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功能、困境与政策调适

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资讯—预警""协商—对话""治理—服务"以及"修复—善后"的功能,是群体性事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却面临着参与空间受限、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深度不够以及自身公信力较低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完善立法、拓展制度空间,构建评估、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确保社会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研究

广东"乌坎事件"给全国各地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被认为具有重大标本意义。网络作为舆论的重要载体,在"乌坎事件"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乌坎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舆情的生成-集聚-热议-消亡。这个过程表现为:"刺激性信息"导致热点议题形成,信息控制导致网络舆情进入潜伏期;网民与政府意见对立,舆情持续高涨;政府转变态度积极响应,舆情达到有序;新的信息输入导致舆情达到新的有序,舆情在波动中渐趋平稳。通过对新浪微博中有关"乌坎事件"的原创微博以及国内媒体对于该事件的报道情况的分析,能理清该事件网络舆情形成、演变过程的脉落,勾勒出网络舆情由无序向有序转化的轨迹。

政商关系的缔结、固化与瓦解:乌坎土地抗争中的地方政府自主性与社会力量

本文以内嵌于广东乌坎村过去20年间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地方政商关系的缔结、固化与瓦解的政治过程为案例研究对象，对中国地方发展中的政商关系的演化机制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认为正是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发展效率需求和社会力量的发展公平需求，二者在特定的宏大叙事语境中的矛盾性关系，决定了地方政商关系的演变过程，也形塑了平民阶层与政商阶层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关系。就地方治理而言，在当前政治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不断兴起的社会力量必定会不断冲击地方既有的、固化的政商利益格局，政商关系及其性质正在经历重大调整与转型，其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在地方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的重新定位，即地方政府自主性空间的重新调整以及地方政府对社会反向运动的保护性措施。着眼于中国现代化发展事业的未来，上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和保持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自主性，仍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处置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广东“乌坎事件”启示

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广东"乌坎事件",随着乌坎村新一届村委会经选举产生而告一段落。在这一事件演变过程中,政府处置的不同策略、方式及其带来的不同结果,给群体性事件处置提供了如下启示:一是理性看待"稳定压倒一切";二是坚决摒弃"敌对思维";三是切实维护"公法权益";四是着力畅通"诉求渠道"。

我国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其出路分析——以乌坎事件为切入点

"乌坎事件"中反射出中国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有:乡村集体行动动力不足而引起公共物品缺乏,村两委为获得资源和权力博弈会损害村民的利益,制度不平衡导致对乡村权力监督不到位以及村治中家族政治的异化等。解决困境的出路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建构多元化治理主体,累计社会资本;加强村两委对话协商,扩大民主参与;控制和引导行动预期,使制度运转起来;培养共同体思想,维护村民集体公益。

乌坎事件中的村民组织及其功能探析

“组织”起来的理性是乌坎事件中的突出特征。回顾乌坎事件中的村民组织及其良性功能的实现过程,可以发现,从热血青年团到村民代表临时理事会,再到新的村支两委,村民组织实现了从抗争者向秩序维护者、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角色转换,达成与政府的和解及政社关系的重构。然而组织并不必然理性,对乌坎事件的分析表明传统非体制精英的介入、组织的包容性和社会合法性、政府的应对态度等是发挥村民组织良性功能的重要条件。

高层出面与乌坎转机:抗争政治中的高层政府行为初探

本文试图在现有的对乌坎转机的意识形态化解读之外,探询转机的真正原因。高层出面通过五个方面的措施或机制,启动了迅速的转机过程,它们分别是:直接出面,隔绝基层政府和村民之间的直接对立;定性利益纠纷,解除事件的政治性;站位群众一方,解除抗争的对抗性;宽严相济,解除组织者的对抗性;释放村民,归还尸体,解除抗争的悲情性。这些措施符合抗争者持有的高层比基层更有意愿解决问题,也更有自主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认知。本文对于高层应对的分析,为理解抗争政治中的政府行为打开了一个缺口,是改变中国抗争政治研究中“国家缺位”状况的一个尝试。

群众路线视阈下的乌坎事件

乌坎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基层干部脱离群众和侵害群众的利益,乌坎事件激化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持"对手思维",不相信群众。而省工作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解决乌坎问题则是事件出现转机的关键。乌坎事件的启示是:根治群体性事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宗教力在乌坎事件中的作用分析

乌坎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而对其解读也呈现出一种多学科性与多视角性的特点。无论媒体抑或学界大都聚焦于乌坎事件所关涉的世俗层面,进而,从政治经济学、法学、人权等维度进行解读与剖析。然而,这些论述却忽视了宗教力在乌坎事件中所扮演的作用。有着400余年历史且深受民间信仰影响的乌坎村为一种宗教性与世俗性的混融态所型塑。在乌坎的宗教信仰体系与日常生活中,真修仙翁与打圣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在地意义性。平日里作为护佑个人与村庄福、寿、禄与平安的真修仙翁与打圣杯,在乌坎事件中行演着融聚力、护佑性与和谐力之作用。而宗教力在乌坎事件中所扮演的特殊作用不仅能够使我们深入到文化的本相去理解事件本身极其复杂的面向,同时,也从宗教层面丰富了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解。

