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其源头可溯至先秦时代。夏、商两朝与被征服部落之间已有朝贡关系存在,及西周初年实行五服制,正式将朝贡制度用于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从《周礼》的记载来看,周朝设有各种机构,分掌朝贡事务。先秦朝贡制度具有原始性、非对等性、礼仪性和典范性等主要特征。

五服制视角下西周王朝治边策略与国家认同

随着新出土材料刊布及西周史研究的推进,学界将五服制仅视为朝贡制度的认识亟待转变。根据新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的记载,可见西周王朝治理边疆族邦三大策略:在军事征服基础之上,建立要服、荒服,要服、荒服邦伯参与国家祭祀、朝觐礼仪,认同周王朝的统治,成为西周王朝国家组成部分;在周边族邦地区建立侯伯,监管周边族邦尽职情况;周王亲自巡查边疆族邦或派遣甸服朝臣到地方巡视,检验边疆族邦对西周王朝应尽的职责。西周王朝采取的这些治理边疆族邦策略是由其建国时的国家体制决定的。

论北魏孝文帝的宗室辨族

宗室辨族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拓跋氏族群的进化产生了深远意义。孝文帝依当世五属的标准辨族,扫除氏族直勤体制的残余,把宗室打造为狭义的五服制家族。此举的初衷是远遵华夏古礼、近取南朝新风,而沉重的经济压力则是直接的现实动因。辨族活动在孝文帝死后归于沉寂,出服疏宗的宗籍依然得以保留。而阻滞其长久贯彻的原因在于:直勤尊同祖习俗的根深蒂固,中原正统王朝家国一体观念的制约,中古北方大族族制的影响,以及北魏特殊的政权结构等。辨族试图折衷古今、调和现实与理念,但单纯地凭借权威和政令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事物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的。

近百年《禹贡》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禹贡》作为《尚书》的一篇,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理想化大一统王朝治国理政的施政纲要和地理文献。近百年来,《禹贡》相关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关于《禹贡》的成书时间、性质、宋代《禹贡》学术史、《禹贡》九州、山川地望,以及五服制度等成为学界分歧和论争的焦点。本文对百年来国内《禹贡》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进行了梳理与述评。

《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

《禹贡》五服制度实质是指以王城所在地为中心、从内到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圈:内圈是甸服,是王畿之地;中圈包括侯服和绥服,是大小诸侯所在地;外圈在最外边,包括要服和荒服。五服制度的实质是以理想化的图式描绘出一幅中央与地方及四邻的相互关系的网络图。这三大圈恰好与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基本吻合。可见,《禹贡》五服制度不会是古人的臆说,而是曲折地反映着龙山时代中原与四邻的相互关系。

西周蛮夷“要服”新证——兼论“要服”与“荒服”、“侯服”之别

古文献所说东南方一带的蛮夷对周王室负有缴纳贡品的“要服”的义务 ,以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来看 ,此说是完全可信的。西周金文可证 ,西周东南方蛮夷不仅如古文献所说要向周王室缴纳上等丝帛及以地方特产为主的贡品 ,而且还要缴纳禾谷并定期为周王室服役。缴纳禾谷及服役是古文献中所未谈到的。结合古文字与古文献资料不仅可以证明载籍中所说蛮夷“要服”制是存在的 ,而且还可证明东南蛮夷与西北戎狄以及中原侯伯对周王室的服属的确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