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耳熄鸣丸治疗感音神经性耳聋、耳鸣的疗效观察

目的 研究聪耳熄鸣丸治疗感音神经耳聋、耳鸣的临床疗效。方法 随机选取来我院就治的感音神经性聋、伴耳鸣病人１２０例，分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对比。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对耳鸣的疗效，分别为６８％和４０％；治疗组和对照组对耳聋的疗效分别为６８％和５０％，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聪耳熄鸣丸是治疗感音神经性耳聋、耳鸣的有效药物。

从新加坡制造反思制造新加坡：希尼尔论

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加坡作家希尼尔可谓新加坡制造,而同时其长于书写的短诗、微型小说亦是新加坡社会发展的文体实践。相当有意味的是,他恰恰是以新加坡制造反思制造新加坡中的种种问题:在回顾传统时,他既批评对乡土/传统的巨大破坏,又以"后殖民"日本为例反思岛人的善于遗忘历史;在直面当下时,他着重呈现其间的孤岛属性,批判工具性、现代化,也刻画平面新加坡人的文化特征;而在窥视未来时,他一方面强调双重原乡,另一方面亦强调要立足更新后的本土。

论《浮生六记》其他女性之悲剧人生

《浮生六记》里的女人,均带有悲剧色彩。女主人公陈芸的命运固然是悲剧性的。除陈芸外,其他女性的人生也十分悲苦,如沈母、憨园、翠姑、喜儿等。因此,笔者拟对这几个女性形象的悲剧人生予以探析。从而让人们给予她们更多的关注、理解与悲悯。并进一步认识戕害人性的旧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与摧残,在深思那个黑暗时代女性悲剧性命运的根源的同时,从又一侧面感受作品深蕴的悲剧之美。

从归化与异化的角度评余光中译《不可儿戏》

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有很多中译本。余光中译本《不可儿戏》,既保存原作幽默俏皮、朗朗上口的对话和精妙之处,也散发出与原作同样的艺术魅力。余光中巧妙地结合了归化与异化,合理地处理了剧名、人名、词语和对话的翻译。

阿奇霉素联合顺尔宁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82例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阿奇霉素联合白三烯受体拮抗剂顺尔宁治疗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对160例支原体肺炎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82例和对照组78例均给予阿奇霉素联合静脉点滴14天后,停药3天,再给予阿奇霉素联合静滴4天;观察组加用顺尔宁治疗。结果:咳嗽、喘息、肺部哆音等主要症状,以及体征消失时间及IgE减轻有显著性差异。结论:阿奇霉素联合顺尔宁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疗效明显,临床无明显不良反应。

说凤:王熙凤—孔子—曹寅——兼解“一从二令三人木”

王熙凤册子画与词中的凤、冰山、末世、金陵、从、令、休等元素,都是相互关联、依存和制约的有机统一整体中的系统质。楚狂的凤歌:"凤兮凤兮……今之从政者殆而",王熙凤形象假借了"凤歌"的文化因子。她这只"凤"是家政的"从政"者。她威重令行,颇有令名;后贾母亡故,元妃大梦归,靠山冰消,君令抄贾府,家败于金陵,半世性命休矣。这是她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凤是象征,是共名,王熙凤称凤,孔夫子被称凤,曹寅也是凤。"王熙凤",喻指康熙王朝之凤,即曹寅。其先辈"从龙入关"、"扈从入关",曹寅父子三代从政于江宁(金陵)织造六十年,后期又兼从两淮盐政,与康熙王朝相终始。康熙寿终则靠山冰消。康雍易代,康熙"政尚宽仁",雍正政尚"严刻"。在这两种政令下,先被"爱之加诸膝",后被"恶之坠诸渊",革职抄家,万事"休"矣;这是曹家的"一从二令三人木"之义。

《洗耳堂诗草》序

翟磊第四部个人诗词集《洗耳堂诗草》关心时政、爱岗敬业,已经挣脱了格律音韵之限制,进入了格律诗词之自由王国,囿于文史哲典籍之修养熏陶,仍有生造词语者。

晚清江西文言小说集二种叙考

清代的江西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文言小说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邹钟的《想当然耳》和李熙龄的《冰鉴斋见闻录》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两部。邹钟,江西安福人,生于1833年,卒于1890年,其《想当然耳》影响到《夜雨秋灯录》、《斯陶说林》等文言小说集的创作。李熙龄,江西南城人,生于1791年,卒于1868年,其《冰鉴斋见闻录》文笔简洁,有《阅微》遗风。

