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外儒内霸”方略下的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论汉武帝的文艺改革及其合法性危机

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一言以蔽之即“外儒内霸”,武帝君臣的很多改革都是在儒家礼乐的包装下进行的。如在理政方针上,他们采用的是“以儒术缘饰文法吏事”;在文化生活上,他们采用的是“内多欲而外施(饰)仁义”;在诗乐革新上,他们假借郊祀之名,以掩盖情感娱乐宣泄之实;在辞赋创作上,他们通过“曲终奏雅”,为骋才驰藻的唯美好尚披上合法的外衣。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武帝君臣的文艺改革只是感性的觉醒,对于人的审美消费的合法性,他们并未在理论上获得真正的突破。对于武帝君臣开创的文艺新风,哀帝君臣所以敢公然否定,这与他们的改革举措缺乏直接理论支持有关。脱离这一点,不仅无法对武帝一朝的文艺改革进行准确定位,而且对两汉文艺的发展脉络也难以给出合理解释。

汉武帝“甘泉卤簿”有无“黄门鼓吹”考——基于政治文化及制度史的考察

“黄门鼓吹”作为朝廷礼制中的重要部分,其在武帝朝的确立体现出一种新的礼制建构及政治权力观念,也反映了西汉君主专制集权体制的演进历程。本文从制度史维度,爬梳“甘泉卤簿”所涉车舆制度、服色制度、郊祀制度的变革情况,围绕改制时间、要素、理念、历程,讨论汉武帝朝与“黄门鼓吹”“甘泉卤簿”三者交集的前提条件与必然性,认为“黄门鼓吹”是汉武帝利用“甘泉卤簿”宣扬改制理念,展示集权建制成果的礼仪之器、必备之物,在汉武帝君主专制集权的制度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尉迟迥为谁开凿大佛

拉梢寺大佛造像巨大,佛座的九狮、九麒麟、九象数量特殊,始凿时间象征性强等特点,符合北周明帝因素,初为献礼北周明帝亲政所造。工期延伸至北周武帝时,发愿文铭刻于北周武帝时,发愿文未明示为明帝造,应兼顾了为武帝所造的含义。尉迟迥开凿大佛表示忠君。

大明三年王畿的设立与刘宋国家政治的结构性转向

刘宋大明三年设立王畿,涉及国家政治空间结构的调整。先秦畿服制度与江左王畿观念为刘宋设置制度化王畿提供政治文化基础。王畿的结构性功能为“内奉京师”与“外表众夏”,其内在逻辑为宋廷给予吴地优崇政治地位,以图深度汲取吴地经济资源。元嘉以降江北边镇经济、政治地位的衰退是王畿设立的重要原因,而设立王畿又意味着吴地以外地区地位的进一步下降,直接导致广陵刘诞之叛。大明八年罢废王畿的表面原因是东诸郡大旱,根本原因是吴地灾害频发,王畿在经济上无法闭合,宋廷为求取其他地区资源供给,无法长期保持优崇吴地的王畿称号。刘宋王畿虽存续时间短暂,却是南朝地缘政治长期困局的缩影。

西汉时期武功爵制及其“类国债”职能

武功爵制是西汉武帝时期为缓解财政支用不足而专门设立的新爵制度。政府对该种爵制作出有别于传统军功爵的政策安排,允许中下级爵位获得者自行寻求变现。在一定时期内,武功爵在弥补政府支出不足上的确发挥“国债”作用,即将短期内需要大量支付的赏赐支出转化为可以在长期以爵位收益进行偿还的政府债务,为西汉政府解决短期的财政困难提供缓冲时间。但是,由于在爵位交易中存在着不对称信息以及缺乏长效的制度建设,武功爵逐渐成为西汉政府将战争成本转嫁至爵位持有者的手段。

