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年谱补正——以《香禅日记》为中心

晚清苏州文士潘钟瑞的《香禅日记》,有不少与吴昌硕的交往记录。以此日记为基础,通过与其他文献的对比,揭示了《吴昌硕年谱长编》中存在的若干需修正之处。补正内容包括吴昌硕创作《墨梅图》的精确时间、花朝日的传统习俗、郑文焯参与汪氏壶园新居饯春活动的具体日期,以及山塘与留园游览的真实年份等。这些修正不仅有助于更精确地理解吴昌硕的生平与艺术发展,而且为艺术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香禅日记》所记录的苏州下层文士的日常活动细节及其与其他文人文集、日记的相互印证,也凸显了其独特的史学价值。

蒲松龄纪念馆藏唐梦赉像考述

蒲松龄纪念馆藏有唐梦赉一幅朝服像,该像为全身坐像,穿戴文官七品朝服。亦藏有一幅题咏长卷,根据题咏内容,这应是另一幅唐梦赉像的题咏部分,只是画面物象在流传的过程中已经损毁缺失;题咏者十余人,尤侗、张恂、钱中谐、董文骥、汪懋麟、王广心、林云铭等文化名流皆留下墨迹,是唐梦赉在康熙丁巳年(1677)至康熙壬戌年(1682)间两次南游时所题,为清初文人风雅社交的珍贵文本记录;成图时间在康熙戊午年(1678),绘者为文于宋;图成后,唐梦赉作《自题小像》,摹写自我形象。

吴宓日记中的武昌起义书写

吴宓有作日记的习惯,持“日记之性质,无殊历史与小说”的日记观。他笔下对武昌起义的书写,从武昌革命军的动态到清朝政府的反应,从庆亲王奕劻、袁世凯、黎元洪到普通百姓,从京城市面的慌乱到清华园师生的惶惑,范围广泛,内容丰实,体现出个人书写的特点。这其中,又蕴藏吴宓“非暴力”的革命观和开放的民族观。吴宓的日记是关于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的私人记录,与正史形成参照、印证和互补的关系。他的叙述手法和文字特点呈现出日记的文学价值和意义。以时代烛照个人,以个人凸显时代,是吴宓日记中武昌起义书写的主要特点。

清代文人眼中的大运河——以吴锡麒旅行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大量文人墨客经运河北上或南下,在其诗文和日记中留下了众多有关运河城镇风貌、水利工程、名胜古迹的记载和描述。这些诗文和日记是研究当时运河相关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深化运河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还京日记》和《南归记》为清代文学家吴锡麒所撰写的两部旅行日记,对其两次运河行程的见闻做了详细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对运河城镇、闸坝等内容的记载,不但描述其现状,还考证其源流,为我们研究清代运河城市史和水利史提供了重要视角。

手稿与日记整理脞谈

日记的趣味与价值,学界已有共识。日记的手稿影印版与文字整理版各有短长,或失之辨识困难,或容易错讹残缺,理想的方式当是出版手稿与文字的对照版。所见日记手稿影印版与文字整理版之关系大致有三种类型:仅见手稿影印版而可提出问题者、有文字版而出现手稿可资对照者与有文字版而偶见抄件可供校正者,可分别以王伯祥、吴宓和徐志摩的日记为例略作讨论。准确而高效地把握日记之面貌与内容,才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与学科的发展。

论吴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守回应——以《吴宓日记》为中心

十多年来 ,吴宓研究有日渐升温之势。《吴宓日记》的整理出版 ,为正确评价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吴宓痛恨五四新思潮提倡者的言论 ,常常是恶语相加 ,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式的批判。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正确”做法 ,但并不反对新文化 ,也不反对引进西学 ,而是主张新文化建设要探本求源、融会古今中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吴宓视作顽固、守旧的反动文人 ,他的学养足以使他具有了与新派人物对话的可能 ,可惜的是对话没有成为现实 。

为容已得南威论——《木兰花慢》疑案前奏曲

据《吴宓日记续编》记载,1954年2月17日,《红楼梦新证》的作者曾赴重庆北碚谒见老一辈红学家吴宓,五天后"临行赋诗,留谢宓与此间诸先生"。实际上,此诗原本是去年(1953)的12月上旬赠送给老师顾随的作品。半个世纪后,作者将此诗与顾词《木兰花慢》(石头非宝玉)联系起来,却颠倒了它们产生的顺序,使读者误以为顾词乃因《新证》而作。此举已导致学术纷乱,诗者"为容已得南威论"遂成了《木兰花慢》疑案的前奏曲。由此可知,某些回忆文字是比较容易失真的,除非寻得可靠的旁证材料,否则不可轻易采信。

论《吴宓日记续编》的三个维度

《吴宓日记续编》记录了吴宓在1949年之后的生命历程,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变革、转折过程中所做的思考和努力。从历史、文化、生命三个维度探讨其史料价值,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和哲理内涵。

