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城隍庙建筑营造艺术探析

城隍庙建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宗教建筑的代表,具有守护城市平安,祈求百姓安康的建筑功能,是城隍信仰与道教文化的融合。平遥的城隍庙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文章以平遥城隍庙为研究对象,从建筑的空间布局形式、琉璃装饰艺术两大方面进行分析,挖掘了城隍庙的思想建构,表明了城隍信仰和道家文化对城隍庙建筑的深刻影响,从而揭示了城隍庙建筑高超的装饰技艺以及深厚的文化意蕴。

封土于社与大合祀的祭义

周以太社祀天下土地,诸侯裂土分封于社,取太社之土于封国中立国社,祀为诸侯最高神主。周所形成的分封土地山川于诸侯的体系,是通过太社、国社、里社所形成的祭祀系统作为象征,用祭祀权标志管理权,形成了管理系统与祭祀系统的合一。诸侯朝觐天子,行前祀社、行后报社;天子率诸侯举行的大合祀,合祀天地、山川、百神,其中土地祭祀的诸多仪式,体现了以祭权象征治权的制度性安排。天作为天子合法性的来源,诸侯爵命来自天子所赐,诸侯随同天子祭天,实际是对爵命的再次确认,也是对天子威严的明确;诸侯封地来自太社裂土,诸侯随同天子合祀天地,也是对封地合法性的再次确认。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新解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隶属雅舞之庙祭乐,为成王朝的史官、乐官及鲁公为祭祀周公而作。“琴舞”之称与祭祀周公时为季夏、古乐八音与四时八风的对应密切相关。禘祭大乐由“降神”和“正乐”两部分组成,庙祭乐舞“迎神”所奏曲、辞皆同,以及“九成”乐章声调系统的具体应用,为正确解读《周公之琴舞》前后两部分内容提供了文献依据。“降神”“皆不过金奏升歌一二节”,则说明了“元纳启”四句歌辞的完整性,该部分出现的“琴舞九絉”是指配合大祝、鲁公及众助祭者九献之礼所作的九成乐曲演奏,词同“升歌”。“正乐”部分的“九启”“九乱”亦合而为“琴舞九絉”,其所对应者为祭祀人鬼所特具的《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神祠存废标准》与清末以来对儒教神祇的清理

1928年颁布的《神祠存废标准》记载了国家政权清理传统神祇的情况。此一清理,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这些清理状况表明,中国古代,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以信仰天地日月、山河湖海,以及人间英雄贤哲为神祇的儒教。而当时清理传统神祇的经验教训,也可作为今天的参考。

哈尼族寨神林文化与日本神社文化的比较研究

哈尼族村寨都有寨神林,并由此衍生出诸如"昂玛突""阿倮欧滨"等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而日本也有其独特的神道教神社文化。笔者从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形成根源及其内涵入手,发现哈尼族寨神林文化相对较多地保留了原始宗教信仰的特点,日本神社文化则受外来影响较大。但两种文化所折射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即"天人合一"的共同思想,无疑对解决目前全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中国民间“香火”文化初探

"香火"习俗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天地诸神的敬畏和崇拜,而民间"香火"主要源于中国深厚的家庭伦理和宗族传统。神位,是"香火"的核心内容。在旧时代,除了祖先和国君之外,人世间能够上香火让人供奉的人就是老师,可见老师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论日本战后象征天皇制的实质及其现代意义

战后天皇与神道并存的神社神道之象征天皇制,其灵魂载体神社神道的存续,为其在本质上的实存提供了绝对根本的保障,令其天皇之"神性稜威"之"象征神威"于战后仍"绵延不绝",威力无穷,影响至今。其不仅是幕府时代象征天皇制的本质翻版,更是近代国家神道之军国主义天皇制的本质灵魂的传续与翻版。因而,战后象征天皇制仍是日本军国主义之源泉与温床,其必然导致军国主义并以此为其本质必然归属;亦为战后至今日本政治右倾及国家神道、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阴魂不散之最深层的精神源流与最深刻的内在原因。

从民国《神祠存废标准》看哥伦比亚大学“纸神专藏”——兼议年画的历史物质性

借助图史互证,解读民俗图像的“历史物质性”,有可能为政治文化变革与生产生活发展等历史逻辑的阐释,提供一些民本的图像证据。现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纸神专藏”,目前中文学界尚无介绍。通过对这一珍贵特藏进行整体考察研究,且选择民国政府颁布的《神祠存废标准》作为解读该项特藏的文化背景,意欲以民俗图像为佐证,追溯上个世纪初中国在历史转型期所遭遇的国家意志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紧张与平衡。

冲突与整合:试论窑神文化的变迁及意义

中国古代的窑神文化由来已久,通过梳理窑神的数量与种类,初步分析主要窑神产生的大体时间、事迹、影响,探讨官方政府对窑神文化实施的政策及目的,可以发现古代官方通过对窑神文化的整合与构建,官方政府权力便能不断影响窑神文化,进而加强对窑工的思想控制,促进双方政治文化的交流。

从碑铭中bark一词看突厥人“敬鬼神”之俗

突厥人在信仰实践方面,除了萨满教、佛教和祆教之外,汉文史料中还提到突厥人“敬鬼神、信巫觋”。一般学者都把此处的“信巫觋”作为突厥人信奉萨满教的佐证,但就“敬鬼神”一俗而言,中外史家鲜有论及。本文从突厥碑铭中一个被多数语文学家误读的突厥语词bark入手,结合汉文史料的记载,重构了突厥人“敬鬼神”的这一信仰实践。实际上,bark的准确含义是“祠庙”,是突厥人“敬鬼神”的场所。祠庙里供奉的既可以是值得敬畏的敌人,也可以是本民族的英烈。这揭示出突厥人信仰的丰富性。

嵩县三塗山“木门神庙”考略

在嵩县城西城关镇崖口村的高山巅上,有座宋代敕封的＂木门神庙＂,本文通过对该庙残存的数通碑刻的综合梳理,认为该庙是祭祀三山神的庙宇,建于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北宋仁宗熙宁年间（1068~1077）被敕封为＂义应侯庙＂;该庙奉祀的＂木门神＂和＂义应侯＂,都是指天帝伏羲而言。而与其配祀的＂广生圣母＂,本应指＂女娲＂圣母。

走向“现人神”之路——近代天皇的宗教权威

自江户时代以来,民众所追求的东西不断上升、膨胀。其体现形式是,他们希望自己也能被供奉为神。为此,明治维新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是,将民众的这一追求与皈依被视为新国家精神支柱的天皇相联结。国家在培养国民军(超越身份等级的常备军)的同时,宣扬完成使命、为天皇献出生命的人将作为神再生,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并得到永久的祭奠,即所谓的“靖国思想”。这意味着政府公开推崇“以天皇为媒介创造人神”的理论,并在国家层面进行大规模实践。垂加神道及国学领域曾一直宣扬该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靖国思想”付诸实践的最初尝试是,将幕末内乱时牺牲的“官兵”供奉于招魂社。战死者因为天皇献出了生命而在招魂社内被供奉为神。在此情况下,天皇必须成为远远超越普通人的至高无上的“现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