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吴贞《伤寒指掌》疫病学术思想探析

吴贞所著《伤寒指掌》蕴含丰富的疫病辨治思想,书中关于疫病防治的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指导意义。吴贞认为疫病类伤寒非一般伤寒,并将疫病分内、外因进行探究,除采用传统病性分类法外,创造性地提出了疫病手、足分型。察舌诊疫是吴贞最具代表性的疫病诊疗学术特色,为后世疫病的临床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吴贞据病择法,灵活运用六经、三焦、卫气营血等辨证方法,统方遣药,治疗疫病。本文从疫病成因、疫病分型、察舌诊疫、治法方药等四个方面对《伤寒指掌》中的治疫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当代疫病的诊疗提供思路,丰富和完善中医防治疫病体系。

论艾兹奥尼对学校道德领导思想的贡献及启示

萨乔万尼学校道德领导思想的诞生,固然与其独特的学习和工作经历高度相关,但也深受其他一些思想家及其理论的影响,其中艾兹奥尼及其组织社会学理论的影响至关重要。艾兹奥尼对社会生活抱有共同体价值观和道德激励信念,他将社会学研究责任与社会公共事务相关联,其组织社会学理论对学校管理有重要价值。艾兹奥尼的观点是西方学校管理的理论基础之一,分析艾兹奥尼的顺从理论、共同体价值观、共同体结构等,对于深刻认识和理解萨乔万尼学校道德领导思想很有必要。基于艾兹奥尼理论中蕴涵的学校道德领导思想所提出的道德参与是教育领导的核心、学校是具有道德契约的“共同体”、把学校建设成为“生活世界的共同体”等理念和主张,不仅影响了萨乔万尼学校道德领导思想,而且对中国高校管理实践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浅析T型帛画中日月同辉之象的意蕴

“帛”即白色丝织品,古人常于帛上作画,通过帛画可探究古人对宇宙人间的认知与追求。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T型帛画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以神龙串联天界、人间、地狱三景。其中帛画的天界部分出现了阳乌与蟾蜍并存的日月同辉之象。这种现象背后的思想渊源主要为“天人合一”观、谶纬神学观以及阴阳五行观。阳乌与蟾蜍形象是汉代社会思想具化而成的人文产物,作为日与月的符号象征共同出现,蕴含了汉代人引魂升天、阴阳和谐的宇宙生死观。

“外儒内霸”方略下的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论汉武帝的文艺改革及其合法性危机

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一言以蔽之即“外儒内霸”,武帝君臣的很多改革都是在儒家礼乐的包装下进行的。如在理政方针上,他们采用的是“以儒术缘饰文法吏事”;在文化生活上,他们采用的是“内多欲而外施(饰)仁义”;在诗乐革新上,他们假借郊祀之名,以掩盖情感娱乐宣泄之实;在辞赋创作上,他们通过“曲终奏雅”,为骋才驰藻的唯美好尚披上合法的外衣。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武帝君臣的文艺改革只是感性的觉醒,对于人的审美消费的合法性,他们并未在理论上获得真正的突破。对于武帝君臣开创的文艺新风,哀帝君臣所以敢公然否定,这与他们的改革举措缺乏直接理论支持有关。脱离这一点,不仅无法对武帝一朝的文艺改革进行准确定位,而且对两汉文艺的发展脉络也难以给出合理解释。

汉唐医籍中吴茱萸类方辨治心力衰竭的学术思想探析

通过对《伤寒论》《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方》等古籍中治疗脚气病、水肿病、咳嗽上气病、奔豚病的吴茱萸类方进行梳理分析、归纳、研究,发现吴茱萸类方多具有温阳下气利水,镇咳除满消胀之效,常用于脚气病、水肿病、咳嗽上气病、奔豚病中急危重症的治疗。汉唐医家在应用吴茱萸类方辨治以肿、喘、咳、唾、满、烦为主要表现的急危重症方面经验丰富,并提出关于服药后详细的将息调护方法,此或为中医药辨治心力衰竭提供新的思路方法及方剂参考。