新疆齐热哈塔尔水电站电气二次及通信系统设计

新疆齐热哈塔尔水电站按无人值班(少人值守)运行原则设计,采用全计算机监控系统;发电机、主变压器、220 kV母线和220 kV线路均采用微机型成套保护装置,发电机励磁系统采用自并励可控硅静止励磁方式;电站内部通信设有行政交换系统和调度交换系统,外部通信采用光纤通信和电力线载波通信方式,并经英吉沙220 kV变电站接入新疆省调和地调。

浅析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原因

上世纪30年代初期,湘鄂西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也使苏区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到共产国际的间接影响,又是"左"倾中央的错误决策所致,而政策具体执行者的主观缺陷则直接导致了"肃反"扩大化的出现。

朱子人心道心论的渊源与发展

朱子之前,人心道心之说有苏轼的一本论传统与二程的对立互发论传统。朱子早年深受苏轼的影响,后来逐渐继承二程之论。朱子晚年明显表达人心道心互发论的观点,但同时主张“心”的单一性,并且强调“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以形成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韩儒李滉注重朱子人心道心对立互发之说,而李珥更重视“一心”思想。中国与韩国的理学发展史上,人心道心之说始终是伦理学讨论的中心主题,其所关注的道德之来源、动机、获得方法等问题,对现代伦理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读契札记二则

黄类卜辞中有两个从马之字,作“■”和“■”。左部构件与甲骨文“■/[尘犬]”(迩)及其声符“[木土]/尘”(埶之省)同形,应具有表音作用,战国文字有从马[木土](埶)声之字,皆应释为“驇”。甲骨文“■”字目前多释为“奚”,该字较“奚”字多出象征伐首义的短横,从字形和辞例来看当释为“[奚戌]”。

从传播学的视角看“走西口”人群的文化融入与社会整合——以内蒙古西路二人台为个案

二人台不仅是"走西口"移民背景下蒙汉族群间认同与文化融合的产物,并且成为蒙汉两族认同、融合的文化象征物。从具体的研究结果来看,二人台是在整个土默川地区的文化生态变迁中形成、发展、成熟的,其文本形式与内涵都体现着蒙汉族群关系的演变历程,带有这一地区特有的文化印记。

“犯不见犯”笔法下袭人与平儿“贤”“俏”之对比

袭人与平儿无论是在身份地位及处境方面,还是在相貌、品性及才能等形象塑造方面都可见“犯不见犯”笔法的印记。作者或者通过“明犯”,如在回目上二者的成对出现,或者通过“暗犯”,如在不同场景、相似情节下二者遥相呼应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表现来揭示她们形象的异同。同时,“犯不见犯”笔法的运用也有助于深刻把握这两颗犹如双子星般存在的相似人物形象的不同内涵。

论“学而时习之”疏解的演变

从经学注疏的视角考察,“学而时习之”有着丰富的阐释和鲜明的演变特征。汉唐学者多将“学”理解为对知识经验的“觉悟”,认为“习”是温习学业、经学文献,因其沿用了《白虎通·辟雍》将“学”解释为“觉悟”,使得解释侧重于知识、心性层面的学习,对行的关注则不够。唐中期后至宋初,解经之法开宋学先声,后程颢、朱熹重审经文、自求新意,认为“学而时习之”是知行合一的内涵,指出“学、习”的含义是知与行的统一,明清的学者多认同这种观点,并不断完善此说。

新加坡作家希尼尔笔下的“城”与“人”

1965年建国后的新加坡在周围的马来主权国家的威胁和学习西方而求存的现实环境中,华文教育一直在这种国家生存和人民生存的现实中被压制,华语、华文教育以及华人传统的存续长期以来都是华人作家关心的重要命题,正是在这种实用主义压迫华文传统的现实中,新加坡的浮城品格更加的明显。作为新加坡中生代代表作家的希尼尔,其创作执着于追忆历史,着力于维护中华传统文学以及对浮城(新加坡)市民的日常生活图景的描绘,为新加坡城与人的形象提供了一道新的文学风景。

郑氏针法治疗眼病的学术思想

郑氏针法流派治疗眼病,基于对相应脏腑、经络与眼存在密切联系的深刻认识,使针刺手法与腧穴的功效、配伍高度适配,重点在风池穴操作温通针法,并在眼周局部腧穴操作“二龙戏珠法”及“喜鹊登梅法”,强调针刺操作时对“气”的把握,促使“气至病所”,发挥“气”的作用,可直接治疗眼病,明显减轻症状;远端取穴意在平衡脏腑的气机,通过对相应腧穴的补虚泻实来调节眼的濡养之源,可间接治疗眼病,远近相合,兼顾疾病的标本、虚实,具有显著的疗效。文章阐述郑氏针法治疗眼病的学术思想,以期为临床眼病治疗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