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四种未刊文献介绍

根据新采集的定县简广域高清图像,可以进一步了解过去未曾发表的《哀公问五义》《保傅》《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以及数术类文献(原称《日书·占卜》)四种的具体内容。其中《哀公问五义》《保傅》大多能与传世文本相对照,增进我们对《大戴礼记》等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或与起居注类文献相关,也可为汉代交通与礼制研究提供新材料;《日书》《占卜》等,可以丰富我们对汉代数术类文献的了解。

论嵇康对儒家乐教的解构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所有论点,其实皆根基于音乐的本质是气这一观念。首先,音乐是天地和合过程中禀气而生成的客观物质,能独立于人而存在。人自身的情感,无法影响到音乐所具备的客观独立性。其次,音乐与人情感的关系是,旋律节奏的“舒急”会使人产生“躁静”之反应。人一旦进入“躁静”状态便会失去平和,从而将事先已积压在内心但并未表现出来的情感状态进行显露。音乐的教化作用、道德意义只表现在是否能帮助人实现平和,这也是雅乐与郑声的根本区别。最后,嵇康与儒家皆提倡以乐为教,二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乐这一概念的定义上。嵇康并不否定乐教的价值,而是要对究竟什么是乐,音乐与人内在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如何具体实现乐教等根本问题提出异议。嵇康试图以一种符合于其持有的气化宇宙论、自然哲学的音乐观念与乐教主张取代儒家乐教,这是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种表现。

胶艾汤与四物汤对子宫出血模型大鼠保血功效的比较研究

胶艾汤首载于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四物汤首载于唐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由胶艾汤减阿胶、艾叶和甘草三味，干地黄易为熟地，芍药定为白芍而成。胶艾汤衍化为四物汤，主治病症由漏下、半产出血及妊娠下血、妊娠腹痛衍化为血虚血瘀、月经不调。前期试验研究表明胶艾汤衍化为四物汤后活血功效增强［1］，本实验采用子宫出血动物模型评价胶艾汤衍化为四物汤前后的保血效应，以期为阐明两方衍化配伍机制［2］和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关于もののあはれ汉译的几点思考

当代文论在评说日本文学时广泛使用的"物哀"概念,源于对源词组もののあはれ的"拿来"式处理,却因语义不明产生了广泛性误读。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源语在平安朝和江户时代不同语境下的语义内涵及其共通的基本含义;提出对もの的看法;对あはれ与"哀"字的关系做出推测;得出源语的意义不完全是"哀愁"(其仅为人类情感之一种),用"情趣情感"等词汇理解并翻译的结论。这种主张同时照顾到长期使用"物哀"带来的社会心理现实。

嵇康之《声无哀乐论》浅议

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嵇康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其代表作《声无哀乐论》一直引起后人的关注和争议。把音乐之美,从传统的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化成为个体人格的心灵自由的媒介,是嵇康《声无哀乐论》这篇名作所要说的中心内容。

论艾芜的极限体验及其《南行记》

艾芜在西南边地的漂泊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体验,也是一种极限体验。极限体验使作者能更贴近地了解流浪者的痛苦,促成其短篇小说集《南行记》的成功。艾芜保留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感,对流浪者有所保留和批判。这种批判脱离不了极限体验所带给作者的情感联系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也造成了作品风格和创作手法的不统一。

论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美学思想

以“和”为美是嵇康《声无哀乐论》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在哲学的层面是指宇宙自然的和谐统一,它体现了宇宙生成的法则和规律。而这种法则的最好承载者是音乐,音乐代表了这种和谐统一,所以,“和”美是音乐追求的最高理想。嵇康以“和”论乐,认为音乐的本体是与时代政治和人的情感无关的自然之和;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上,认为音乐与情感并无必然的联系,而是一种对应关系;音乐除了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外,还具有“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娱乐功能。

艾芜与高尔基流浪汉小说比较论

高尔基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左翼"的重要代表艾芜在流浪经历、流浪汉小说创作及人道主义思想方面寻绎到他与高尔基的共性特质。但二者不同的童年经历、文化传统熏染和流浪心态,又使他们的文本世界彰显出某些差异性,这集中体现在挖掘人性的深度、批判现实的力度、反抗意识的强度等几个方面。通过艾芜与高尔基流浪汉小说的比较分析,不仅可以清晰两人流浪汉小说的创作取向、文本内涵、风格特征和重要贡献,而且还可以对当下底层写作存在的问题作出有效的回应。

绚丽的历史想象 苍凉的人性悲歌——读《午门的暧昧》

何大草的长篇小说《午门的暧昧》惯常于久远历史的屏息凝视中 ,展开奇异瑰丽的想象 ;于大历史的罅隙边缘 ,设置曲折诡谲的迷宫 ;于历史局部的精雕细镂与整体的扑朔迷离中 ,寄寓人类生存困境的当下追思 。

论张金吾的学术取向——以《爱日精庐藏书志》为中心

清代藏书家张金吾的学术取向中,以重视藏书、提倡读书为学问品行之本,推崇先贤、博采众长为学术研究之基,突破旧例、创设新制为学术精进之路,考证谨慎、不下妄语为学术立说之范。这些学术取向的形成与其家学渊源、个人的学术自觉及当时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正是秉承上述学术取向,张金吾在目录学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保存了丰富的书目文献资料,还创新体例,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而且留下了大量的目录学著述。这些学术成就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推动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