西汉时期武功爵制及其“类国债”职能

武功爵制是西汉武帝时期为缓解财政支用不足而专门设立的新爵制度。政府对该种爵制作出有别于传统军功爵的政策安排,允许中下级爵位获得者自行寻求变现。在一定时期内,武功爵在弥补政府支出不足上的确发挥“国债”作用,即将短期内需要大量支付的赏赐支出转化为可以在长期以爵位收益进行偿还的政府债务,为西汉政府解决短期的财政困难提供缓冲时间。但是,由于在爵位交易中存在着不对称信息以及缺乏长效的制度建设,武功爵逐渐成为西汉政府将战争成本转嫁至爵位持有者的手段。

《新唐书·吴元济传》采录韩愈《平淮西碑》考论

韩愈《平淮西碑》为宪宗时期所作,因过于赞颂裴度之功而被斥为“碑辞不实”,由此引发诸多论辩。两《唐书》编修者对《平淮西碑》所持的不同态度,导致两部唐史对这一文本的采录出现差异。《旧唐书》以记载事件为主,《新唐书》则在吴元济传记中全文采录《平淮西碑》,对韩氏的评价带有明显倾向性。两《唐书》对《平淮西碑》采录的差异,不但反映了时代环境、史家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对史书编修者的影响,而且展现了中唐至北宋时期史家思想观念的嬗变。

医院吸收社会资本的可行性研究

为了了解医院吸收资本的情况,我们调查了浙江省温州、台州、宁波、杭州等地的19家医院和9家投资单位。结论:社会资本具有投资医院的意愿和能力,医院具有吸收社会资本的愿望和能力,但是,必须制定相关政策。建议:加强对社会资本投资医院的宏观调控;提供平等竞争的投资环境;加强对民营医院的规范化管理;加强对非营利性医院经营活动的监管。

吴晗先生和他的朱元璋传记

吴晗先生是我国卓越的明史专家,《朱元璋传》是其代表作之一。有关朱元璋传记的四个版本是吴晗先生个人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与学术研究现状的反映。他的多版朱元璋传记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历程,展示了他勇于探索、敢于自我批评和追求真知的学术精神。

汉武帝时期的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盛世军事活动频繁的时代。一方面,为了满足征战的需要,体育活动成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如射箭、蹴鞠、武术、田径、举重、摔跤等;另一方面,此时期的军事训练也带来了体育活动的发展。这一时期,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在相互融合中得到了共同发展。

日语汉字音中的长音与中古汉语音韵对应规律研究

日语语音体系中原本没有长音。长音就是吸收了汉语复合韵母的特点,结合日语语音规律,新增加的语音形式。从长音形成来源看,一种是中古汉语阴声韵末尾的[i]、[u]、[o]的音韵;另外两种来源是中古汉语阳声韵和入声韵。它们与日语汉字音中的长音形成整齐的对应关系。这种在中古汉语音韵影响下形成的语音,丰富了日语语音系统。

从创造到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

在新史学思想主导下，吴晗致力于一种社会的、民众的新明史研究，重新选择传统政治史的问题和研究路径，开创了以明史为中心、元明清一线贯通的研究模式。吴晗最具创造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明代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他不仅在这些方面开拓出对于明史研究的展开有着重要意义的新课题，而且对这些新课题进行了具有深度的研究，得到了后来学者的广泛认同。20世纪50年代，吴晗由学者变为社会教育家，全身心投入到历史普及，形成了一套关于历史通俗化和历史普及的理论和方法，成为普及历史知识的积极倡导者，为史学和社会结合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清热逐风合剂联合西药及康复综合疗法治疗膝骨关节炎发作期风湿热痹证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清热逐风合剂联合西药及康复综合疗法对膝骨关节炎(KOA)发作期风湿热痹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112例患者分层、分区组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6例。对照组予依托考昔片,60 mg/次,1次/d,口服;硫酸氨基葡萄糖片,0.628g/次,3次/d,口服;康复训练,每日2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清热逐风合剂,50 mL/次,3次/d,口服。2组均连续治疗2周。观察2组临床疗效,比较2组治疗前后中医症状评分、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量表(WOMAC)评分、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压痛指数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纤维蛋白原、红细胞沉降率、红细胞聚集指数)、血清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骨代谢指标(骨钙素、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5b、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水平,并对2组进行安全性评价。结果观察期间对照组、观察组分别脱落5、6例。观察组总有效率为88.0%(44/50),对照组为78.4%(40/51),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本组治疗前比较,2组治疗后中医症状评分、WOMAC评分、VAS评分、压痛指数明显下降(P<0.05);2组治疗后比较,观察组上述各项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与本组治疗前比较,2组治疗后血液流变学指标、血清炎症因子水平、骨代谢指标明显改善(P<0.05);2组治疗后比较,观察组上述实验室指标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2组均未见不良反应。结论清热逐风合剂联合西药及康复综合疗法能有效减轻KOA发作期风湿热痹证患者临床症状,控制血液流变学指标和炎症指标,改善骨代谢指标,提高疗效。

