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诸葛亮《答李严书》考析

《北堂书钞》收录有诸葛亮《答李严书》“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一信,学界对于“八十万斛”记载的真实性以及“妾无副服”的理解都存有争议。根据对书信撰写时代背景和文献的分析,“八十万斛”应为“八千斛”之误。“妾”应专指姬妾,“副”指多余的,“妾无副服”即是姬妾没有富余的衣服。同时,由于该书与诸葛亮《答李严(劝受九锡)书》的写作时间非常接近,且二书内容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故二者或为同一封书信,均作于蜀汉建兴七年(229)。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吴汝纶杜诗评点及其影响

以古文之法阅读和批评诗歌是桐城派诗学的重要理念。吴汝纶评点杜诗是桐城派阅读杜诗的典型。吴氏评杜方式主要有圈点、眉评、夹评和总评等。圈点的主观性较强,不易理解。评语大都简洁明晰,一方面在题下编年系地、疏通典故和解读诗意,另一方面引用张裕钊评语揭示杜诗艺术渊源、语言风格和文法妙处。又较多用“横截”诗学批评术语,其含义是表达诗意与诗句的分层、气势与情感的阻滞。这是吴汝纶继承方东树《昭昧詹言》以文法论诗方式下的评点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吴汝纶的杜诗评点及其方式,对吴闿生《古今诗范》的评点影响巨大。

论吴梯和李黼平对杜诗的解读及其影响

杜甫诗歌的“经典性”是通过后人的阅读、阐释与传播建构起来的。相同的杜诗文本经由不同读者的解读,会产生相同或相异的结果。清代中期岭南人吴梯和李黼平对杜诗进行了解读,并撰写了“读杜笔记”。这些笔记的写作时间、写作动机、写作体例和写作内容均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吴梯的解读视野要比李黼平更加宽广。二人不仅对前人的杜诗解读提出了商榷意见,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杜诗;还传承了人所公认的“经典”杜诗,并对某些原本没有被人熟知的杜诗进行了深刻、细致的剖析。

论吴梅村“三行”诗对杜诗“三吏三别”的接受

吴梅村的“歌行”诗最为时人称道,其中《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对杜甫的“三吏三别”多有接受。《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以重大现实事件为题材,以今昔对比、官民对比为主线,语言通俗平实,诗史思维贯穿其中。梅村“三行”诗在接受杜诗“三吏三别”叙事手法和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多方融合与创新,造就了吴梅村歌行体叙事诗的新境界,享誉清代诗坛的“梅村体”与梅村对杜甫“史诗”传统的继承和接受关系密切。

傅抱石人物画《苏武牧羊》与日本绘画关系考释

关于傅抱石的人物画《苏武牧羊》是否受日本绘画影响,学界对此意见不一。对比构图内容、人物形象塑造发现《苏武牧羊》很可能借鉴了中村不折的油画《苏武之苦节》,而傅抱石观看此幅画作图像的途径可能是他在日本收集的画册图录或通过国内的美术刊物《北洋画报》等。此外参照《苏武之苦节》可认为《苏武牧羊》的画题是“苏李诀别”,同时结合时局背景来看《苏武牧羊》的创作背后潜藏的是其深深爱国之情。

唐《陆逵墓志》考释--兼对大和元年天平军变乱的探讨

出身自中古名门吴郡陆氏的陆逵,其墓志系“逆修”,即为提前撰写。陆逵一生任官较多,最后官至德州刺史,但史籍无考。从其墓志可知,其事迹颇为传奇且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他见证并制止了不见载于传统史籍中的发生在邠宁镇与天平镇的两次变乱。尤其是天平镇的变乱——节度使乌重胤死后原郓州牙兵和支郡兵的变乱,实际上是原淄青系藩镇去河朔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结果,可以视为原淄青系藩镇对去河朔化成为中央顺地的反抗。

现象、本质、价值--论《老子》之“常”的三重进境

“常”作为独立的哲学范畴,是理解《老子》“道”论的重要维度之一。“常”在时间上表现了“道”的恒久性,在空间上表现了“道”的稳定性。理解“常”需经过三重进境。首先,要明“常”之现象。“常”在万物的生命历程中表现为“复命”,在万物的生命状态上表现为“知和”。其次,要达“常”之本质。“常”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了“道”循环往复的周行过程,在空间维度上呈现了“道”比于赤子的和谐状态。最后,要显“常”之价值。“常”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中去,政治化为“无为”之道与“损益”之道,使国家长治久安成为可能。

