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认同对社区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B市的实证研究

社区社会工作者身心健康、精神状态易受到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的影响,部分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出现了职业倦怠、职业认同感低、主观幸福感低的情况,导致出现行业人才流失等问题。文章基于B市社区社会工作者的问卷调查,从职业价值认同、职业技能认同、职业认知认同和职业自主性4个维度探究职业认同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社区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和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职业价值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大,职业认知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小。研究提出通过提高福利保障,提升社会工作者价值认同;开展培训与督导,提升社会工作者技能认同;确保工作稳定性,强化社会工作者职业认知认同;给予社会工作者工作自由裁量权并引导其职业规划,激发工作自主性等途径,提高社区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进而提升社区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促进社会工作事业发展。

隧道施工人员安全风险双网耦合模型设计及应用

施工人员作为施工活动的执行主体,他们之间会因为作业活动的合作产生风险共担关系,又因工序衔接产生风险传导关系,然而尚未出现一种有效合理的方式对施工人员之间安全风险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引入双网耦合原理,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构建隧道施工人员安全风险关系模型,用于显性化施工人员之间的风险关系,为研究隧道施工安全风险提供新视角和预防隧道安全风险发生提供新工具。首先通过WBS(Work Breakdown Structure,即工作分解结构)-RBS(Risk Breakdown Structure,即风险分解结构)法识别隧道施工安全风险因素并确定施工活动与风险因素之间的耦合关系,通过OBS(Organization Breakdown Structure,即组织分解结构)-WBS法确定隧道施工人员集并确定施工人员与施工活动之间的耦合关系;依据施工进度网络计划图显性化施工活动之间的依赖关系;依据施工人员、施工活动和安全风险因素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和施工活动之间的依赖关系,将施工活动网络转换为施工人员风险关系网络;采取中心度分析,对施工人员在风险关系网络中的角色定位进行探讨;最后以广东密州隧道作为典型案例,验证该模型对研究施工人员之间风险关系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不同施工人员在风险关系网络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其中施工项目管理人员承担影响者角色,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承担中介风险传导角色以及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承担受影响者角色居多。基于双网耦合铁路施工人员安全风险关系模型可帮助施工管理者了解不同施工人员在安全管理中的角色定位与任务分工,从而提出针对性安全管控建议,提高人员安全管理效率。

数字赋能多元主体的应急管理效能评价模型研究—基于自由基聚合理论视角

以社工参与的应急管理多元主体系统为研究对象,围绕“社工参与的应急管理系统如何用关键指标测度和评价其‘事前—事中—事后’阶段的动态协同性?”和“数字赋能应急管理的效能如何通过测度系统的协同性反映”两大问题。利用自由基聚合理论,按照其“事前—事中—事后”的阶段性特征构建了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应急管理效能评价模型,并以指标构建系统的“熵”为测度对模型进行计算,探究数字赋能对该应急管理系统的效能影响。通过调研S省Y市的应急管理发展现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按照模型运算评价,数字赋能能够使社工参与下的多元主体在应急管理全过程中的有序性和组织协同性增强,但前后跨阶段间的协同性并未增加。该文在安全屏障模型的理论基础上建构了解释和分析研究结论的新模型,提供了综合评价社工参与应急管理效能的指导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逻辑:基于工农联盟的考察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聚焦工农联盟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逻辑,既能呈现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的内在结构,又能全面展现中国式现代化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人民力量。工农联盟确立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政治现代化基础,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等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条件,深化了全体人民公共精神在文化现代化中的整体表达,完善了经济快速增长同时社会有序发展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推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现代化全面展开。工农联盟以不同维度深深嵌入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以其主体性视角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大学生合唱素养对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探究合唱素养对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大学生合唱素养评定量表、中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对857名合唱团学生进行测查。结果:①合唱素养、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积极心理品质四者两两间呈显著正相关(r=0.482~0.641,P<0.01);②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在合唱素养与积极心理品质间均起独立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12、0.19,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24.92%和38.60%;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在合唱素养与积极心理品质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7,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5.31%。结论:合唱素养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而且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间接影响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镇(街道)社工站服务模式探析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国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打通服务民生“最后一米”的重要举措。目前,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和运作因角色模糊、定位不清等问题,导致社工站运作效率低下、运作效果不显著。因此,亟待对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进行阶段性研究,厘清社工站角色和定位,提炼有效运作模式。以N市4个乡镇(街道)社工站作为典型案例展开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收集资料,采用案例比较法进行资料分析。以社工站在实务运作中的角色作为核心,提炼出基于“行政—督导—服务”的“三维角色”模式,分别是面向基层政府的行政角色、面向社会组织的督导角色、面向服务对象的服务角色。期望通过厘清社工站的角色定位,探索社工站的服务模式,为全国社工站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地方性经验。

粤东地区高职学生积极心理导向的主观幸福感提升模式探究

当前,高职学生所面临的压力较大,来自社会、自我的压力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文章在了解了粤东地区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的前提下,结合过往研究,探讨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措施,有利于改进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方法,为进一步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及幸福感水平提供有效支持。

当代农民工感知社会支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以600名农民工为被试,采用问卷法探讨农民工感知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考查农民工自尊在其感知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高自尊水平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感知社会支持都极其显著地高于低自尊农民工;(2)感知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显著两两正相关;(3)自尊在感知社会支持基础上对主观幸福感及两个维度回归效应显著,为二者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

