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上的争夺——春秋后期,吴、楚、晋在淮河流域的角逐及吴国与徐淮夷关系的论述

文章论述了春秋后期,淮河流域吴、楚、晋三国相互角逐局面的形成经过及其经济背景;分析了淮河流域的徐淮夷在这一历史时期与吴国的关系所呈现出的种种变化。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四献疑

长沙走马楼吴简面世之后,我根据这一崭新资料对于传统"吏户"论重新审视,发表了《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认为从吴简观之,吏、民的户籍被混合编制于地方基层乡里,不存在单独编制的"吏户",吏与民同样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吏的地位还略高于普通编户民,表明当时并不存在地位低于普通编户民、另外编籍的所谓"吏户"。此后十余年发表的几篇坚持"吏户"论的文章,虽然举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资料和论据加以辩解,但是并没有举出有说服力、足以否定我的质疑的新旧史料或论据,以驳倒拙文所阐述的基本观点。由此而派生的学风问题却并不为少,其中可以孟彦弘先生为代表,他将"吏户"论关于"吏"有单独的户籍、地位低于普通编户民的基本观点加以阉割,认为这与"吏户"论没有"必然联系",而吏的"身份性"才是"吏户"本质的似是而非的孟氏"吏户"论,以回避"吏户"论的要害。但是在为其"吏户"论辩解时,却以"吏"的户籍和地位问题作为论据,从而陷入自相矛盾的逻辑混乱之中。为了驳倒笔者对于"吏户"论的质疑,他又将这一学术问题引向个人治学"思路"问题中,试图从贬低这一质疑的学术创新以达到维护"吏户"论的目的。

略论吴魏逍遥津战役的历史意义

逍遥津战役是三国时期东吴对曹魏发动的一场重要战役,这是三国前期东吴发动的历次战役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逍遥津战役东吴的失败,进一步促使东吴改变联蜀抗曹的策略。东吴采取了吕蒙的策略,夺取荆州以巩固长江一线。从而,对魏、蜀、吴三方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孙吴“限江自保”述论

孙吴政权针对北方敌对政权采取的基本守国政策是"限江自保"。在军事上,"限江自保"即依托长江,而守在江北。孙吴荆州、扬州众多的"险要必争之地",实际反映了孙吴此项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孙吴"限江自保"政策,为后来的东晋南朝政权所继承。

西晋时期南人之北迁及其遭遇

西晋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对蜀、吴两地的控制,从根本上消除两地再次发生割据的危险,将原蜀、吴两国的宗室、大臣及土著名士悉数迁往中原。这些人入北后虽然受到一定优待,但身为亡国之士,他们在生活中、官场上备受北人的排抵。北迁南士为了在仕途上谋求发展,以乡曲之情为纽带,相互提携,表现出了很强的地域群体意识。但纵观西晋时期北迁南士的遭遇会发现,他们在政治上并无多大作为。

同为周后:吴、晋国家关系的源头爬梳——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论述之一

晋文公称霸中原之时,周天子周襄王称他为"叔父"。这一称谓是依据周襄王的先祖周成王与晋文公的先祖叔虞为兄弟关系所致,周襄王自降一辈而称晋文公为叔父。而黄池盟会后,周天子周敬王称呼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一文化渊源也当追溯到商末周王朝立国之前在周族部落时泰伯、仲雍长于季历的兄长名份。按辈份序列,周敬王的直系先祖周文王(姬昌)当称泰伯、仲雍为伯父。因此,周敬王省略了辈份排算的种种程序,也自降一辈地称呼泰伯王位的后世继承人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与昔日周襄王称呼晋文公为"叔父",适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在政族合一、家国同构的周代宗法制社会中,这种差别的形成,完全是基于两国先祖在宗法关系上的不同地位。

