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1910-1911年在东北防疫中任职“全权总医官”考

在1910-1911年东北鼠疫中,哈尔滨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和传播中心,中俄在此围绕防疫的交涉也不断升级。为化解危机,外务部派伍连德等医学专家到哈尔滨调查疫情并协助防疫。在疫情不断蔓延和俄方越俎代庖的双重压力下,经外务部和东北地方政府反复折冲,伍连德始被任命为"哈尔滨防疫局全权总医官";又历经法、英医生争权风波后,伍连德获得中国各级政府一致支持,领导哈尔滨防疫局制定和实施了诸如断绝交通、焚烧尸棺及染疫房屋、隔离检验等防疫措施。哈尔滨"全权总医官"的授予和具体职责的行使,是一个交织着中外各方、中央和地方、中西医学,以及官、绅、医之间的矛盾、妥协与合作的复杂过程,也呈现出清末东北地区在传染病冲击下的复杂历史面相。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卫生餐法”讨论与施行--伍连德对中华餐桌文明历史进步的贡献

1910年11月至1911年4月的东北鼠疫,将中国人食用野生动物习俗与人手一筷聚餐共食传统进食方式的弊病尖锐地暴露在世人面前。以1915年伍连德《卫生餐法》倡议为标志,随即引发了持续近30年的"卫生餐法"讨论。否定人手一筷一戳到底的中国传统"共食"方式弊病和改变饮食卫生的陋习,成全社会共识。旨在避免疾病传染的多种进餐改革试行方法被提出并实行,讨论集中并影响最大的是分食、公筷(公匙)法、双筷法三种方式。其中双筷制进食法为认同最集中,且施行自幼稚园至大学的各类各级学校、家庭并社会聚餐各种场合最为普遍。卫生餐法的讨论与施行,扩展为社会公共卫生、传染病防御、餐桌文明、学校教育、国民身心修养等广泛领域。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讨论与施行被时政形势阻断。2002年SARS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式传统"共食"方式的质疑,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使拷问炙及肤肌。

海峡华人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伍连德与林文庆的比较研究

以伍连德、林文庆为例,探讨了身处多种事实上或潜在的民族主义漩涡边界而又参与到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来的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相似的游走命运的结构性因素和造成他们被卷入民族主义漩涡的程度、表现形式的个性差别。对于领导或卷入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漩涡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绝大部分是在"家国同一"的时空里进行民族主义运动的建构或推动。伍连德和林文庆则因海峡华人社会特殊的多元族群环境处于多种民族主义发生作用的边界地带,而这样的边界状态却恰恰给予他们在"家"、"国"间游走甚至超脱民族主义的可能。

Pneumonic plague epidemic in Northeast China in 1910-1911： Dr. Wu Lien-Teh＇s epidemic preventive system for plague control

Abstract Pneumonic plague that originated in Russian Siberia broke out in Northeast China in October 1910- March 1911. On the basis of field visits, autopsy, bacteri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nd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authorities and international colleagues, Dr. Wu Lien-Teh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efficient antiplague measures, which successfully controlled the development of an extraordinary epidemic plague. In his subsequent work, Dr. Wu demonstrated the respiratory transmission of pneumonic plague and tarbagans＇ role in this spread. Dr. Wu＇s academic and cultural contributions are valuable in the medical progress in China.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伍连德对收回海港检疫权的混合论述

论文分析梳理了伍连德对1930年7月1日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收回海港检疫权问题的双面论述。在面对华人时,他习惯用汉语并以"外人干涉"、"争主权"和"雪耻"等宣称来证明中国收回检疫权的合法性;而面对西方用英语表述时,他绝口不提民族主义口号,而转用"现代的"(up-to-date)一词来论证中国海港检疫自办的专业性,并从对抗性立场转为合作立场。伍连德的这种双重话语系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混合性,即对于民族主义保国和西化强国的双重诉求。

诺贝尔奖(1935)候选人伍连德及其学说

伍连德(1879年～1960年),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1908年回国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1910年末东北爆发鼠疫,他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经过科学考察与实验对旱獭进行研究,他确定了鼠疫菌宿主动物和肺鼠疫传播方式,并创立"肺鼠疫"学说。1935年,伍连德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

王吉民、伍连德的《中国医史》及其中译本

王吉民、伍连德撰写英文版《中国医史》的起因与美国医史学家嘉里逊的《医学史》一书有关。伍连德的信可能使嘉里逊对中国医学的看法有了改变。《中国医史》有未正式公开出版的中文译本,其翻译初衷是为了批判所用。

叩响诺贝尔医学奖大门的中华第一人——伍连德

193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让伍连德博士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接近诺贝尔奖的华人。但是,不得不面对他最终落选的遗憾。从科学创造过程中的科学发现、科学精神与科学环境等三个方面来分析伍连德博士落选的可能原因,同时时代变迁也会对此产生影响。

走近诺贝尔医学奖之中华第一人——写在伍连德逝世50周年之际

在191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防控中,伍连德因为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土拨鼠在肺鼠疫传染中的作用,获得193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走近诺贝尔医学奖的华人。伍连德与诺贝尔医学奖擦肩而过,有被提名项目自身学术影响的因素,也有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和国际影响的因素。

伍连德博士与医学史巨著《中国医史》

伍连德(1879-1960)博士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医学史家、防疫专家,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为促进中国近代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保存国粹,矫正外论",伍连德博士与王吉民博士一起花费16年时间,广泛收集资料,用英文写成《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中国医史》是中国学者第一部用外文向世界介绍中国医学史的著作,在国际医学史界产生很大影响。

