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重修与道学思想的复兴

重修白鹿洞书院是朱熹道学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展开,朱熹借此以官方力量宣扬周程道学,建立道学思想的根据地,对此后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意义。朱熹力主周程道学,批判佛老之学与儒门内部王学、苏学,以扭转道学的弱势地位。朱熹复活书院的活动与其弘扬道学的目的紧密结合,他采取了请求朝廷支持、刊刻道学文字、撰写诗文、开展讲学、确定学规等多种形式。朱熹竭力树立周敦颐在理学道统中的开创地位,确立了白鹿洞书院作为道学重镇的意义。

程朱的超越境界

宋明理学发明内在超越理论,取代了佛教的外在超越理论,将其挤到后排。程颢、程颐、朱熹是内在超越理论的主要创造者。二程依据天理论,弘扬价值理性,搭建儒家的精神世界,视儒家伦理规范为天理的直接体现。朱熹以二程天理本体论为根基,把张载、周敦颐、邵雍的学说都纳入理学体系之中,成为集大成者,与二程连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对程颢及程门弟子“万物一体”的理解和修正

阐述程颢与程门弟子的“万物一体”,自程颢提出“万物一体”后,这种思想便为其弟子所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程颢及程门弟子以“万物一体”为仁体;论述朱熹对“万物一体”的理解,他认为“万物一体”并不是仁,而是仁之后的结果,是仁爱之后所达到的境界和状态,在施以仁爱实现“万物一体”的过程中,离不开公与恕;认为朱熹使“万物一体”从抽象的形上玄思走向实践性的仁民爱物,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践理性和人文精神。

洛阳新见《宋故安定席处士墓志铭》考论

《宋故安定席处士墓志铭》由二程(程颐、程颢)门生刘立之撰文,李处遯书丹,记载了席彦正的生平家世、个人品行及其处士生活。墓志透露出二程先生的门生故旧及部分姻亲状况,对于了解二程先生的姻亲、社交以及宋代书法艺术、书院教育状况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基于“络息成积”探讨通络法防治子宫肌瘤的机制研究

络息成积是各类癥积关键病机的代名词,而子宫肌瘤作为妇科癥积的典型代表,同样适用于从络息成积角度探讨。子宫肌瘤的病位主在胞宫之络,“瘀血留滞为标,正气不足为本”为其病机之要,“易滞易瘀,积而成形”的病理特点与络病特征相似。鉴于此,治疗子宫肌瘤秉承“络以通为用”的根本治则,依据病程进展辅以“活血祛瘀”及“扶正补虚”法。本文基于“络息成积”探讨通络法防治子宫肌瘤的机制,以期丰富对子宫肌瘤病因病机和临床诊疗的认识,为中医药防治子宫肌瘤提供依据。

程晋芳治《诗》路向探析——以《毛郑异同考》为例

清儒程晋芳治《诗》不迷信权威,不专执一家,能平心评议《诗经》毛《传》、郑《笺》之异同得失。对于“诗经宋学”之权威朱熹的《诗》学观,也能公正地进行评议,既能尊崇朱学,也揭其之失。在治《诗》实践中,程晋芳贯穿汉宋,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择善而从,显示了治《诗》态度的谨慎与严谨。程晋芳致力于考辨毛郑之异同得失,阐幽发微,言简意赅,目的在于试图探明《诗经》之古义。程晋芳比较毛《传》、郑《笺》之异同,并对此展开梳理与研究,对清代乾嘉年间《毛诗》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明时代徽州的程灵洗崇拜

作为一名载入南朝正史的豪强人物,程灵洗在南宋以降的徽州社会一直是颇具影响力的神祇。当地对程灵洗的崇拜,从宋到元经历了形式上的变化。从南宋最初的露天社祭到世忠庙的营建,从元代程元谭-程灵洗世系关联的建立到元末各地世忠行祠的兴建,崇拜形式变化的过程也是地方神祇正统化的过程,其中地方士大夫是主导力量。随着程灵洗在明初洪武礼制中祀典地位的确立,以及明代中叶徽州商人力量的勃兴,在地方社会组建宗族的潮流之下,程灵洗崇拜不仅逐渐呈现由商人主导的态势,同时也具有了明显的宗族化的倾向。原先各地流行的世忠行祠最终演变成了各地的程氏宗祠,徽州早期的豪强人物程灵洗由此逐渐进入各个支派的程氏谱牒,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祖先。

朱熹“中庸”解的实学思想——兼与二程“中庸”解之比较

朱熹"中庸"解的实学思想,既源自二程以"实学"诠释《中庸》,又形成于对二程后学追逐"未发"而求"中"的批评。正是这一实学思想,使得朱子在解读"中庸"时,能够在二程"中庸"解的基础上,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中庸"之"中"代替二程的"不偏之谓中",强调"已发"时的随时以处"中";以"平常"解"中庸"之"庸"取代二程的"不易之谓庸",强调"无过不及"的"平常",把"中"与"庸"统一起来。这种解读既体现出朱子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想,又是对二程"中庸"解的发展。

《易序》作者略考

《易序》为朱熹著作《周易本义》中的一篇序文,但此文也被收入程颐的《程子遗文》及程颐的弟子周行己的《浮洼集》中。谁是《易序》的真正作者,众说纷纭。本文从文献的角度和思想的关联上断定朱熹是这篇序文的真正作者。

刘锡诚:民俗学理论家与探索者

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研宄凡四十余年,作为理论家和探索者,近年在原始艺术和文化模式的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其《中国原始艺术》和《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等著作在理论探索、实证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均有重要的意义。

