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的国民教育思想与外国文学学科创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初建的标志之一,外国文学学科在近代国民教育思潮演化与国民教育变革当中应时而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必然结果。伴随着中国人对西学价值和内涵认识的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国民教育变革与外国文学学科创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对国民教育有深刻的论述,将国民教育与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联系起来,而且不同程度地关注和引入了作为西学的“外国文学”,其思考和实践为日后国民教育中外国文学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保革政治和解与国家发展道路转型--泰国2023年回顾与2024年展望

政治方面,2023年泰国新一轮大选历经波折组成跨阵营的联合政府,最终为泰党侯选人赛塔当选第30任总理,成功化解了组阁危机,“保革和解”推动了泰国民主进程;但2023年大选促进泰国极左翼党派远进党的强势崛起,泰国政治格局由保革长期对立转变为“三足鼎立”,泰国渐趋稳定的政局仍存在政治冲突的风险。经济方面,泰国赛塔政府极力推行“经济疗法”,重启泰国旅游、延缓农民还贷期限、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减免税收等系列措施以提振经济,但受总理选举形成的“政治真空”、出口贸易收缩、制造业指数下降和旅游服务业复苏减缓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全年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外交方面,弘扬“大国平衡”外交传统,恢复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寻求与美国跨国企业的投资合作;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构建与中国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实行“积极主动的经济外交”,加强与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投资、经贸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友好合作;依托东盟开展区域合作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展望2024年,泰国将开启“增量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进一步拓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空间,政治和外交服务于经济增长目标,泰国复苏增长可期。

政官关系视角下日本“官僚主导”的历史渊源

日本“官僚主导”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战前的三个历史时期,分别是太政官时期(1868-1885)、内阁时期(1885-1931)和十五年战争时期(1931-1945)。明治初期,政府任职官僚主要来自推翻幕府统治的西南各实权藩阀,成为国家实际掌舵人。内阁成立后,政党势力虽试图与官僚相抗衡,但官僚仍超然于政党渗透之外,发挥实际影响力。九一八事变后,“新官僚”登场,并在进入战时统制经济后进一步发展为“革新官僚”,通过掌握物资的供应与分配,占据决策主导地位,并为战后官僚主导模式奠定了基础。

论郑观应早期作品《救时揭要》中的中西思想交融

《救时揭要》一书是郑观应第一部带有西方思想观念的作品,其中体现了郑观应企图融合西方思想与传统道德观的尝试。全书有两大叙述核心——“国际公法”与“劝善”,郑观应对国际公法观的认识是基于商人身份的,他试图将带有西方思想色彩的商人认同纳入到传统伦理观中,从而消弭两者之间的隔阂,这种逻辑上的自洽成为其后期维新思想的坚实基础。

道器之间:近代思想视野下的铁路、中国与世界(1875-1936)

在近代铁路思想的演进中,既包括对铁路筹划、主权、债务以及建设等具体内容的探索,也包含对“道体器用”“物质与精神”等精神指导思想的讨论。从道器关系的角度看,中国近代铁路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等人从“器用”的角度阐述修筑铁路带来的利益,认为存在“道体”统一其上;甲午海战后,随着铁路主权论与瓜分中国论的出现,康有为等人对洋务派思想产生质疑,统一的“道体”分裂为中国与西方两部分;五四运动后,铁路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的产物,被梁漱溟、李大钊等人拿来与东方精神文明进行对比,由此展开的物质与精神之争使得西方的“道体”衍化为追求“科学精神”的欧美道路以及探索革命与改造思想的苏俄道路,铁路也由此成为承载科学精神、社会主义的重要载体。

戊戌时期西学东渐与改良派论报话语的新变

戊戌时期,改良派继续沿袭了“附会”的论报方式。然而,随着西学影响的加深,西政知识成为他们接受的突出内容。他们的论报话语由此逐渐融入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元素,明确强调报刊要输入西学尤其是西政知识,并对报刊与君、民的关系做了初步的现代化阐述,体现了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急剧转型。

中国近代外语观之嬗变——对清末同文馆之争的反思

围绕外语教育和西学,清末中国各界在坚守汉语、中学的前提下展开了激烈论战。保守派以谨防西人宗教渗透、警惕西学冲击中学为由,对外语、西学采取蔑视、拒斥的态度;洋务派主张打破语言"夷夏观"束缚、营造中外语言平等氛围,强调外语之简易、外语教育之必要和外语在西学(尤其是"艺学")东渐路上的媒介功能;维新派呼吁中外文兼修,反对洋务派"艺学为本,语言为末"的倾向,在外籍汉译中贯彻"政本艺末"的主张。对于外语和西学译介,由蔑视、拒斥到被迫接受而至积极倡导,近代外语观的嬗变从侧面折射出国人由华夷之辨的蒙昧走向开放、试图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进取精神。其背后潜含着各派基于不同文化立场,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和话语权的争夺。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之启蒙

在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维新派扮演了重要角色。维新派从体育教育、体育文化和女子体育三个方面深刻的认识到体育对当时中国社会所能产生的积极意义。维新运动虽然短暂并最终没能逃脱失败的命运,但维新派的体育思想在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启蒙和奠基的作用。