价值累加理论叙事框架下的群体性事件探析——对“乌坎事件”从微观社会心理学角度的再审视

斯梅尔塞提出的价值累加理论认为,所有的群体性行为、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发生,都是由6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社会结构性诱因;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诱发因素;有效的社会动员;社会控制能力下降。与以往研究大多从舆情演化、话语权博弈、政府治理、村民自治等宏观视角出发不同,本文以价值累加理论为叙事框架,采用叙事法,并结合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对具有"时代标本意义"的乌坎事件进行微观社会心理学层面的再审视,探讨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机理。

乌坎沙坝泻湖潮汐汊道演变及航道尺度研究

基于水下地形资料,采用网格地形法,分析乌坎沙坝泻湖潮汐汊道的演变趋势。从航道保证率、航道通过能力以及航道挖方量3个方面,确定合理的航道尺度,保证乌坎西线航道的畅通。研究结果表明:从碣石湾湾顶到港口附近全部范围内,呈现明显的淤积态势,入海口门区和泻湖内弯道处尤为严重。建议加强对航道回淤特别是口门区和转弯段回淤的监测,推荐乌坎西线航道按照单线航道设计,其设计底标高为-3.27m,通航保证率为90%,为乌坎西线航道的整治提供了依据。

由乌坎事件谈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困境与突破

"乌坎事件"是由土地利益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在事件处置过程中,广东省政府承认群众利益,处置模式由敌对思维向公民权利思维模式转变;领导理念创新,特事特办;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及时决策、引导舆论等处置原则对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有重大借鉴作用。

完善村民自治问题研究——以广东乌坎事件为例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乌坎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失衡造成的。当前我国处于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因而完善村民自治,加强基层社会管理,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新媒体: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助推器

新媒体是"通过数字化交互性的固定或移动的多媒体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它本是一个处于动态发展变化中的历史性概念。新媒体具有传播主动性、生产分散性与容量无限性的特点。社会利益诉求机制不够通畅,新媒体自身的特性为舆情诉求提供了出口,新媒体和其他社会因素促进了民众公民意识、参与意识的提高,这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土壤。新媒体的"互动性"降低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成本,"分散"性既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赋权",又让参与者获得了"参与感"和"民主性";新媒体信息容量的无限性则有效促进了参与者的情感唤醒。"乌坎事件"具体展示了新媒体的这些功能:新媒体对乌坎事件起到了动员、"赋权"和"增效"等三方面作用,是乌坎事件发生的助推器。

乌坎模式对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启示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本质要求,基层民主建设是国家制度民主的具体化,是社会主义民主广泛而深刻的实践。深刻理解和深入构建基层民主,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尤为重要。乌坎事件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下各种矛盾积累的结果,具有较强的案例性和示范性。本文从事件意义、原因分析、对策思考三个方面入手,浅析事件带来的启示,希望总结出一些对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可供借鉴的建议和意见。

感潮河道拦河水闸调洪演算方法研究

阐述基于恒定流和基于非恒定流的感潮河段水闸调洪演算的原理和方法,并在乌坎水闸调洪演算中展示了上述两种计算方法,可供同行参考。

危机善后管理视角下政府公信力的分析——以乌坎事件为例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有效的公共危机善后管理能有效改善和提升遭遇危机侵蚀的政府公信力。

乌坎河年际水质评价及变化趋势分析

为研究乌坎河干流乌坎水闸国考断面年际水质状况及变化趋势,以广东省汕尾生态环境监测站提供的该监测断面2017~2021年的月度监测数据为基础,选取溶解氧(DO)、化学需氧量(COD_(Cr))、高猛酸盐指数(COD_(Mn))、五日生化需氧量(BOD_(5))、氨氮(NH_(3)-N)及总磷(TP)6个常规水质指标,采用单因子水质指数法及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对6个指标的年度平均值进行了评价,并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对监测断面的综合水质变化趋势进行了定量分析。单因子水质指数分析结果表明:乌坎河干流乌坎水闸国考断面处溶解氧(DO)、五日生化需氧量(BOD_(5))、高猛酸盐指数(COD_(Mn))及总磷(TP)的单因子水质指数表现较好,而化学需氧量(COD_(Cr))及氨氮(NH_(3)-N)的单因子水质指数表现较差,部分年份存在超标现象;此外,氨氮(NH_(3)-N)的单因子水质指数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说明该指标有不断变好的趋势。综合水质指数分析结果表明:乌坎河干流乌坎水闸国考断面在2017~2021年期间,其综合水质指数均小于3,说明综合水质现状类别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水质,均能达到“十三五”期间水环境功能区划目标要求,水质较稳定,且综合水质呈现变好的趋势。

我国乡村选举制度的法律审视与完善建议

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民主选举是村委会产生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乌坎选举的分析,发现村民已经具备自治的素养和能力。但在我国部分地区乡村选举中存在村委会“体制内卷化”、互不信任的“塔西佗陷阱”、法治精神的缺失与矛盾激化等困境。乡村选举实质化改革已经极为紧迫,突破乡村选举困境,制定选举准则是前提,强化村民参与是关键,健全政府监督是保障。

触碰民族曲艺艺术风格的流脉——乌坎、摩苏昆、伊玛堪的研究及保护传承

我国达斡尔族、鄂伦春族与赫哲族信奉萨满教,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有自己的独立语言,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达斡尔族的乌坎、鄂伦春族的摩苏昆与赫哲族的伊玛堪是我国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特点同属于豪放粗犷型的音乐,说唱艺术各具特色,运用吟诵式的曲调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