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扬到重塑:色诺芬著作在西方的接受

作为修辞、演讲和道德榜样的范例,色诺芬的著作受到古希腊罗马读者的厚爱。中世纪以后,西方拉丁语世界很少关注他的著作,东部希腊读者对他著作的重视程度也出现下降趋势。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欧洲读者开始接受色诺芬的著作。19世纪,对色诺芬的著作批评、辩护与折衷并存。20世纪,对色诺芬著作的接受既延续19世纪的走向又逐渐多元化。21世纪,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重新认识色诺芬著作的研究潮流,色诺芬的所有著作在西方得到全方位的研读。

危险的愉悦:《魔轮》及其重写

在木心丰富的创作中,最富个性且最具争议的是他的“重写”文本。对此,不同学者提出了“文本再生”或“修缮”等术语进行界定,但这些界定仍有语义未尽之处,尤其在考察木心的“重写”文本时未能将其与社会文化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因此,该文基于木心“海外华人”与“艺术家”的身份,联系其生平纪事,对他重写自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的作品《魔轮》进行文本细读与距离阅读。这不仅意在分析木心在原文本形式与内容上的继承与扩充,还意在将《魔轮》看作现代艺术博物馆中的一件展品,使《魔轮》在“危险”中享有“合法”地位,并据此透析木心重写的意义。

节制及其可能性——基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一书的解读

《回忆苏格拉底》一书表明,节制即明智选择的能力,也就是选择"好的事物"的能力,它的主要困难在于个体的骄傲以及贪图逸乐的欲望,尤其是对绝对自由的妄念。但由于万事万物之中有着神圣美好的秩序——逻各斯,人会被"逻各斯"吸引,学会谦卑,主动选择认识它并遵循它,从而使得节制得以可能。节制可以通过追求智慧、结交有节制的朋友、经常锻炼、过简朴生活等方式达成。节制对人格发展和公民教化都极为关键,我们需要重提其意义,并倡导基于"天道"的节制教育。

色诺芬史学二题

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所著《希腊史》是希腊城邦危机时代的产物。这样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取舍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色诺芬对西方古典史学的贡献主要有:完成了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作,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主要是有赖于色诺芬的记载而流传下来;对经济史、政治史、战争史、社会生活史等均有独到的分析和阐述;在史书编撰体例方面,特别是对于传记体史书,具有开创性贡献;对西方历史文学及军事文学也有重要贡献。当然,色诺芬史学也确有其不足和局限性。

色诺芬论苏格拉底的虔诚

色诺芬在一系列“苏格拉底对话”中,不遗余力地为苏格拉底被指控的两项罪名——不虔诚和败坏青年——辩护。他关于苏格拉底不虔诚的辩护系统地讨论了苏格拉底的宗教实践和宗教观点。这些讨论为我们在柏拉图的作品之外理解苏格拉底的宗教观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有证据表明,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虔诚的讨论,确实有过强的辩护目的,其中的一些内容很可能并不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观点,而是色诺芬本人的看法。

论色诺芬的经济管理思想

在《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这两篇著作中,不仅体现了色诺芬的经济思想,而且反映了他在管理方面的才能。尽管色诺芬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以家庭经济为背景,但他的管理思想却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既有宏观的描述,又有微观的分析。他的管理思想中已经闪现出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的萌芽。

色诺芬的“异邦”写作——以《斯巴达政制》为例

色诺芬一向被视为古典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亲斯巴达分子,证据就是他的《斯巴达政制》。该文尝试从清理《斯巴达政制》的研究史出发,澄清色诺芬的写作意图——按施特劳斯的阐释——实际是讥讽“异邦”斯巴达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史学价值及其“修昔底德传统”——兼与色诺芬《希腊史》比较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残篇是20世纪古典文献整理工作中的重大发现。这部作品对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的古希腊政治军事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提供了许多有别于色诺芬《希腊史》的珍贵信息。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两部作品地位高下的争论十分热烈。根据现存文本显示的证据来看,《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在历史观、客观性和文字表述水平方面存在着明显缺陷,其总体史学价值明显低于色诺芬《希腊史》,而这部作品对修昔底德传统的模仿与借鉴也往往流于形式。

