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四川广元千佛崖武周至开元时期佛教造像研究

武周至开元时期(690—740年左右),四川广元千佛崖石窟造像活动兴盛。期间,千佛崖诸窟的营建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690至700年代,以第535窟为代表,造像诸形式上可见650年代皇泽寺石窟的强烈影响;第二期为710年代初至720年代前半,形成了以第366、513窟为代表的两大造像系统;第三期约从720年代前中期至741年,出现了完全融合第二期两大系统形式的造像风格。这应是广元千佛崖造像体系自立性发展的结果。

《竹书纪年》所记录的商年代

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商年代,与现存古本《竹书纪年》的佚文及其他古籍中的相关材料相对照,仍可证其基本保存了古本《竹书纪年》原载的商年代数据。据此校订,可以列出详细的商代王年表。今本《竹书纪年》为现今所知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记录。

对西周诸王王年的最终修正意见

作者以历法史家的眼光,重新审视了西周历法的性质,从理论上否定了以往考古界对西周历法的假设,提出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历法模型,并以这个模型设定的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日期框架,对已经考定是宣、幽二王时期四要素俱全的铜器进行检验.文章重新改定了所谓的共王标准器的王世和第一代晋侯受封之年的王世.此外,以《尚书》和《汉书·律历志·世经》记载的五星聚之年、距克商之年数,第一次推定克商之年的绝对年代,证明了《简本》给出的克商之年是可信的、有根据的,由此修正了以往的传统观念.推导出的西周诸王王年,达到了历史文献、青铜器铭文记录、天再旦和五星聚会相配合的圆满结果.

论武周时期的酷吏

武周时期曾出现过不少酷吏。关于武周酷吏的定位 ,不仅影响到对武则天的评价 ,而且关系到如何认识武周社会。武则天是个铁腕人物 ,为了打击政敌 ,巩固地位 ,不惜重用酷吏 ,制造冤狱 ,但不能就此认定其生性残忍 ,“阴鸷好杀”。同时 ,酷吏是上层统治者之间矛盾和斗争的产物 ,他们只是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一系列混乱 ,并没有影响到武周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明洪武朝哈密研究二题

通过对明洪武时期故元兀纳失里大王的考察,可以认为北元灭亡后,兀纳失里大王成为漠北西部的一支重要势力,但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哈梅里回回阿老丁来朝入贡,并非《明史·哈梅里传》所言是受哈梅里兀纳失里大王所遣。而且,本为故元出伯系的威武西宁王兀纳失里,其继承宽彻系肃王王号的时间,疑在洪武十四年至二十一年之间。洪武二十四年,明朝征讨哈梅里王兀纳失里之事,应是兀纳失里遣兵寇边所致。

武周年号考析

不同时期封建帝王的年号,均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通过对武周年号中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宗教文化内涵的考证,论述武则天依人依时依事,根据需要或儒或佛或道、或兼而有之,将自己的政治思想、宗教观念、心愿祈望等娴熟地运用到年号之中,揭示其微妙心态及精明的政治才干,以便更深刻地认识武周社会和武则天。

禁锢的环境 怵祸的心态──论洪武文字狱下的文学创作

论文通过对因文字狱而罹祸的文人的实例考察和对因高启腰斩而在诗文坛出现的大量祭诔文的分类剖析 ,探讨洪武文人在森严冷酷文字狱祸中的隐忍情怀与避祸心态 ,以及诗文创作领域由此而诱发的“台阁体”

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伦理道德状况及其现实启迪——基于女性及社会、家庭视角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这个时期以其独特的开放性,孕育出了一代独树一帜的女性。她们不仅开始从外在着装上大胆追求个性,更是敢于争取女性权利,于内在的思想上勇于突破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其中,一代女皇武则天就是这个时代杰出女性的代表。在武则天执政时期,禁区可以突破,命运更可以改变。社会伦理道德状况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统治者本身具有少数民族血统,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的鲜明特点;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与各民族成员相互融合,形成了胡汉一体的唐代文明;在家庭中妻子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女性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这些历史发展成果具有深远的意义,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参鉴价值。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女性承受的社会、家庭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应汲取唐朝伦理道德的精华,为思想扮上"唐妆"。新时期的中国女性应懂得如何释放压力,在社会生活中应更加自立、自主、自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孙吴“赤乌改元”考论

历代因符瑞而更改年号的事例有很多,而孙吴的"赤乌改元"却有些反常,孙权否决了群臣的提议,没有以当时的瑞兽麒麟为年号,而以赤乌来命名。此事甚小,然而牵涉甚广,如果将其与之前的"禁官奔丧"和"孟宗奔丧"事件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些与孙吴的治国方略有密切关系。表面上这是一场符瑞之争,实际上是革新力量与传统政治势力的斗争,即关于政治理念的争执。改元事件也是孙吴政治格局变动的产物,孙权借传统派领袖张昭去世的机会,从"禁官奔丧"开始,持续挑战传统政治势力,最终在"赤乌改元"时基本完成对他们的压制。至此,两派的争执阶段性完结,革新势力占据上风,孙吴的政治由保守向革新过渡,并由此开启了新的历史进程。

