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论孔子的宗教观——基于顾彬《论语》译本的副文本解析

译本的副文本直接反映译者的他者视角,该文通过对当代德国汉学家顾彬《论语》译本的副文本进行解析,考察顾彬通过翻译行为实现的对孔子思想的传播,聚焦到顾彬从孔子对天的敬畏、对鬼神的敬畏、对祭祀的虔诚三个维度来呈现他所理解的孔子的宗教观。顾彬认为孔子思想中宗教和哲学不可分割,不理解宗教,就无法真正理解孔子。顾彬的这种观点与他的宗教学学科背景密切相关。虽然顾彬对孔子思想的认知和理解仍然没有脱离西方哲学、宗教学的话语体系,但他通过在翻译中加入大量的副文本解读,向德国读者呈现他的汉学家视角,进一步推动了儒家思想在德国乃至欧洲的传播。

作为中国现代审美意识的“忧郁”——顾彬论中国现代性的启示与不足

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突显了现代性审美意识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之核心的特点。在顾彬看来,忧郁是中国现代审美意识转变的标志,因为现代人审美经验核心是忧郁,或者说忧郁占据了现代审美意识的中心。问题在于,依顾彬之见,中国的现代文学所呈现的现代性意识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因为它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发生的,从而中国现代性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现代性,而是具有普遍性意义。但他忽视了中国现代性具有的内在性特质,他认为红楼梦"忧郁"具有现代性的特质,实际上否定了自己关于中国现代性仅来自西方影响的论断。

请刘勰来评论顾彬──《文心雕龙》“古为今用”一例

德国汉学家顾彬自1986年以来,多次发表言论炮轰中国当代文学。论文假借刘勰的语气,运用《文心雕龙》中的文学观点和中外文学史上的实例,对顾彬的言论逐一作了反驳,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及影响。

“现代性”与顾彬论鲁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方法论考察的一个角度

围绕"顾彬论鲁迅"这一案例,可以考辨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在把"现代性"理论转型为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方法时的学术得失。所谓"得",是指顾《史》能将"现代性"原型,经"中国现代性"这一中介,推导出政论化的"对中国的执迷",且将其视作"中国文学现代性"来史述鲁迅,这表明顾彬作为资深汉学家在方法论上的慎思。所谓"失",则指顾《史》不过是把百年中国文学作为张扬其"现代性"阐释能量的文史道具,故其论鲁迅也就颇失水准,不仅大体规避了对鲁迅文学的纵深述评,即使偶尔言及阿Q,也浅尝辄止。

当代汉语文学书写的语言困境——从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说起

"汉语书写"是一种过于笼统的称谓,当代的"汉语文学书写"实际上指的是"普通话"写作,而"普通话"书写与民国时代的"国语文学"书写是有着明显差别的。"国语文学"强调的是"国语"与"文学"的同步"创制","普通话"书写则在语音、语汇和语法等多重层面上为"文学"书写设定了明确的界限,文学因此成为了传达特定意识形态观念的载体,进而丧失了文学自身的活力。要使当代的文学书写走出困境,从"翻译语体"、多民族语言渗透,以及对古典汉语或方言的合理发掘等"间性"书写方式中获取启发,以重新激活汉语自身的潜在资源,也许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可行的途径。

作为建构性的跨文化误读——以顾彬为中心

从解释学来看,跨文化理解中的误读无可避免,如果不允许误读,那么也就扼杀了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本文对德国汉学家顾彬跨文化理解观分析入手,旨在提出这样的观点:从积极的立场看,误读可以被建构出正面的可能性。一方面误读是汉学对中国的意义,我们从他者的误读中发现中国可以拓展的意义空间;另一方面,对于西方人来说,对于中国的理解也是一个持续的永恒的过程,中国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理解,中国不能被固化为某种刻板的印象。

比较视域下的个人文学史书写——以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往往注重学理性与客观性,编写者的个人判断与主观情感介入较少。顾彬《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当代文学部分的叙述则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和情感性。以国内学者编撰的当代文学史为比较对象,顾彬所写的文学史实现了向文本内部结构性的回归,研究视野延伸向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维度,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显示出主体情感的介入与判断。史学传统的分野与文学史观念的不同造成了顾彬与国内学者所著的文学史的差异。

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愿景——德国汉学家顾彬访谈录

顾彬(Wolfgang Kubin,1945—)是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著名汉学家、诗人、作家和翻译家。他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思想史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而且还在翻译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访谈中,顾彬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中西语言的差异与翻译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他根据自己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观察,客观评价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得与失,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走出去"不仅是翻译的问题,也是作品选择的问题,更是印刷、出版和市场的问题。

“对中国的执迷”与“世界文学”的视野——试析顾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阐释和批评

德国汉学家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已引起广泛反响,也有人提出质疑。顾彬的"世界文学"标准,并非出自"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他的视野已远远超出一般西方人的视野,体现了一种中西视野的融合。他对鲁迅的高度推崇和参照,足以印证这种标准是从人类的全部优秀文学包括中国文学中来的。为了以更开阔的眼光反思中国现代文学,为了在发掘它的价值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其问题和局限性所在,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来考察,这正如我们需要以某种更具有普遍性的尺度来测度自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