色诺芬著作《居鲁士的教育》的性质与素材来源

在古典学研究史上,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向来是一部性质难以确定的独特作品。《居鲁士的教育》同色诺芬的另一部作品《拉栖第梦政制》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应被视为一部描述如何在理想王政下推行社会道德教育的叙事性作品。作品中的核心人物——对社会进行理性管理与德化教育的完美君主居鲁士大帝——的形象主要是在色诺芬生活时代的若干优秀历史人物言谈举止的基础上提炼整合而成的;居鲁士大帝式的英雄人物承载着将色诺芬本人为他身处的四分五裂、道德败坏的希腊世界量身定做的乌托邦式治理模式付诸实践的使命。

色诺芬教育哲学辨析

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来分析和解读《回忆苏格拉底》中所体现的色诺芬教育哲学思想,可以看出:首先,色诺芬将"认识自己"这一德尔菲神庙格言的精神贯穿于作品的始终,不断提醒人们只有认识自己,更进一步说认识自己的无知才是个体获得知识和智慧的出发点;其次,色诺芬在对当时雅典公民对身体养成的忽视和无知的现象进行严厉批判的基础上,强调关注身体并通过锻炼来维持身体健康对于个体健全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同时,色诺芬视节制为最基本的美德,唯有践行节制才能摆脱身体的约束而获得灵魂的清明,从而为个体之身心的整全发展提供可能的路径。

马基雅维利的转向——论敌友划分的限度

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可以分为两类,即政治著作(《君主论》、《论李维》和《佛罗伦萨史》)和军事著作(《战争的技艺》),将《战争的技艺》与其他著作对比阅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敌友划分在西方历史悠久,古典政治哲学对敌友划分在军事和政治中的适用进行了严格区分。马基雅维利突破了这一限定,将二者合而为一,模糊了政治共同体的内与外、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其后果是使政治变得更加残酷焦灼,为后来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埋下了伏笔。

哲人与僭政——施特劳斯与科耶夫关于《论僭政》的争论

施特劳斯与科耶夫关于《论僭政》的争论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非凡的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科耶夫相信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具有历史性质,哲人必须通过实现政治性的普遍同质国家才能获得最终的理论真理;施特劳斯坚持古典的哲学理解,反对历史主义和彻底的哲学启蒙。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关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争论,从根本上说,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古今思想关于真理观和存在论的分歧。

公元前四世纪雅典上层贵族的政体论——以色诺芬和柏拉图为例

色诺芬和柏拉图均是公元前四世纪雅典上层贵族。由于两人出身、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所限,致使他们对民主政体都不抱有好感,各自追寻理想的君主政体。欲了解雅典上层贵族政体论变化历程,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探求造成两者异同之原因。

论色诺芬眼中的古希腊仁慈僭主

色诺芬通过描述了僭主政体下僭主灵魂的混乱状态和僭主与平民的对立,从而揭示出僭主政体下的统治秩序的失序现实。怀着一种对无序状态深深的恐惧,色诺芬抱着一种改良的态度来看待僭主政体,并提出了仁慈僭政的改革方案。色诺芬从僭主个人修养、雇佣兵制度和社会经济生活三个方面来论述仁慈僭主,并描绘仁慈僭主统治下的相对良好的社会秩序。

“缺席”的公爵与共和国的“新君主”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切萨雷·博尔贾公爵不吝赞美之词,但在《李维史论》中则有意忽略了公爵。在1502年马基雅维利出使公爵期间,目睹并记录了雷米罗受戮的场景,并在十年后将这一事件写进《君主论》,但进行了细节的添置与改写。公爵放下的血淋淋的刀子和“斫为两段”的表述,是作者留下的隐微线索,在隐喻功能之外,将证据引向行非常之举、运用残酷但争取人民、服务于共和国公益的君主典范。《君主论》第18章“当代不便点名”的君主应为教皇利奥十世,而《李维史论》与色诺芬《论僭政》的关联,表明马基雅维利对新君主如何通过增进城邦公益而获得荣耀,给予了深刻教导。