《沿途日记》与吴禄贞西北考察

辛亥革命先烈吴禄贞遗留文献不多。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沿途日记》的作者阙名。根据日记第1册作者称湖北、湖南人为同乡,并有与时任陕甘总督升允发生冲突的记载,结合《清德宗实录》等相关史料,确定该日记为吴禄贞及其好友周维桢所作。这为研究光绪三十二年(1906)吴禄贞西北考察提供了新史料。

从《吴宓日记》看吴宓对洪深早期戏剧活动的影响

《吴宓日记》细致翔实地记载了洪深在清华和哈佛时期的戏剧实践和戏剧活动。吴宓对洪深早期戏剧活动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相对于匮乏有限的洪深早期研究文献而言,《吴宓日记》无疑存档了一份极其宝贵的资料。

不忘过去才能把握未来——读《吴宓日记续编》

《吴宓日记续编》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文献,不仅是记录个人心路历程的信史,更是从个人角度记录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生活的信史。在日记中,吴宓对于激进思潮的否定思考,启迪我们重新反思传统价值的现代意义。

论《吴船录》对日记体游记的拓展

本文论述范成大的《吴船录》在形式及内容等方面都对日记体游记有所拓展。

金毓黻对唯物史观的体认——以《静晤室日记》为中心

金毓黻是一位注重考证的史家,他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存在一个由不重视到逐渐自觉地学习、理解、认同并尝试运用的过程。金毓黻在认知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体现出以新承旧、以旧纳新和试图融汇新旧的特点,这种转变与金毓黻对共产党及新政府的认同、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影响等因素有关。金毓黻在由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向马克思主义史家靠拢的过程中,他的态度是真诚、积极而又认真的。《静晤室日记》为我们考察理解金毓黻心理及思想观念变化轨迹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文本。

近十年(2011—2020)吴宓研究述评

近十年(2011—2020)来,国内吴宓研究稳步前进,学界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通过分析相关研究文献发现,近十年来学术界主要围绕吴宓作为编辑、"学衡派"代表人物、文学家、红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文化名人等多重身份开展研究,开拓研究的新天地。而近十年吴宓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新生代学者为代表的多领域、跨学科研究主体,多采用纵横比较的研究方法,围绕《吴宓日记》展开纵深广延与点面结合的研究。基于以上的分析,文章提出了吴宓研究的前景展望:加深对《吴宓日记》文学维度的探讨,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综合新旧材料,拓展学术空间;追踪吴宓思想志业的动态发展,创新研究方法,以期能为未来的吴宓研究提供路径参考。

吴宓日记中的“毛泽东”

已披露的1949年前《吴宓日记》正文中没有关于毛泽东的记载。《吴宓日记续编》中也没有吴宓与毛泽东直接交往的记录,但间接的交流或曰关联却颇为丰富。其中提及"毛泽东"213次,出现"毛主席"966处。这固然和毛泽东在时代氛围中的特殊地位和巨大影响相关,有公共性和普遍性;但也记载着吴宓个体的情感表达与生命体验,有个人性和特殊性。不管是吴宓对毛泽东的"恭录""赞颂"与"收集"之行为,还是"不及""应负其责"与"粗浅"之评论,或是因"蓄意刺杀""莫大侮辱"与"大不敬"而获罪,都是吴宓政治态度、政治生活和政治生命的重要表现与关键内容,对还原和研究共和国时代吴宓的生活状态与精神思想意义重大,对毛泽东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吴梅日记》所载《文选》遗说辑考

《吴梅日记》中曾简略记载吴梅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文选》的过程,其中牵涉到《文选》版本、注释、作品理路、文章技法等多方面的内容,将其辑出并加以考证,不仅有助于理解时人对于《文选》的认知,亦有助于充分认识学术界在20世纪上半叶的深刻选择与复杂态度。

吴宓晚年经济生活研究——以1957年为例

通过对吴宓日记中所记载其晚年经济生活的梳理,可再现老一辈学人正直、淡泊、节俭、与人为善的优良品德,以及重庆地区当时的物价和消费水平,尽可能地接近、还原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状态,以达到了解、认知那个时代的目的。

吴中伦的《云南植物考察日记》

１９３４年，吴中伦（１９１３～１９９５）等人赴云南进行自然资源调查。他将所经地区的自然环境、植物种类、森林资源以及风土人情等逐日记录下来，形成一部十几万言的《云南植物考察日记》。该文介绍了这部日记的产生过程及主要内容，并认为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稿本《抑斋日记》文献价值考述

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有清人武谦《抑斋日记》稿本二十四册,日记时间起于清同治二年(1863)中秋,止于光绪四年(1878)九月二十八日,长达十五年之久。日记反映了清代同治、光绪时期地方读书人的科举生活、儒学修身实践、蜀地学风嬗变等情况,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和重要的史料价值。

吴宓晚年经济生活研究——以1957年为例

目前关于19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济生活的资料不多,相形之下,吴宓日记关于这方面的记录颇为详细,涉及其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具参考和研究价值。本文通过对吴宓晚年经济生活的梳理,再现老一辈学人正直、淡泊、节俭、与人为善的优良品德,以及重庆地区当时的物价和消费水平,尽可能地接近、还原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状态,以达到了解、认知那个时代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