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法制变革的脱中入西倾向与西学影响

中国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由表及里的过程。作为政治体制重要构成的法律制度 ,同步经历了被动接受西方法学思想 ,到最终对西方法律体系的认知。这种由封建宗法法律制度向近代西方法律体系的转变 ,虽然有其残酷和痛苦的一面 ,但同时也有其进步的一面 ,这就是西学东渐、东西法律文化冲撞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标志着传承 2 0 0 0余年的中华法系到清末已近解体 ,封闭的、内国法为主的中国法律制度走上了近代法制的道路。

百年来西方道德教育思想在我国传播研究述评

西方道德教育思想在我国的传播经历了被引入、被批判、被反思和被借鉴等四个阶段,呈现出代表人物及其流派思想、国别比较、基础理论与途径方法、启示借鉴等研究主题。从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基于伦理学基础理论的视角所展开的西方道德教育之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之总体特征和基本观点的研究及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传播的历史考察等将进一步得到深化。

“西法东渐”的思想史逻辑及其超越

近代以来的中国法理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四大缺陷,整体上而言,只能是知识之学而非思想之学。这是西法东渐所导致的结果,而西法东渐乃近世以来中国法学成败之所系。因此,我们需要探究其背后的思想史逻辑以及克服中国法理学研究之缺陷的超越之道。也即,实现法学研究从关注文本到解决问题的转变,通过"张四维"与"通三统"来实现对古今中西的糅合与超越。

现代艺术思潮背景下中国艺术发展流变

风靡于西方的现代艺术思潮,对同时代的东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使艺术发展呈现既非固守传统抑非迷恋现代的格局,明显地表现出三个阶段:1898年到1949年表现为从"西学东渐"到"民族风格;"1949年到1978年表现为从"百家争鸣"到"万马齐喑;"1978年到2010年表现为从"革故鼎新"到"和而不同",对百余年中国艺术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可以厘清艺术前进方向和繁荣路径。

从翰林院编修到大学校长——蔡元培教育救国思想形成的历史轨迹

作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蔡元培,在放弃翰林院编修而转向革命继而游学德国的过程中,他坚定了教育救国的梦想,后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并使北大成为思想自由的城邦。追溯蔡元培职业生涯的转变轨迹,发现在民族危机和"西学东渐"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和爱国方式有了新的变化,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成为近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价值追求,从事教育或科学研究成为近代知识分子表达爱国情怀的新方式。

趋向主动接受的文化姿态─—略论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

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显示了中国人渐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接受的文化姿态，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文学的发展。清末民初翻译文学的主要特点：其一，重视意译；其二，多译小说；其三，转译与改译突出；其四，精粗杂陈，译态各异；其五，翻译与评介同步。翻译文学对当时文学创作及有关的文学活动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论明末清初西学对中国哲学范式转换的影响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哲学从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的转向进程。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人文知识使得中国哲学初步实现了由格心穷理向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转向、由道德经世向科学经世的实践论转向以及由主观臆测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转向,这些资源也是我们今天重建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

“西学东渐”的主观愿望与发展走向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文化思想向中国传播的演进历程。西方国家试图以文化输出作为殖民侵略的辅助工具,满清统治者希图找到挽救没落的封建制度的稻草。随着双方文化交互的演进,其发展走向出乎双方初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推翻了封建制度,打败了殖民侵略者,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

“西方”和“东方”的原初情感型构——评邓正来和刘小枫、甘阳“阅读西方”的不同论说

自清末西学东渐以来,关于东西方的文化和政治之异同的论争便不曾间断。在此期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西学或认识"西方"的基本路径。一种是以中-西思想之整体性比较为取向的西学研究路径,另一种是不加反思地接受西方的研究路径。基于对前两种路径的不满,邓正来以及刘小枫和甘阳提出了新的有关"阅读西方"的论说。通过考察他们之间的异同以及通过考察他们所共同预设的基本前提,文章认为我们在阅读西方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甚至遗忘了自我在其中所起到的建构功能,不然,我们就可能会丧失一种基本的反思能力,进而丧失对于事实本身的认识。

西学东渐:论美国实用主义伦理思潮在中国

美国实用主义伦理思潮在我国的西学东渐至今已近百年。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可分为该思潮被引入、被批判、被反思和被借鉴四个阶段。从理论变迁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呈现出对该思潮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该思潮与其他思潮观点的比较研究、该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的研究,以及该思潮的整体性研究等四个不同主题。探究这段历史进程的原貌,发现其中的特征和规律,进而提出未来发展的趋势、需要注意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方面,对于我国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徐日升:中瑞两国历史上的第一名使者

瑞士在1950年初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瑞士人对中国的认知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在华虽然只有几年的时间,却以其短暂的人生给后人留下了中瑞之间相互认识与理解的先例。在其诞辰400周年之际,我受托对其在华足迹进行调研,以缅怀这位中瑞两国历史上的第一名使者。

试论中国近代技术思想的生成

中国近代技术思想的生成是技术思想史演变历程中一次不可忽视的“范式”转换。其概念语境和理念语境是在晚清兴起西学东渐与倡导师夷长技的总体背景下,以外来词为载体的基础技术概念和技术工具主义的不同认知。其基本原则包括四条:由技术史的裂变与技术定位的复归而展现出批判性,由封闭性的扭转与对外政策的推动而展现出开放性,由关注应用技术与技术效用而展现出实用性,由主流的军事技术与支流的非军事技术而展现出层次性。对其评价应联系中国社会历史实际来看,既有初构新科技观的理论变革意义和助推洋务运动的实践变革意义,也存在技术手段与社会目标无法匹配等不少局限。对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而言,启示在于增强主动性,妥善协调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处理好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中国技术的高水平自立自强一日未实现,近代技术思想生成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