《山峡中》的“浮士德冒险”与现代人的诞生

《南行记》中的"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切近鲁迅所说"中国新青年",同时也最切近世界性的浮士德精神的人物。"我"在《山峡中》中的经历,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浮士德冒险"故事。小说全面展示了作为现代人的"我"如何在过去、现在、未来三种不同的生活世界中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造就自己行动的哲学的内在机制,创造了一种永远向着未来展开的现代性伦理。

知识形态、国民性话语与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艾芜《南行记》的“国民性”书写

艾芜在小说《南行记》中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形态: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地方知识"。通过对"地方知识"的强调以及对书本知识的悬搁,小说使五四以来的国民性话语发生了异变,不再将底层视为启蒙的对象,反而一定程度地凸显了底层的历史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的凸显是通过小说底层叙事中的教育话语来完成的,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叙事者"我"对"自我/他者"身份的界定;其次是在小说的空间描写中对压迫话语的抽象批判;最后则是作者本人的观影体验激发其对底层知识的强烈关注。显然,《南行记》对底层知识的书写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它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性与地方性的文化冲突中自觉形成的阶级想象。

艾芜的云南体验和边地书写

云南是艾芜获取创作素材的重要"基地",也为艾芜人生哲学的形成提供了空间机缘。艾芜在云南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以及南行期间形成的人生哲学,共同参与了他的文学实践,他的云南"种子"记忆呈现"自居"与"间离"的精神张力,赋予他别具一格的"背景"写作艺术。

“事事无碍”、“文字禅”与释惠洪的诗风

华严四祖澄观创立的"四法界说"是华严宗法界观的典型表述,其中"事事无碍"处于最高法界。作为禅宗黄龙派真净克文禅师的弟子,释惠洪深受"事事无碍"说影响,同时又标举"文字禅"理论,使其诗不回避日常的饥餐困眠而平俗率易,不舍声色而"好为绮语"。在他人生困厄时,"事事无碍"给他以理念支撑,苏轼在禅与诗的融合上又为他提供了艺术实践的典范。释惠洪不单从禅宗那里有了精神慰藉,也在文艺上找到了精神家园。他虽然未能使佛教再度兴盛,却给诗与禅的结合,提供了又一有效途径,是对中国近古诗学的一个不小贡献。

艾芜抗战小说的巴蜀文化气韵

艾芜的抗战小说具有浓郁的巴蜀文化气韵。如《山野》在艺术手法上,作家或通过叙述者对叙述手法与叙述时间的控制,即通过插入停顿、重复叙述、倒述等手段,改变文本的叙述时长,形成缓慢匀缓的速度与节奏,契合巴蜀之人安逸闲适与自由散漫的性情;或以简单的几个人物勾画出一场耿直燥辣、爱恨分明,充满激情的山地战,映现巴蜀儿女耿直燥辣、爱拼敢闯的人物性格。在人物塑造上,艾芜以蜀地民兵、荣归军人、逃兵以及难民等,构成了其抗战小说的人物全图,其中,又以荣归军人塑造最具特色。在小说意象的营建上,艾芜选取了具有典型巴蜀文学气韵的"洄水沱"意象,将表面上缓和平静,实则暗流汹涌,汇污积垢、杀机四伏的巴蜀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艾芜的抗战小说呈现出特有的巴蜀文化气韵,焕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沈阳五爱市场物流发展的SWOT分析

批发市场在流通领域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上连生产企业下接零售部门,可见其物流效率直接影响整个供应链。文中通过应用SWOT方法对沈阳五爱市场的物流做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物流策略。

关于思想家嵇康

在中古玄学清谈的热门话题中,"养生"与"声无哀乐"这两个题目是由嵇康率先提出来的。《养生论》全面论述了嵇康的人生哲学,其不过问政治、坚决不肯出仕等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此论中关于养生长寿之道的意见至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声无哀乐论》高度重视欣赏者的主体性,将传统观念加在纯音乐上的教化负担予以剥离,批评前人有关音声接受方面的某些记载乃是故神其说,并明确指出讨论问题应当首先明其"自然之理",对经典中的"俗儒妄记"应当用清明的理性加以分析而不能迷信,表现了一位大思想家的丰采。

从他乡到故乡:艾芜的精神之旅

过去人们多是从题材、人物、艺术方面谈论艾芜小说的独特性,少有人谈论其间反映出的艾芜思想、情感、心理的独特性。《南行记》以"异域情调"为文坛关注,稍后艾芜却转向描写岷沱流域的故乡,显示出与《南行记》不一样的价值取向。从他乡到故乡,不只是艺术之旅,更是艾芜的精神之旅。

残忍的才华——五篇小说的比较分析

现代作家中不乏写残忍故事的高手,他们各具特色。艾芜《山峡中》用温情融化残忍,刘庆邦《逃荒》用温情为残忍辩护,张爱玲《金锁记》讲述了温情转化为残忍的过程,余华《现实一种》展示了暴力的极端形式,鲁迅《药》却重在思想层面的深刻。

艾芜《南行记》中底层人物形象塑造的鲁迅因子

艾芜是一位体验过人世底层苦难生活的作家。他在进行文学写作时,自觉地取材于中国底层社会,将下层劳动者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观照对象。他在自己著名的小说《南行记》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奇异而丰满的底层人物形象,并在这些人物形象中注入了鲁迅因子。因此他们有着与鲁迅笔下底层人物一样的暗淡人生、灰色命运和悲苦境遇。但又由于生活环境不同,所以他们在对待相同的命运时,却表现出不同的生命意向和理想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