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诗译思想研究

吴兴华一生短暂,但他却给世人留下大量的翻译作品。通过对其译著的研究,可以归纳出其诸多原创性的诗译思想,如"诗译难,可其充满诱惑"、"诗译缘于对作家诗歌的爱好及其向导作用"、"与时俱进,选取作家成熟和极积的作品"、"把握原诗字里行间闪动的情感和动力"、"以多字词代步,遵守原诗的节拍和韵律"和"强烈的读者意识"等,它们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对我们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知识之航与历史想象:重读吴兴华

吴兴华的诗在题材、意象、诗想、形式方面,有意与流行的自由体新诗拉开距离,大踏步向古典诗靠拢,用力之深,在1940年代诗界,堪称异数。1940年代后期,他把叙事性和戏剧性因素纳入诗歌写作,有意淡化抒情性的比重,拉开与主流诗坛的距离,因此为新诗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定义:诗歌不是外在的日常经验的艺术转化和再现而是一个诉诸于人的内在世界的"历史想象",不再是个人情感和观念的自由表达而是一个要求具备学养的"知识之航",它要求驱除诗歌艺术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转向对修辞技艺和文本秩序的经营。我们可以在吴诗中辨识到"古典新诠"的特征。古典新诠的接力者遍布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北美,形成一条辉煌长远的"现代主义历史诗学"的光谱。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全集、作家形象与文献阀域——关于吴兴华文献整理的学术考察

一个作家的经典化,应当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五卷本《吴兴华全集》首次全面展现了吴兴华作为诗人、学者和翻译家的形象,其间所包含的诸多新文献、新信息与新线索,为吴兴华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但该《全集》还存在诸多欠完备、欠规范之处,在吴兴华文献的搜罗、全集的编撰、文本的校勘等方面还有比较多的工作可待深入。详细列举《全集》的各种状况,既是期待一部更全面、更规范、更符合历史原貌的《吴兴华全集》的出现,也是期待被历史折叠起来的吴兴华形象能重新散发他的光彩。

“拟古诗”:吴兴华对新诗的焦虑与期待

吴兴华是一位一度被深深遗忘,又一度被高高举起的诗人,他作为诗人身份的遭际本身就可以引发出很多研究话题。本论文以吴兴华的“拟古诗”为中心,探讨“绝句”“古题新咏”两种诗体的诗艺特征及得失,兼及讨论吴兴华对新诗的失望、焦虑与期待,以及他提出的诗歌“形式”决定论的观点内涵及影响,从吴兴华的“拟古诗”和“形式决定论”的诗学观,考察1940年代中国诗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汉语萨福体的诗体建构与精神取向

虽然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其人其诗,不断被中国诗人提及和译介,但真正用现代汉语创作四行萨福体者寥若晨星,仅邵洵美、南星和吴兴华三人而已。文章借用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关于诗是一种象征行动的诗学观念,考察了汉语萨福体的诗体建构与精神取向。他们三人的萨福体写作,在诗体建构方面,是从尝试走向精熟;在精神取向方面,或塑造现代都市的浪漫个体镜像,或以返乡之旅使古典生发出新义,或将个人和民族国家的体验提升至人类生存的形而上层面,无疑都展现了汉语诗体探索中的另一种可能性。

吴兴华《森林的沉默》的教学分析

《森林的沉默》是吴兴华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由于其内在蕴涵着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和充分的阐释空间,一直以来存在诸多争议,成为现代诗歌教学过程中晦涩难懂而颇具歧义性的诗例,对之进行内部、细部的教学分析显得尤为必要。具体而言,从此诗所受影响的外部视角,从诗的结构、内涵、意象等方面对此诗进行文本细读,从诗的形式、技法、文本互释等角度阐释此诗的特征,都是对此诗进行教学分析的重要内容。

吴兴华与20世纪50年代台港的现代诗

梁文星是1950年代港台现代诗坛的重要诗人,他不仅在《人人文学》《今日世界》《文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多首诗作,他对新诗的评价也引起台湾诗坛周弃子、夏济安和覃子豪等人的争论。梁文星是林以亮(宋淇)为发表好友吴兴华诗文时所用笔名,吴兴华此时在北京执教。他1940年代的诗文之所以引起港台文坛的回应,部分是因为当时港台诗坛对新诗出路的新探索,也源于新批评理论和人文主义在港台的兴起,这与冷战背景下英美文化输入有关。吴兴华"古典新诠"的题材处理与整饬的诗歌形式也引起台港诗人注意,并成为这种风格的开创者,因而他在港台出现时间短暂,却成为台港文学史的一环。

邓之诚日记中的吴兴华--兼及作家传记文献的拓展与限度

吴兴华是近年来被“发掘”出来的诗人、学者、翻译家,一个未完成的传奇式人物。由于其自传类文献的保存有限,如何更广泛地搜罗各类文献,构建一个更丰富的吴兴华传记形象,是一个亟待解决、同时充满难度的问题。循着“燕京大学”这一吴兴华人生图景中的重要关键词,从历史系邓之诚教授的日记中辑出的时间跨度较大的相关记载,不同程度地显现了吴兴华所处的时代气息、校园氛围以及其个人遭遇、阅读小史与相关人物关系等议题。这是吴兴华传记文献的一种重要拓展,但基于日记本身的属性、作者的史学家身份等方面因素,文献也有其限度。唯有尽可能克服文献的限度,方能给出更全面的研究成果,获得更丰满的传记形象。

通古开新:吴兴华诗学初论

吴兴华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位早慧诗人。可惜身逢乱世,抗战时期身在沦陷的北平,以后又经历国共内战;50年代因应时代转变,作品产出变少,60年代中期英年早逝;然而他却留下非常有份量的作品,后人初步整理成五卷,其创作、翻译以及评论,都非常值得研究。吴兴华早年在《新诗》与《文学年报》发表有关现代诗选本与《唐诗别裁》的评论,显示出开阔的视野与深刻独到的眼光。1941年提交大学毕业论文《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运用》,借用英国剑桥批评学派蒂尔雅德《诗之直与曲》的理论,并作出调整修正,以分析中国古典诗歌,成绩亮眼;更是下一阶段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发展的基础。

“十七年”时期的莎学探索——论吴兴华对《威尼斯商人》的解读及其范式意义

英年早逝的诗人、学者吴兴华教授对英国伊丽莎白时期两位重要剧作家马洛和莎士比亚的评论和译介,是"十七年"时期英美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其中发表于1963年《文学评论》上的长篇论文《〈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作为其莎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堪称"十七年"时期莎学研究的典范,也是"十七年文论"中的精华之一。本文考察了吴兴华对《威尼斯商人》特有的研究范式,阐明了其从素材改动、剧本结构及情节发展中发现作者意图和价值观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肯定了他的以总体性历史-文本分析与原典实证为核心精神的莎学研究方向,并试图借助"袪魅"、"复魅"等理论深化吴兴华的分析。

诗学“变形记”——吴兴华对里尔克诗学思想的接受与误读探微

作为中国现代文坛最重要的里尔克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的译介者之一,吴兴华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其诗学观念亦无较有系统的辨析。本文从吴氏所受到的里尔克的影响和启示出发,指出诗人对里氏的文学接受建立在其自身固有的诗学基础(英美传统和个人颖悟,具体而言包括古典主义的艺术静态法则、自华兹华斯到济慈再到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门径)之上,因而具有鲜明的"误读"色彩,并试图梳理其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