身历家国巨变的诸葛靓考论——兼及诸葛靓式的孝道

诸葛靓之父诸葛诞因司马氏征其入洛阳而在扬州举事,并派长史带其小儿子诸葛靓等往东吴请救兵。后诸葛诞败亡,而诸葛靓留在东吴为官。他曾任右将军,在吴亡前已经升为大司马。诸葛靓本人在德、才方面应有过人之处。孙皓即位后不久,诸葛靓参与平定施但之乱,后来还曾与丁奉一起率军北伐。西晋灭吴之役中,孙皓派张悌、诸葛靓等率军渡江,欲以主动进攻改变被动局面,但此役孙吴军队大败。吴亡后,诸葛靓先藏于其姊琅邪王妃家中,后回到故乡,并始终拒绝出仕。他与嵇绍二人在仕隐问题上的抉择与在忠孝问题上的抉择是相联系的:或以仕显忠,或以隐明孝。诸葛靓并不能说是孝而非忠者,他出仕于东吴期间对该政权是忠诚的,而他对西晋政权并无效忠义务。

“三国”研究数百年 学术原创谱新篇——读吴直雄先生大著《习凿齿与他的〈汉晋春秋〉》

吴直雄先生大著《习凿齿与他的〈汉晋春秋〉——兼论〈三国演义〉对习凿齿的承继关系》,赓续前贤"接着讲",在五个方面做出了突破。主要体现在:"思想论"方面,将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关联对读,揭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精髓为"百年逐鹿为一统",是出于《汉晋春秋》等习凿齿论著中的"越魏继汉"、"中华民族大一统"论。"立意论"方面,他秉持"实事求是"的史观,对英雄人物曹操等进行了历史还原,将习凿齿、罗贯中等标举的"中华民族大一统"论大旗传承与阐扬。"法度论"方面,他较好地吸收了刘勰《文心雕龙》"纲举目张,举一统万"的思想精华,立足于"渊源研究",交待、阐说写作缘起、问题由来、核心主旨、篇章概要、创新之处等。"史料论"方面,取材详备,旁征博引,重视研究学术争议性问题,对旧史料作出新阐释,对新材料阐发新价值,传承和弘扬了"以史注小说,以史证小说"的史学注疏方法和学术研究理路。"价值论"方面,他批判地检视了习凿齿《汉晋春秋》及《三国演义》的文化思想精华,阐扬了"仁爱"、"忠义"、"崇智"、"贵德"、"和谐"、"诚信"、"友善"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发掘了三国英雄人物的价值操守,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积累历史养分。

湘黔交界“五溪蛮”地区民间临济派道场音乐之考察

湘黔交界"五溪蛮"地区的民间临济派道场音乐与科仪活动及科目内容紧密相连,具有"佛道合一"的特点,其音乐是当地各种民间音乐的融合,可分为唱腔和器乐两大体系。时至今日,还保留了荆楚文化的遗风。

夷陵之战后统一形势的扭转——蜀汉与孙吴各自战略规划的破灭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鲁肃为孙权提出"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战略规划,之后,甘宁、周瑜、吕蒙都谈到类似的规划,这一规划中,孙吴的军事部署应横贯长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谈到的战略规划是"跨有荆、益"、两路出击,是以襄阳为中心的。蜀汉章武二年(222),夷陵之战刘备战败,收复荆州失地之战以失败告终,蜀、吴对峙中心由荆州西移至永安,蜀汉镇守江北的将领黄权降魏。此前,魏文帝黄初元年(220),蜀将孟达、申耽、申仪降魏,曹魏设新城郡治房陵、上庸、魏兴三郡。孙吴"竟长江所极"的战略规划与蜀汉"跨有荆、益"的战略规划至此破灭,双方丧失了统一北方的可能性,结束三国鼎立,统一全国的任务只能由北方曹魏、西晋司马氏来完成。