“怀情不尽曰隐”——沈约天监初之崇佛与梁武帝之关系

沈约天监初年重拾佛教信仰,其实是为了迎合梁武帝推尊佛教的策略。天监六年群臣对《神灭论》进行围剿,是武帝公开以政治权力为后盾,提高佛教地位的行为。尚书令沈约作为朝臣之首,在武帝弘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究竟慈悲论》《六道相续作佛义》等佛教论文与梁武帝对佛义的理解极为相似。另外,沈约晚年的忏悔、舍身、千僧会、八关斋等行为,皆直接或间接受意于武帝。然而沈约对佛教的信仰具有很大的投机成分,诚心不足,是以在临终前露出破绽,激化了其与武帝之间的矛盾。沈约天监年间的崇佛行为及其遭遇,须结合梁武帝方能看得分明,亦可借此观察梁代士人的宗教信仰及其所处的政治实态。

中古郊庙歌辞中的太一信仰与政治、社会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太一信仰在民间流传甚广。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郊庙歌辞,发现太一分别在宋、梁、陈国家祀典中占据重要位置。晋时,太一为六十二神之一,不复汉时尊崇。刘宋统治者宣扬其刘汉后裔的正统身份,追溯西汉以太一为至上神的神权体系而加以改造,通过以“太一”名“天”、尊“太一”为至上神,证明其政权的合理性。萧梁时期,将“太一”作为北极星名写入郊祀歌,并以之为至高神居所,是梁武帝出于弥合三教差异、建立国家层面统一的信仰体系的目的,结合社会各阶层太一信仰情况做出的调和之举。南陈承继梁代对太一的神位设定。太一的衰败、复起与其时政权的频繁更迭、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梁武帝藉田礼制改革背后的重农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礼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尤以梁武帝对礼制的改革最为全面透彻,影响最为深远。剖析梁武帝藉田礼制改革之原因和具体内容,对其背后所蕴含的重农政策加以探究,诠释梁武帝的治国理念,揭示礼制与政策间“互为表里”的深层次关系。

阆中与武则天有关的传说与遗存

阆中在唐初名为隆州,归利州都督府管辖。在阆中有许多与武则天有关的记载、文物和传说。袁天罡“断龙脉”的传说,表明武则天出生于利州;蒲真应所铸圣神皇帝铜钟,是武则天晚年崇信道教的证据;高宗显庆中(656—661)在绵州富乐山建坛并在江边投简、武周时田道士赴蜀中云台山投龙的行为,表明巴蜀特别是利州与武则天存在非同寻常的关联。

告成寺为武则天敕名考析

广元皇泽寺曾名告成寺,经考证当使用于武则天当政时。武则天在篡唐建周后,将其出生地利州城西的乌奴山改名乌龙山,乌奴寺改名告成寺并进行扩建,利州城西门也更名为告成门,“告成”为“大周建国,大功告成”之意。在李唐复辟后,因为告成寺有否定唐朝的意味,而将其改名为皇泽寺,取“皇恩浩荡,恩泽四方”之意。至宋代,因为贬低武则天,又将乌龙山更名为乌奴山,皇泽寺也多根据旧经和旧碑而称乌奴寺或告成寺。

陈庆之北伐与梁武帝的战略构想

陈庆之北伐是梁在后魏政局混乱情况下,以梁军为绝对主力出击的一次作战行动。这次北伐延续了梁武帝纳降将以扰乱后魏政局的战略构想,且梁军持续作战,以寡敌众,战绩斐然。因战略存在失误,北伐失败,但不足以说明北伐的整体决策错误。

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中唐代童蒙“认知”教育解析——以“九愚”为中心

考释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中“九愚”的含义,解析其文化内涵,对深度解析其与唐代童蒙教育、家教的关系颇为重要。“九愚”行为可分为三类:耽酒逐色、求财不足、好衣薄德、悭贪恡惜是背离儒家重德轻物等主流价值观的认知偏差“愚”行;自谈己善、好说他人、妒嫉胜己则是言语不善方面的“愚”行;行恶不虑、被辱不耻反映的是知过不改,不明事理的“愚”行。《武王家教》不仅将“九愚”行为判定为认知方面的偏差,而且也是造成“人命长短不等”和个人身份贵贱的影响因素。因此,子弟应该远离酒色、重德轻物、谨言慎行、谦虚礼让、知耻后勇、积善弃恶,杜绝“九愚”行为,建立良好的“认知”观念,树立人生远大目标,达到修身、立身的目的。