朱熹致程鼎书信九通考释

清宣统元年(1909)木活字本《婺源韩溪程氏梅山支谱》中载有朱熹致程鼎的书信9通,然历来有关朱熹的著述均未提及,当为佚文。今谨过录其文,添加标点,并结合方志、家乘等史料略作考释,以期助益于朱熹、程鼎的生平、交游及思想等研究。

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兼论“洛学兴而文字坏”

宋代理学家以道论诗,曾用"自成文"、"人心感物"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等说法,建构起一套诗学观,包括诗歌生成论、诗歌价值观及诗无工拙论等,认为最好的诗是圣贤摅发胸中所蕴,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可为。他们又以诗言道,诗就是道,不能载道的诗应当删去。总之,理学家所论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诗。这些论调对传统诗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并导致宋诗的急遽衰落。

现代杂剧作家程曦生平及著述考略

大陆学界有一种误解,说顾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位发表杂剧的剧作家,于是宣告了杂剧的消亡。但陈寅恪弟子程曦的杂剧创作一直延续到1994年,因20世纪50年代即迁徙海外,学界对他离开故土后的生活及著述鲜有所知,故有误解。文章拟在爬梳程曦自传、作品及其故旧回忆的基础上,勾勒其海外生活及著述之大概,还其诗人、学者、剧作家之本来面目,以助学界同好之研究,进而正确书写中国文学史。

论蔡清《易经蒙引》对《周易本义》的注疏价值

作为对《周易本义》具有注疏性质的《易经蒙引》,其对于理解朱子的《本义》,到底有多大帮助?蔡清的理解与朱子《本义》原义是否贴切?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易经蒙引》是对朱子主要易注的宏观审视与抉择,其对《本义》与《程传》的承传与不同有清醒的分判与吸取,并融会宋元诸易家研究《本义》之释,择精存义,且以历史的、礼学的阐释具化对《本义》的疏解。《易经蒙引》是蔡清在对朱子易说进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作出的,是研究朱子《本义》不可或缺的材料。

唐宋徽州程灵洗的神话故事考

程灵洗信仰是由一组神话故事构成的,主要创作于唐宋时期。唐代的神话故事是以徽州的蛟斗事件为依据,以晋许逊的斩蜃故事为蓝本,以唐高宗的千年石刻和武周革命为背景综合创作而成。宋代的神话故事是对唐代的复述,但在细节表达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南宋偏安江南的社会现状并受到当时社会流行的性命义理学说影响。

论程朱理学之异同

过去的学术界通常将程朱理学不作区分。程朱理学究竟有哪些同与异?二者的共同处在于将"理"视为某种超越于经验的、绝对的存在,它是某类事物的所以然者或自性。在程朱看来,宇宙是一个整体性存在,宇宙整体的生存之道便是天理或公道,这个天理或公道便是仁。这是他们的一致处。不同处在于,二程之理只有公理、天理,它不仅是宇宙之理,也是万物之理,即万物分有了同一个天理;朱熹则认为宇宙不仅有天理、公道,而且每类事物包括无生意的种类都有自己的理,世上不仅有公理,而且有不同的别理。这是二程理学所没有的观点。

丰富的史料,卓越的史识——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刘锡诚先生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中国民间文学第一部学术史专著,该著作以翔实的学术史料、公正的学术史识梳理了百年来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历程,对一些史料的历史价值进行了新的评价,首次公开大量珍贵的学术史料,对一些不为人知的学者、学术成果进行了评价。该著作填补了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专题研究的空白,为整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建构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改变了民间文学学科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促进了学科的整体、均衡发展。

宋儒对“一贯”和“忠恕”的不同诠释

汉唐经学并不太注意“忠恕”和“一以贯之”的关系问题。北宋道德性命之学兴起后,宋儒多将一贯的“一”等同为道,而“忠恕”并非一贯之道也就成为一种流行见解,曾子也因此而被认为并未明道,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和陈祥道的新学解释之中。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二苏和不少程门后学都将忠恕视为曾子训导门人的转语,但二程则通过繁复的理论建构来肯定忠恕可以诠释一贯。朱熹批判性地兼采了这两种思路,他既借鉴二程以体用来理解“一贯”和“忠恕”,但又极力强调《中庸》之“忠恕”的实践力度,创造性地为曾子的一唯之对铺垫了《大学》格物致知苦学积累的前奏。

程朱“理一分殊”思想的方法论视角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具有丰厚的思想渊源,具体提出是程颐回答他的学生杨时关于张载《西铭》的疑问时说出的,朱熹则做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理一分殊”不但是程朱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理学中扮演着方法论的角色。程朱利用“理一分殊”解决了世界万物如何产生以及世界万物统一于什么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了程朱理学的哲学性质和发展方向。正是由于“理一分殊”这一方法的运用,使得程朱理学大大超越了先秦儒学、道家哲学和佛学关于宇宙生成和万物统一性的论述,使理学成为更缜密、完善、思辨性更强的哲学思想体系。

美德伦理学:从宋明儒的观点看

与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看宋明儒学,从而试图将后者看作是一种美德伦理学不同,从宋明儒的观点去看美德伦理学主要是看美德伦理学还存在什么缺陷、局限和问题,而宋明儒特别是二程、朱熹和王阳明,在克服这些缺陷、超越这些局限和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是否能够有所作为。虽然这样的研究在广义上也算是一种比较哲学,但它不是在比较已经完成了的美德伦理学体系,而是在比较中促进美德伦理学自身的发展,而这种美德伦理学并不是西方历史上(事实上也不是中国历史上)某些伦理学形态的专利。在这个意义上,从宋明儒的观点看美德伦理学并不是用宋明儒的材料去解决西方美德伦理学的问题,因为这种说法隐含了这些问题不是宋明儒、儒家甚至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宋明儒能够解决西方哲学家没有甚至不能解决的这些美德伦理学的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它们也是宋明儒、儒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