“老寡头”的民主观——论伪色诺芬《雅典政制》的写作意图

在现代学界,伪色诺芬《雅典政制》被普遍认为是《老寡头》,概因学者并未深入分析这篇长文的内容和主旨。尽管作者“老寡头”在文中最醒目之处反复表明了自己的反民主观点,并且用很长的篇幅来批判雅典民主;但是,在批判之余,他又立即为雅典民主辩护,并且承认雅典人已成功维护了他们的民主政体,不存在推翻的可能性。同时,民主政体仍然允许贵族在政治上崭露头角,雅典帝国又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所以贵族普遍选择适应民主政体。面对这些现实,作者暗示寡头派们应该放弃原有政治立场并且适应当下的民主政体,这或许是它的写作意图。

色诺芬的财政增收思想研究

色诺芬很强调政府保持财政的收支平衡,既可以使自己免于贫困,又可以消除和邻邦的矛盾,公民借助于本国的资源来维持生活才是公正的生活,反对通过侵略掠夺邻国的财物来维持财政的平衡。色诺芬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想出一些增加雅典收入的办法:一是吸引更多的外国人侨居雅典,二是授予商人特权,三是设立基金,四是管理好银矿,五是国家拥有公共奴隶,六是保持和平的经济发展环境。色诺芬充分认识到财政收入在一个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很多增加财政收入的有效措施,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至今仍然有借鉴意义。

“风”起“浪”涌40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变迁与展望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经历四十余年的发展,在概念辨析、方法思路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整个过程经历“求同”“存异”到“综理”的发展阶段,研究的整体意识和比较特性逐渐显现。“海外华文文学”从概念上指代的并不仅仅是一种空间地域上的特殊文学类型,更是一种“错位地”思考全球现代性的“文化事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持续辩证内外、华夷、主次、正变、动静等问题,以思考“中国性”和“本土性”作为自身最关键的问题。它以对“根”和“径”的探讨来说明身份政治的复杂性和在地性,也借对“势”的挖掘来说明身份确立过程中所充盈的伺机而动、蓄势待发的能量和流动性。晚近提出的“华语语系”“华夷风土”等观念,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前者力图以差异和少数实现对抗,后者则关切文学和自然、社会、精神等层面的紧密联通关系,强化文学的人间面向,回应文学的本体论问题。但无论是对抗还是对话,这两个新的观念都驱使我们注意海外华文文学内蕴的流动、联通特性。它处理的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源流、中外文学的关系,更是对所有少数跨国主义文学实践的思辨。如同风浪的往返律动,海外华文文学代表了在不同的文化经验之间做来回对话折冲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思考并凝练一种基于对话和关系的“海洋诗学”。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作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雅典政治状况、原提洛同盟"盟邦"与雅典的关系以及探析民主政治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主要从平民的权利、海上霸权两个方面论述雅典民主制保持完好的原因,评述"盟邦"主权遭到雅典侵夺的历史事实,从而证明雅典民主制乃是建立在全体雅典人对非雅典人剥削、奴役基础之上的。当政者所采取种种强化民主的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雅典人的根本利益。

前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述评

前古典经济学的幸福思想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产物。它不仅从古希腊的哲学中汲取理论素养,而且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社会的各种哲学思潮中汲取了充分的理论营养。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们结合其所处时代的丰富的知识背景,以个人的天赋和勤于思考的才能围绕财富与幸福关系总结性地提出了其幸福思想。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不同,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幸福的认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幸福观,系统梳理和挖掘前古典经济学幸福观的内在原因及其变化的轨迹,对当下构建幸福中国依然富有借鉴与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