反相离子对高效液相色谱法分离测定川乌和附片中乌头类生物碱的方法研究

本文建立了反相离子对高效液相色谱法分离测定川乌、附片中３种重要生物碱。本法分离度好、灵敏度高、选择性好、准确、快速。

四物汤及衍化方香附四物汤挥发性成分与子宫平滑肌收缩效应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四物汤及类方香附四物汤挥发性成分与子宫平滑肌收缩效应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GC-MS联用技术对四物汤、香附四物汤及组方中富含挥发性成分药材当归、川芎、香附、木香的挥发油成分进行分析鉴定;采用小鼠离体子宫收缩试验对四物汤、香附四物汤及组方药材挥发性成分的生物效应进行评价;选择相对含量高于1%的挥发性成分(53个)与子宫收缩效应的生物信息建立多变量数学模型,采用主成分分析(PCA)法对其相关性进行分析评价。结果:四物汤、香附四物汤挥发油的GC-MSTIC化学信号主要来源于当归、川芎药材的贡献;香附四物汤中对应于香附、木香的挥发性成分信号数及相对丰度表现均不及两药材挥发油各自的组成及相对含量;PCA分析结果表明21个化学成分对活性贡献率较大,其中对四物汤挥发油活性贡献率较大的成分主要有:(Z)-ligustilide、cis-ocimene、γ-selinene、Spathulenol、3-butylidene phathalide、(E)-ligustilide等;对香附四物汤挥发油活性贡献率较大的成分主要有:Dehydrocostuslactone、Cyperene、β-caryophyllene、γ-selinene、Curcumene、α-elemene、β- cyperone、α-cvperone、(Z)-ligustilide、Squalene等,分析结果支持了本实验结果。结论:香附四物汤中的挥发油部位具有显著的抑制子宫平滑肌收缩效应;香附四物汤挥发油活性优于四物汤及各组方药材挥发油。其中作为行气、止痛、调经常用药材的香附、木香挥发性成分与治疗气滞血瘀型痛经密切相关。同时,本文采用的GC-MS和PCA联用方法可以较客观的评价化学成分对活性的贡献率,分析化学成分与生物效应之间的相关性,故该方法可为方剂复杂效应物质的阐明提供思路和方法的借鉴与参考。

从《舞赋》看汉代人的乐舞观

汉代乐舞是百戏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傅毅和张衡的《舞赋》均描绘了当时舞蹈的演出盛况,从中可见汉代人开放、包容的乐舞观,其中也不乏儒家乐舞观的影响;汉代乐舞还具有新颖的形式和高超的艺术水准,并具有十分先进的舞蹈编排理念。

尹湾汉简《神乌傅(赋)》考论

《神乌傅》第20简上的双行小字,并非作者或传写者的题款,它只不过是赠物者的一个签名。《神乌傅》的主题,仅就神乌故事本身立论是不够的,应该充分重视作者自己的意见,即《传》中所宣扬的弃利避害、全身远祸。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来看,这一主题的形成与武、昭之际文学、贤良上仁义、疾权利的思想行为不无关系。神乌所负载的文化含义,论者多以仁、孝求之,然而赋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乌与它鸟相斗而致死。乌与它鸟相斗致死这一现象,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却不是视为吉祥,而是视为黑祥,统治者及五行家出于强烈的政治目的往往把它与当时所发生的重大的反叛事件牵合在一起,因此,此赋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神乌傅》的形式,不能简单地因其写了一个乌的故事就把它看作民间俗赋或民间故事赋,从该赋在各个方面显现的特征来看,它还是属于汉代典型的文人赋的形式。可以初步判定《神乌傅》的具体写作时间当在汉昭帝元凤元年稍后。

六朝《异物志》与文学

在考察六朝《异物志》之存佚的文献基础上,对《异物志》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异物志》的出现为六朝文学特别是咏物赋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畛域;而六朝文学之影响于《异物志》的写作,则主要表现在使《异物志》的文学性得到加强。