汉武帝与汉代体育的变迁

运用文献资料法,从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外交政策、个人喜好、追求升仙延寿几方面探讨了汉武帝对汉代体育发展的影响。认为汉代体育在汉武帝时期成型,形成娱乐体育、军事体育、养生体育三种形式发展的格局,娱乐体育成为有汉一代主要的体育形式。汉代体育展现了大汉气象,体现了积极为政治服务的功能。

“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

辛德勇先生新近撰文指出,司马光采录王俭的《汉武故事》刻意建构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资治通鉴》对武帝末年史事的记载并不可信,田余庆等前辈学者因盲从《通鉴》得出了汉武帝晚年存在政治转向的错误结论。辛先生文中存在不少史料误读现象,其结论不能成立:一是武帝末年的政治转向体现在悔过、劝农、休兵等一系列见诸《盐铁论》《汉书》的实际行动里,《通鉴》叙事与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构现象;二是遍检《通鉴》全书,叙事绝不采《汉武故事》,温公仅将其作为史料异文和批判对象列入《考异》,原书俱在,不容置疑;三是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通鉴》之叙事、议论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重构历史;四是《汉武故事》作者、年代迄无定论,辛文以刘宋比附西汉系悬拟之辞。

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考论篇

本《考论篇》讨论对汉儒研究的实证问题。第I节提出“多方全面”的关注和“理念贯通”的理解二者兼顾,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第II节引用多种史证分析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意指的正读与误读和对汉儒的经学大义、新莽政权、和光武帝应对措施的“多方全面”和“理念贯通”的理解。第III节论述东儒士独特的“改革·革命理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发展变化:“独行”、“清议”、“党锢”、反抗,和这论证与前史学理论的连结。

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

汉武帝元封五年设立的刺史制度，传统中的观点大多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了许多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其实，“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是将全国除京畿以外的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做“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有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

武汉樱花栽培历史和特点

樱花是国内外重要的观赏花卉。对武汉大学、武汉东湖樱花园、武汉黄陂清凉寨樱花的历史、特点等进行了研究。其中,武汉大学樱花始于1939年,具有较长的栽培、造景及观赏历史,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较系统的栽培技术研究;武汉东湖磨山樱园始建于1979年,具有种类多、品种多、特色资源丰富和栽培管理技艺高超的特点;武汉黄陂清凉寨的樱花始于野生樱花即中华樱花,具有原生态、数量大、花期长、野趣浓的特点。该研究旨在探讨武汉樱花栽培历史和特点,为武汉市的"赏花游"、"赏花经济"服务。

代天子立言:司马相如文本的精神解读

从景武之际到元狩四年这30年决定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司马相如以其一系列文本,一再为汉天子与汉帝国的内在意志立言。从内诫诸侯守职到外攘匈奴侵扰,从北出师以讨强胡到南驰使以化西南,从鼓荡大一统文化中国诞生到促成大一统文化中国实现,从"修山川之祠"到封禅泰山以告汉德大成,从"顺天道以杀伐"到"往而知返",这些具有汉武时代特征的进程,在相如文本中都得到了形象化体现。其中,《上林赋》于汉武即位初,先行代言出汉武"罪己诏"的本质内容,勾画出汉武"晚而改过"的未来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