论东北鼠疫大暴发对清末民初防疫卫生事业建设的内外影响

1910—1911年东北鼠疫大暴发蔓延至全国,影响深远。医学博士伍连德回国担起了防疫大任,在东三省总督锡良、外务大臣施肇基的鼎力支持下,在俄国、日本等国外政府的合力防疫下,实行"分区隔离、集中焚尸、断绝交通、寻找病源"等科学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并对清末民初的防疫卫生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日本借防疫之机,加深了对中国地区的政治介入和经济渗透。

伍连德与早期中俄陆路口岸出入境动物检疫

从档案资料中发现,伍连德在东三省防疫总处工作期间,对我国出入境动物检疫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他的大力推动下,黑河道立兽疫检验所和满洲里、海拉尔獭皮消毒检验所得以建立,使得黑龙江省成立了第一个由中国政府掌管的出入境动物检验机构,并且将旱獭的捕猎和贸易引入了科学规范的监管道路。通过对一手资料的挖掘和梳理,论述了伍连德先生在中国出入境动物检疫机构和制度的建立以及人才引进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对伍连德先生的研究成果。

中国海港检疫的开端:牛庄检疫医院

1912年,北满防疫事务总处建立后,为充实防疫力量,控制疫情发生,先后建立6所防疫医院,作为最后修建的牛庄检疫医院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重要的海上防疫机构之一,它于1918年开始筹建,1920年正式落成,此后的十多年中,在传染病暴发和流行时,牛庄检疫医院果断采取隔离、收治病人等正确防疫措施,不断总结海港检疫经验,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诊病、检疫和公共卫生管理于一体的机构,促进了中国近代海港检疫制度的引进,为收回全中国的海港检疫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末民初公共卫生体系发展视域下的伍连德抗击东北肺鼠疫再探究

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对中国公共卫生构建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使官方与民间对现代医学逐渐有所认知,此次疫情则推动医疗卫生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以伍连德为首的西医专家扑灭疫情的同时,还有效遏制住日俄两国以防疫为名对东北地区的渗透,更以这次抗疫成功为契机,将毕生所学投入到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伍氏的贡献是清末民初西方医疗体系建设过程的一个缩影,展现出中国近现代医疗发展在科学、政治、文化间密不可分的交织作用下产生的若干历史面相。

1917—1918年北方鼠疫回顾与讨论

1917年末在绥远爆发的鼠疫,历时数月,传播多省,直到1918年5月中旬才被完全扑灭。值得注意的是,这是20世纪初期中国第二次鼠疫大爆发。经过1910年东北鼠疫的惨烈一役,本已积累的防疫经验却在1917—1918年北方鼠疫爆发时运用得不尽如人意。文章运用北洋政府档案、报刊史料及当事人的报告与回忆,从多个角度,对此次疫情进行回顾,探讨其中得与失,其机理在今天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东北鼠疫与万国鼠疫研究会——再论伍连德

1910〜1911年冬春期间发生的东北鼠疫是近代中国最严重的瘟疫,而随后举行的万国鼠疫研究会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的国际医学大会。这两件历史事件关系密切,被后人尊称为“近代中国医学先驱”的伍连德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关东北鼠疫和万国鼠疫研究会的史事有不少论著讨论,有关伍连德的生平事迹也有传记文章,但伍连德与这两件历史事件的密切程度仍有研究的盲点和值得进一步探索之处。本文的第一个论题除了讨论伍连德在整个抗疫活动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外,还反思了伍连德是否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医生“一炮而红”,成为东北抗疫斗士;第二个论题主要以会议记录资料讨论伍连德如何以其“会议外交”应对邻近列强利用国际会议来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的企图。

伍连德对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贡献和启示

伍连德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公共卫生学家、现代防疫体制的奠基人。本研究从历史学视角出发,呈现近现代中国医学教育历史“图像”,探讨伍连德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现代医学教育改革的贡献和启示。本研究首先介绍其生平及主要医学教育活动,特别是他临危受命赶赴东北地区采用科学防疫措施成功抗击鼠疫。然后以清末民初时期“西医东渐”为背景,回顾近代医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反映伍连德回国时,中国医学教育面临改革和转型的紧迫性和挑战。随后,总结他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做出的贡献,包括他在改革医学教育培养模式、创办现代医学院校以及传播现代医学观念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最后,论述伍连德对中国医学教育现代化的启示,包括以国家发展需求为导向发挥医学教育的作用,紧跟时代步伐并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交流以提升医学院校办学水平和培养质量。

伍连德公共卫生思想研究

受时势和国情的影响,伍连德的公共卫生思想在其求学和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公共卫生思想体系,即传染病防控是当时中国公共卫生的首要内容,海港检疫权体现了国家的主权,宣教是提高国民公共卫生意识的重要手段,公医制度是公共卫生必要的配套。这些公共卫生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引领了时代潮流,在思想和实践层面为民族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借鉴意义。

中国卫生检疫历史节点中的重要人物及其对卫生检疫发展的影响研究

我国卫生检疫历史有3个主要节点,一是19世纪中叶后期卫生检疫的近代思想意识启蒙及制度初创;二是清末民初抗击东北鼠疫,以及之后卫生检疫国家主权的建立;三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卫生检疫的飞速发展。通过研究这3个历史节点中对卫生检疫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人物,重新审视我国卫生检疫的历史发展进程,为当下卫生检疫事业发展找准定位、指引方向提供启示。

鼠疫斗士伍连德科学防疫思想的现实借鉴

伍连德是中国防疫史上的先驱人物,也是中国现代医学、公共卫生、医学教育等方面的重要奠基人。20世纪初期,他采用科学的防疫方法战胜了我国多次爆发的流行疫病,拯救了上千万人的生命。他提出并发展了肺鼠疫理论,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伍连德务实创新、济世爱民的防疫思想对我国疫病防控和整个公共卫生事业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