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忠信对刘曼卿使藏的评价及其缘由

作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位前往西藏的"女特使",刘曼卿对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恢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以戴传贤为代表的民国名人曾给予很高评价,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却作出了不算太高的评价。之所以如此,表层缘由在于其"传统思想浓厚",而深层原因则在于其欲借由此事,表达对戴传贤的一些不满,同时隐约传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交流与融洽——民国入藏大员眼中的在藏汉人

民国大员黄慕松与吴忠信入藏处理藏事过程中与在藏汉人有很多接触,通过观察了解他们掌握了不少在藏汉人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吴忠信不仅与在藏汉人来往多,还多次与西藏地方政府要员沟通,注意对在藏汉人权益的维护。两位大员的观察记录显现了民国时期西藏地区较融洽的汉藏民族关系和比较正常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民国初年西藏地方并无所谓"驱汉"的民族仇杀。

吴忠信主政新疆时期的经济政策

吴忠信主政新疆十八个月,正是三区革命如火如荼的阶段。面对连天烽火、动荡的局势及由此而连带的经济混乱,吴氏采取了诸如抑制通货、稳定物价、培育税源、开源节流等经济措施。本文试分析吴忠信主政新疆时期的经济政策、实施情况及其结果。

旁观者之眼:外媒视角下的吴忠信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

1940年吴忠信作为中央政府大员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仪式,成功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宣示了中国在藏的主权,其中波折与博弈,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学界对此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内视角的吴忠信主持典礼的意义上,而对于外部世界的报道和影响,则着墨不多。利用立场各异的多家外国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辅以中英两国档案,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其中,诸多外国媒体对吴忠信主持达赖坐床的报道,不仅成为反驳贝尔、古德等侵藏官员之流的客观证据,更是向全世界传递和宣示中国在藏主权的有力武器,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吴忠信对我国台湾地区边政学发展的贡献

作为在任时间最长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不仅对边政实务具有影响,其对于边政学的发展也颇有贡献,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吴忠信对于边政学术机构的大力支持上,以及与边政知识精英之间的往来互动,这个过程实际是一个“政学互动”的良性循环。正是由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吴忠信为代表的民国政要与边政知识精英之间的良性“政学互动”,不仅促进了当时整个中国边政学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后来台湾地区的边政学发展。台湾地区的边政学一开始便有着浓厚的“大陆”基因与“边疆”属性。

吴忠信主黔时期教育的国家化改造

1935年,国民政府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民国二十四年六月至二十五年底的《贵州省政府行政报告》中有关于教育工作进展的记述,其中之一是贵州省政府积极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管理对全省教育事业进行系列“国家化”改造措施。通过整顿规范教育行政管理,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推进义务教育实施,规范发展中学教育,加快发展师范教育,努力倡导发展职业教育,积极创办社会教育,使贵州各项教育事业逐渐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省政府主席的社会治理及其困境——以吴忠信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省政府主席制度,其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改善地方政治社会的治理,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省政府及其代表——省政府主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吴忠信主政安徽后,不仅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而且有针对性地展开治理,为安徽的秩序稳定和社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总体来看,吴忠信对安徽的社会治理因政策未得到有效实行、地方势力的阻挠、攻击等而产生了诸多困境,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命令式治理模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理运作中的规范性和实效性问题。

再论历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之遴选

作为国民政府蒙藏等边疆事务管理的中枢机关,蒙藏委员会一直是近代藏族史研究中一个重大课题,且成绩斐然。不过,学界对于历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关注则明显更少,尤其是历任委员长的遴选原因与过程,关系到国民政府蒙藏政策乃至整个边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故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在台湾地区"国史馆"、"国家图书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所查阅的若干新资料,拟对历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任职原因与过程作进一步的梳理,以期引起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

现存吴忠信日记中的边政论述

吴忠信日记现存于台湾地区档案机构,起于1926年迄于1959年。由于吴忠信的特殊经历,其日记在民国边政研究中意义非凡。概括而言,吴忠信日记涉及边政的论述可分为边政的内涵、边政指导思想、治边原则、治边机关、治边规划、治边要素以及边政所涉具体层面等。尽管如此,对于日记这一史料,研究者必须审慎地加以甄别。

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若干问题

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过去中外学术界发表的论著颇多。本文依据清代及民国的档案和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以及中外有关论著,分别从国民政府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缘起,办理经印度入藏签证,访晤青海灵童及申报、批准免于掣签,是否主持坐床典礼等几个问题出发,澄清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及国外藏族作者歪曲事实的论述,还历史真实面目。

“嘉峪关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略河西走廊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大片领土被日军占领,西北成为国民政府抗战建国之重要基地。1941年,国民政府开始着力经略河西走廊,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前往甘青宁三省,游说马步芳、马步青兄弟换防。1942年,中央军入驻河西走廊,蒋介石巡视西北一个月,密切中央与西北各地的联系。国民政府加强在河西走廊的军政控制,对于解决新疆问题、维护西北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嘉峪关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的提出,一改国人视嘉峪关外为偏远之地的既有看法,显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边疆的重视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