商王武丁 奋伐荆楚

商王武丁征伐荆楚之事,在甲骨文、古文献及考古材料中有迹可寻。武王南征的原因有二主要是到南方寻找铜矿、锡、铅等战略资源;扩展疆土,巩固其共主地位也是原因之一。

文化襄阳,我们的精神家园——“大汉光武杯”2010人文襄阳·隆中论坛综述

襄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2800多年的建城史孕育了丰富的襄阳文化。研究认为,襄阳文化的未来定位为以汉水文化为体,以由此衍生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所形成的人文环境、人文景观、人文精神为用,以发展现代创意文化产业为途径,走文化多元发展之路,最终发展成鄂豫陕渝毗邻地区文化旅游中心城市和人文之都。围绕襄阳文化及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等,襄阳地方专家学者开展了广泛而深入地学术探讨,为实现襄阳文化及文化旅游产业的科学、快速发展贡献了诸多智慧。

从“中国当败吴当复”到“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东晋立国之际的谣谚

东晋立国之际,吴人通过制造、散布谣谚,传递不满,反对晋朝的统治;面对"吴人难附"的问题,司马睿势力为了能够立足江南,除了采取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行动之外,亦巧妙地附会谣谚,并给予流传的谣谚以新的阐释,将于己不利的谣谚加以舆论引导,为立国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春秋后期召陵之会新探

春秋后期的召陵之会,在春秋时期众多盟会中虽不是最重要的,但值得研究之处颇多。通过对清华简《系年》相关记载的研究,并结合《左传》的记载,可以对举行召陵之会的原因、召陵之会上作出的不攻楚国的决定、召陵之会的影响三个问题进行新的探讨。晋军新胜,趁战胜之机召集盟会以正式宣布霸主地位,是其最重要的原因。而根据争霸惯例,晋军已胜,无需继续进攻,且楚军加强了防守,以及晋国内部矛盾的加剧等,是晋国在会上作出不攻楚国决定的原因。至于其影响所在,最重要的莫过于楚军的部署和其后的吴军入郢之战,至于晋国的霸业,则影响短暂。虽依然受制于史料的相对缺乏,但仍能以新的视角,为深入梳理召陵之会诸问题做出一定的尝试。

论孙吴、西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镇墓俑

孙吴、西晋二朝是镇墓俑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集中流行时期。该区域目前所见这一时期镇墓俑,分为吐长舌状、独角兽形和鲵鱼形怪兽三大类。整理各类镇墓俑的文化来源和流行情况,可知吐长舌状镇墓俑源自长江上游地区,独角兽形镇墓俑源自北方地区,鲵鱼形怪兽为长江中游地区新创类型;各类镇墓俑均首先出现于长江中游地区,随后顺江传至下游的马鞍山等地,至西晋中后期在今江苏境内也有一定发现。通过分析各类镇墓俑在墓内的随葬位置和共存情况,可知不同的镇墓俑在墓内应具有不同的丧葬功能,且其组合形式或与地方文化传统存在关联。

上博简“诗亡隐志”与先秦楚地诗学抒情传统

流传于楚地的上博简《孔子诗论》,其“诗亡隐志”说的核心是诗歌语言要发泄、抒发内在情感。“诗亡隐志”的诗学主张,与楚辞中“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发愤以抒情”主张相一致。其中“隐”字的理解,关涉《楚辞·悲回风》“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辞句,“隐”与“微”互训。在儒学南渐过程中,儒家诗学理论著作《孔子诗论》以性情说诗,对于楚辞所建立的抒情传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吴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随葬品及相关社会问题

长江中下游出土的吴晋时期随葬品数量大、种类多、分布广、内涵丰富。本文主要对吴晋时期长江中下游较常见的五类随葬品——陶瓷器、铜铁器、漆器、金银器、石(玉)器进行考察,认为瓷器的流行和普及是这一阶段长江中下游随葬器物群的最突出特征之一;铜器是仅次于陶瓷器的第二大随葬品种类,在长江中下游的吴晋墓葬中呈现出了较统一的面貌;漆器作为重要随葬品的地位在这一阶段逐步衰退,主要见于孙吴时期,且在地域分布上具有集中性;金银器在中游的发现要多于下游,同时中游还出有一定量的滑石器,共同构成中游随葬器物群的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