村庄选举中的“家族争斗”与“群体焦虑”——以Z省S县西坪村为例

实行"乡村分治"之后,政府的行政权力适度回缩,造成了管理上的松动和缺位,于是村委会选举成为乡镇政府和村民都十分重视的大事。人们参选的动机各异,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积淀下来的"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派生的"群体焦虑"却是相同的。"群体焦虑"使基层的民主选举变成一场以家族为单位的"家族争斗",从而导致了群体对基层民主的强力冲击。但是平息"群体焦虑"仍需要更高层次的民主,没有现代化民主也不可能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觉醒与抗争:北洋军阀吴佩孚民族意识述评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的直系首领,在激烈动荡的年代,曾纵横捭阖,翻云覆雨;或排斥异己,挑起战端,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长期以来,被视作"反动军阀"与"人民公敌",然而,这并非其人生的全部。"五四"时期以"爱国将军"声名鹊起;北伐之后,落魄下野,即使处境艰难,仍以家国为念,面对日伪的威逼利诱,依然洁身自好,自全名节,浓厚的民族意识渗透其一生的方方面面,晚年演绎了一段失败英雄的悲壮传奇。

媒介、主义与政争:五四前后吴佩孚的崛起与权势转移

从1918年8月到1920年8月的两年间,吴佩孚实现了从"北洋师长"到"政治领袖"的身份转型,而这一转型,除了吴氏拥有的军力因素之外,还与其借助大众媒介的宣传造势有关。也就是说,吴佩孚是通过"公电"媒介来传播他的"民治主义"、"民族主义"、"和平主张"而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吴佩孚应时而动,通过大众传媒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对"军阀主义"和重视民意的爱国军人形象,而将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作为对抗五四新潮流的"反面对象",予以尖锐批判。在与皖系军阀的政治较量中,吴佩孚高举反日爱国的民族主义旗帜,获得了政治斗争的话语权,并最终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打败皖系军阀,实现了他的政治优势与军事优势的双结合,完成中国政治权势从皖系到直系的转移。

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既往对西周服制的研究集中于服制形态的居多,而对西周服制的建构及其反映的国家结构形态与国家治理研究不足。西周王朝以建立五服制的方式建构国家结构形态,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治理。周成王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建立起甸服:第一,册命王朝大臣,赐以管理大小不等的土地和数量不等的若干族群;第二,划出特别的区域安置征服的异族与历史上遗留的姬姓族邦,设立邦君及其臣僚,管理这些族邦。周成王以赐命、封建的礼仪,建立大小不等的诸侯宗族体系,形成侯服、宾服。周成王举行会盟诸侯、方国的典礼,将征服的淮夷、荆蛮划为要服,戎狄划为荒服,使要服、荒服亦融入到周王朝国家之中。由是周王朝建构起以周王为天子,西部以宗周五邑为中心及甸服内朝臣、邦君宗族为主,东方以成周为中心的甸服朝臣、侯服宾服诸侯,南部、东部蛮夷方国,西部、北部地区戎狄方国臣服于周的国家结构形态。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册封诸侯封地,纳方国于要服、荒服体系的方式,实现了对宗周地区、成周地区及地方诸侯体系和边疆方国地区的治理。

清季内务府与北京银号借贷关系浅探

咸丰以降,清王朝的经济日趋艰难。作为"首善之地"的京城,其经济亦遭受严重考验。在此期间,作为旧金融机构的钱铺对北京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时的内务府深陷入不敷出之境地,财政极为困难。为了筹措经费,内务府与北京银号发生了联系,二者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这一借贷关系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它对内务府及北京银号都有深刻的影响。

中原文明核心区形成初探

目前学术界在如何解释中华文明从“起源”时多源,到走向“形成”时以中原为核心这一历史现象时,仍然存在分歧。之所以在东方会出现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形成道路,是与中原地区从微观到宏观的大协作式生产方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资源优势,和不以掠夺、而以求得安定为主要目的的对周边族群策略分不开的,这形成了中原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内吸外抚”效应。为了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中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相区分,在不十分严格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五服”来形容这一文明核心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