卡尔·伦纳的政治理论和实践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的特点之一是,大多数的理论家同样也是政治活动家,卡尔·伦纳就是典型代表。他被学界所熟知是因为其学术代表作《私法制度及其社会功能》,不过他的职业生涯后半期几乎全部都是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卡尔·伦纳主政奥地利期间,他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最终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貌。

原生市场、转型市场与经济特区——兼论经济特区的性质

原生市场起源的内在规律同样支配着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形成。市场内在化起源于共同体的边界和尽头,特区模式是我国非均衡、渐进式对外开放和转型市场形成的帕累托改进。作为内地共同体的"人拟边界",特区充当了共同体与外部世界的"市场集聚地"和"交换中介"。而作为"公共产品",特区既要为转型市场提供试验,又需迅速成为渐进市场化"诱致极点"。特区功能的实现取决于旧体制能否生产出具有"改革家精神"的"改革家"。因为"改革家"是中国式转型经济的独特增长要素,是"经济增长的国王"。

乔伊斯:西方现代文学史上的改革家

詹姆斯.乔伊斯执着追求艺术形式的改革与创新,对西方固有的文学秩序进行了大胆的反拨与重建。乔伊斯不仅代表了现代主义文学最高成就,而且也已成为这场举世瞩目的文学革命的象征。他的理论革新:精神顿悟说;词语革新———混成词;运用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表现精神生活,都证明乔伊斯是西方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最彻底的改革家。

传入与吸收:西方教育平等观念在中国

西方教育平等观念主要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维新派从中汲取养料,较系统明确地表达了近代意义上的教育平等观念。维新派认识到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要受教育,学校教育制度对于培养人才,进而促进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具有重要的作用。传教士所强调的教育是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教育要以个人为本位,受教育是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等,并没有被维新派所吸收。传教士自身的固有特性、文化之间的翻译转化、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是造成传入和吸收之间差异的原因。

试论维新派对发展科学技术的认识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已经进入了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批评洋务运动只注重技术、轻视基础科学的指导思想是本末倒置、轻重失宜。他们认为,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必须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广大民众的科技文化素质。维新派倡导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思路,在中国近代科技思想史上是一次认识的飞跃。

“特区奇迹”的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基于深圳数据:1980-2007

深圳等经济特区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奇迹。从理论上特区有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独特的对外发展的区位优势,而最重要的是转型时期的改革家和改革家精神的作用。基于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实证研究发现,"特区奇迹"产生根源于制度的创新和技术的进步。而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差异的背后是改革家与改革家精神、企业家与企业精神的禀赋差异。

五四时期“文白”论争中的中间派

五四时期文言与白话的论争是文学革命新旧思想交锋的聚焦点,是"五四"文学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在保守派与激进派主要论争的派别之间还存在着中间派。不同于保守派的文言立场或者以文言改造白话的文言本位立场,他们总体上站在白话本位的立场,又能客观看待文言,认同文言的优点,与激进派在"文白"论争中的观点有所区别。根据他们对待文言与白话的态度及变化过程,中间派分为渐进派和改良派两种。渐进派对白话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到部分认可,再到主动尝试白话创作的转变过程。他们最终认同白话的价值,但反对废除文言。改良派始终站在白话的立场一方,但是他们也看到了当时白话存在的许多问题,既支持对白话进行改良,又主张借鉴文言的优点为白话所用。

“深圳奇迹”形成的实证研究——兼及五大综合性特区发展因素的差异性解释

深圳经济特区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奇迹,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圳奇迹的产生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从理论上主要有特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独特的对外发展的区位优势,而最重要的是转型时期的改革家和改革家精神的作用。基于深圳数据和其它特区比较的实证研究发现,"深圳奇迹"的产生根源于制度的创新和技术进步。而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差异的背后是改革家与改革家精神、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禀赋差异。

论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梁启超的改良主义经济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影响重大。其维新变法的主张及生利分利、振兴实业、货币、利用外资等经济思想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意义,就是对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现实影响。

“新民”思想新论

20世纪前后维新派知识分子在西方近代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下,开始从文明主体——国民——的角度探求挽救民族危机的新路径。他们从"力"、"智"、"德"素质结构的角度塑造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国民新形象,开启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但是,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对西方文明认识的局限性,使得"新民"思想并没有深入到人的现代化的实质层面,而是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征。

康有为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有很大影响的开创性历史人物。把康有为定性为"改良主义者"并长期进行批判,是康有为研究领域最大的理论误区;重前期轻后期,重国内轻海外,判定康有为前期进步后期反动,是"由好变坏"的典型,更是康有为研究领域方法论的极大错位。还康有为"一个先进中国人"的历史本来面目,是我国史学界长期的学术使命。

1899-1900年东南亚华商的“勤王”活动——读澳门《知新报》的有关报道

维新派发动东南亚华商通电“勤王”,是海外侨胞在历史上第一次关心国内政治的重要活动。维新派在海外宣传,兴学办报,促进了海外侨胞的民族觉醒。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后来沦为保皇派,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它不可能把华侨引上正确的道路。进一步启发华侨的民族主义觉悟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同盟会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