把明代文学带入地狱的阴魂——洪武文字狱

比起唐朝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明代的文坛却无所作为。通过对洪武朝文字狱个案的梳理与分析,发现明代的文字狱直接影响了该时代文学的发展,是明朝文坛衰落的重要因素。文字狱像一个勾人魂魄的阴魂,在把明代文人带入"地狱"的同时,也把明代文学带入了"地狱"。

青鸾几时杳 钿车何时别——再议吴文英苏妾离去之时间

苏妾的离去,无疑是文英生活和创作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文英几首写作时间确定的作品看,苏妾离开文英是在淳祐二年(1242年),而非淳祐四年(1244年)。

儒家的仁政思想与文景之治

仁政思想是儒家的核心思想 ,文景之治的取得关键在于尊崇儒家思想 ,实行仁政。文景二帝在位期间 ,正法省刑 ,宽慈待民 ;重农富民 ,与民同乐 ;轻徭薄赋 ,节用爱民 ;任贤惩奸 ,安养吏民。要大治国家 ,强邦富民 ,就必须以文景之治为鉴 ,以文景二帝为典范 ,推行仁政 。

从武氏家族内部关系变迁看武则天晚年还政李唐的必然性

目前,学术界武则天晚年还政李唐的原因大都归因于狄仁杰等大臣的劝谏。通过对武氏家族内部关系的前后变化及武承嗣、武三思等武氏后裔的才学、品行及在朝中的威信等分析后可知,武则天晚年还政李唐是一种必然选择。

晚清民初“夢窗熱”溯源:從周濟與吴中詞人的創作看夢窗詞的崛起

晚清民初詞壇向有“夢窗熱”一説,指當時詞人特重夢窗詞,學夢窗成風。吴文英在詞史上的升降浮沈落差甚大。自清代中後期,夢窗開始進入詞家的視野,並受到一定的推崇,而在晚清民初一躍成爲詞壇圭臬。箇中原因,耐人尋味,也可見夢窗詞獨特的魅力。道光詞壇的重要選本《宋四家詞選》和《宋七家詞選》等,以及一些相關的評論,都可視爲吴文英詞崛起的端倪。隨著論者對夢窗詞更深入的認知,他們在創作中對夢窗詞亦有一定程度的仿擬和化用。本文以這個時期爲日後“夢窗熱”之發端,並擬結合詞論,觀察周濟及吴中詞人在創作時對夢窗詞的摹習。

咸同之交江南的战局与政局:以吴煦为中心

1850年代中期,江浙官绅集团逐步形成。该集团以吴煦为首,与代表中枢权威的何桂清等人有良好的合作。在这个时期,该集团在财政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也一度借太平军内讧,维持了江浙政局的稳定。1860年,再度兴起的太平军大败何桂清,曾国藩主政江南。借咸丰帝对何桂清的不满及江浙官绅对何氏的庇佑,曾国藩与李鸿章逐步整饬江南官场。吴煦虽有心投靠湘淮系,却终被逐出官场。湘淮系虽握有武力,也有自强的话语,但因与江浙官绅交恶,终未能在财政方面有更大的突破,成为他们自己和清政府日后政局转变的桎梏。

黄帝传说与《史记》的政治传统建构

《尚书》始于尧舜,这是经过孔子编订,汉代经学确立的权威的历史开端。司马迁所见所闻并不多于孔子,何以将历史的开端提前至黄帝?这是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在为汉武帝托古改制而努力建构改元封禅的政治传统。太初改制在秦汉帝国革新更始的思潮中,围绕改历和封禅展开,《史记》确立“汉兴复当黄帝时”的新纪元。司马迁根据汉武帝改制的需要书写黄帝,也利用黄帝为武帝改制提供了历史和思想的“证据”。此过程体现了他为汉家立法,以当代圣人书写当代经书的雄心,最终也成为他遭受宫刑的原因。

永顺老司城一品夫人墓碑铭文信息解读

湖南永顺老司城一品夫人墓碑,极其罕见地使用吴三桂所建的"周"政权纪年,历经300余年不废,是研究"三藩之乱"中土家族土司政治取向的重要文物资料。其铭文中所透露的信息,为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土家族"风水"现象和土司承袭制度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乾隆朝内务府对库存参斤的管理——以内务府的“参斤变价”为考察对象

随着东北采参业为清朝皇室所垄断,乾隆朝盛京、吉林及宁古塔三处的大量参斤进献清宫。由于皇室消耗有限,内务府库内积存了大量参斤。在借鉴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内务府通过种种途径将库存参斤变价。在参斤变价过程中,内务府严格控制参价,通过对京中王公、江南织造等处的掠夺获得了丰厚的收益,由此参斤变价成为乾隆朝内务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但这是内务府对东北参斤垄断的结果,亦是皇权至上的结果。并且,乾隆朝内务府的参斤变价活动加剧了对三处参山的掠夺,最终导致东北参源的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