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

新石器时代到商代黄河流域的气候属于温暖湿润期；商代后期气候出现了干旱化，导致了古公父迁岐，文王迁程迁丰，帝乙帝辛时不断向南方发展；而商末的旱灾和饥荒是周武王克商的直接导火索，导致商周之际的改朝换代。商末气候环境的变迁对其时社会政治的影响极大。

从“三武灭佛”到“康熙禁教”

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和“康熙禁教”,对我国宗教及历代统治者的宗教政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导致这些事件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同时也反映了宗教发展与适应社会的必然过程。它告诉我们如何对待宗教,也启示着宗教界人士如何适应社会。

汉武帝时期的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盛世军事活动频繁的时代。一方面,为了满足征战的需要,体育活动成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如射箭、蹴鞠、武术、田径、举重、摔跤等;另一方面,此时期的军事训练也带来了体育活动的发展。这一时期,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在相互融合中得到了共同发展。

汉武帝与汉代体育的变迁

运用文献资料法,从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外交政策、个人喜好、追求升仙延寿几方面探讨了汉武帝对汉代体育发展的影响。认为汉代体育在汉武帝时期成型,形成娱乐体育、军事体育、养生体育三种形式发展的格局,娱乐体育成为有汉一代主要的体育形式。汉代体育展现了大汉气象,体现了积极为政治服务的功能。

“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

辛德勇先生新近撰文指出,司马光采录王俭的《汉武故事》刻意建构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资治通鉴》对武帝末年史事的记载并不可信,田余庆等前辈学者因盲从《通鉴》得出了汉武帝晚年存在政治转向的错误结论。辛先生文中存在不少史料误读现象,其结论不能成立:一是武帝末年的政治转向体现在悔过、劝农、休兵等一系列见诸《盐铁论》《汉书》的实际行动里,《通鉴》叙事与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构现象;二是遍检《通鉴》全书,叙事绝不采《汉武故事》,温公仅将其作为史料异文和批判对象列入《考异》,原书俱在,不容置疑;三是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通鉴》之叙事、议论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重构历史;四是《汉武故事》作者、年代迄无定论,辛文以刘宋比附西汉系悬拟之辞。

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

在西汉时期所谓巫蛊之祸这一事变当中,汉武帝太子刘据,因巫蛊事发而不得不发兵反叛,最终兵败自杀。后世学者,论及此事,多谓此事纯粹出于江充陷害,太子据并未行用巫蛊。前此我撰著《制造汉武帝》,提到太子据应是确实施行了这一巫术,很多读者以为拙说不能成立。本文就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阐述我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以供认真关心这一事件的学者或历史爱好者参考。文章首先指出,在西汉时期,只要不以天子为祝诅对象,巫蛊并不违法;《汉书》客观记载了从太子据宫中掘得桐木偶人这一基本事实;所谓江充之奸,不过充分利用了汉武帝因求长生而无法容忍他人对其施行巫蛊的心理,从而达到清除太子据的目的,而汉武帝后来对这一事件的"感悟",不过是意识到他自己流露出来的更换太子的意图,是促成巫蛊之变的重要原因。然而,不仅汉武帝,甚至直至汉宣帝时期的西汉朝廷,一直认定太子据犯有对天子行用巫蛊的罪过。

吴晗先生和他的朱元璋传记

吴晗先生是我国卓越的明史专家,《朱元璋传》是其代表作之一。有关朱元璋传记的四个版本是吴晗先生个人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与学术研究现状的反映。他的多版朱元璋传记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历程,展示了他勇于探索、敢于自我批评和追求真知的学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