策探析

黄梅戏演绎西方经典剧目不但能丰富黄梅戏的演出素材,而且有助于探索传承黄梅戏美学精髓的新路径,促进黄梅戏在海外的传播。在戏曲“走出去”背景下做好黄梅戏演绎西方经典工作,应总结以往的演绎经验,借鉴其他剧种的成功案例;做好外语编译工作,加强剧本建设;寻求黄梅戏艺术家之间的通力合作;加强海外宣传与培训等。

戏中曲与歌中剧——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比较初探

戏曲与歌剧是中西方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两者之间的比较实质是对中西方文化在意识、观念和形态等方面的多重审视与观照。本文从历史的缘起、创作及表演形态、结构形式和结构方法、地域文化形态等侧面,由表及里地圈定和规划两种艺术的比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