农民工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社会支持和人格的作用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选自长沙市的452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考察社会支持、人格在农民工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农民工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性;在农民工收入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社会支持起部分中介作用,神经质和宜人性有缓冲作用,外倾性有增强作用;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受到宜人性的调节。

交往的力量——北京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社会距离

社会交往如何缩减群体间的主观社会距离是一个尚须探究的议题。基于对北京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双向主观社会距离的经验研究,文章发现,北京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社会交往水平越高,彼此的评价会越积极,主观社会距离也会越小。研究表明,在群体间的社会交往对主观社会距离的作用机制中,社会评价是一个中介变量,即社会交往有助于提高群体间的积极评价和主观接受程度,从而缩减群体间的主观社会距离。研究结论验证了社会心理学经典的"单纯接触效应"。据此,在社会公共领域为城市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提供社会交往平台、去除对流动人口的污名,是促进城市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可行途径。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

研究目的是探讨基于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并探讨影响二者关系的研究特征。纳入元分析86篇原始研究,产生了89个独立样本,样本总量为32948。结果显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与主观幸福感总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之间呈中等程度的显著负相关。二者之间的相关受被试群体类型的调节,即在不同被试群体中二者的相关大小不同。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有两种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和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暗示农民工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基于一项大规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构农民工的多个参照群体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验证了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控制个人收入后,同省其他农民的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加入农民的平均收入后,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消失,甚至转为劣势。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未获支持: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这样的"零效应"可能并非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影响造成的。

一个不可忽视的农民工问题——体育权利的缺失

当前农民工体育责任主体的缺失和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是造成他们体育权利缺失的两个重要因素。提出"一族两策"的措施,即开展职工体育和社区体育;制定与完善维护农民工体育权利的法律措施;加强农民工体育意识、技能等培养,引导农民工融入单位和城市社区人群等,以此明确农民工体育权利的责任主体,进而改变当前农民工的弱势地位。

社会信息化对人的主体性影响的二重效应

本文通过考察由当代社会信息化进程引发的劳动方式、思维方式、信息传播方式、交往方式等多方面变革所带来的对人的主体性的深刻影响,多角度地分析了社会信息化对人的主体性影响的正负效应;探究了产生负效应的根源。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439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较少,主观幸福感也较低,为"相对不满意"。不同性别、婚姻、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已婚者、80后、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者、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者,这类人群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女性、已婚者,这类人群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同时,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性别、婚姻是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有效变量。为此,建议企业应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社区应完善公共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支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应不断学习,提升利用社会支持的综合素质。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在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作用变化。结果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影响也越大,相对于务工地没有熟人或朋友帮忙的农民工来说,熟人或朋友在16人以上的感觉到非常幸福的概率要高10%左右;社区信任和社会信任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社区信任的作用比社会信用的作用更大,其中社区信任者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比社区不信任者高8.2%;公平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认为社会公平的农民工生活非常幸福的概率比认为社会不公者高出16.5%;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并不随市场化的深入而改变。

社区工作者的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目的:考察社区工作者的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自尊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对312名社区工作者进行施测。结果: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自尊分别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r=0.33、0.66、0.83,均P<0.01);直接效应模型的路径分析表明,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显著(γ=0.10,P<0.05;γ=0.66,P<0.001)。加入自尊后中介效应模型的路径分析表明,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自尊分别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都显著(γ=0.17,P<0.001;γ=0.09,P<0.01;γ=0.72,P<0.001),主观支持对自尊的路径显著(γ=0.70,P<0.001),但是客观支持对自尊的路径不显著(γ=-0.03,P>0.05)。结论:社区工作者的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自尊在客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不起中介作用,在主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主观支持既可以直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自尊对主观幸福感发挥间接地正向预测作用。

掣肘与鼓励：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合机制研究

在我国积极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城乡流动人口实现城市社会融合仍有困难。利用2007年的调查数据,本文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机制做了分析。本研究区分了社会融合状况和融合意愿,并比较了其中差异。发现,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意愿高于融合状况,社会融合状况受客观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而社会融合意愿则受主观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因素仍是阻碍社会融合的首因,必须加快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研究还发现,学校场景的社会融合作用在弱化,启示研究者要将视野扩展至随迁子女的家庭和社区生活。

农民工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工对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大。但就农民工个体而言,他们对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本文从农民工的流出/流入地、人力资本、经济回报、社会接纳和社会认同等五个方面入手,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并分析影响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自我评价的诸多因素。结果表明,除了流出/流入地对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并不显著,其余四项对经济贡献自我评价作用显著。

对于医务社工在开展志愿服务项目中的角色探讨

通过以某志愿服务项目为例探讨了医务社工扮演的规划者、组织者、评估者以及倡导者等角色及医务社工专业力量容易被行政力量"同化",医务社工与志愿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医务社工在倡导医疗资源的公平性而无法保障更多人的服务需求时面临的角色困惑等。并针对此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加强专业修养,做好自身角色定位;完善志愿者管理与激励机制,促进医务社工与志愿者的联动;在专业化与行政化互动过程中争取行政力量的认可;倡导更高层面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