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行舍藏:朱子哲学中命限的消解

朱熹通过理气结构延续和完成了宋代道学诸儒对“命”概念的改造,将经典传统中“命”概念的“命限”与“使命”二义内在地整合,并将“命”概念的核心确立为“使命”,以“使命”收束“命限”,削弱“命”概念之中不测而阻碍人道德实践的面向。他将“命限”义落实在气层面,将“命”的本质归为“使命”义并落实在理层面,将气层面上的命限解释为天理(同时亦是天命,用“命”的“使命”义)展开所带来的限制。从而,朱熹认为对于能够充分展现性理的圣人而言“不消得言命”,即没有命的限制可言。对朱熹来说,即使从历史情形来看,圣人有所不能为,这也并非命限带来的无可奈何。这是基于朱熹对命限的特殊解释。命限被解释为理本身展开为气的过程中落入具体之“时”,从而不得不有的自然限制。而圣人之心的展开与天理的展开同一,圣人不是被命所限制而未能实现自身事业,而只是展现出天理在具体时遇之中最好的可能,这种可能所包含的一切限定都只是天理在具体时空之中的自然限制。朱熹坚持在一个极度理想化的圣人身上,应然之理终能充分、自如地展现,作为道德应然的天理亦是自洽的。

《西铭》的意义结构述论

《西铭》是北宋思想家张载的一篇著名文章,被视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之作,历代多有诠释。但不同学者对《西铭》主旨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有“仁体”说、“理一分殊”说、“万物一体”说和“仁孝”说等各种观点。事实上,该文具有严密的意义结构,并与其文章布局、行文方法以及张载本人思想等密不可分。《西铭》融会《易传》《孟子》《中庸》等先秦儒家经典,以“事天”为主旨,提出了“民吾同胞”的事天原则,“敬乐”“克省”的事天工夫,以及乐天知命、存顺没宁的事天境界,从而展现了张载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诠释与创新,尤其是对天人关系和个体伦理责任与义务的新思考。

朱彝尊与易堂诸子交谊考述

朱彝尊与魏禧相识于扬州,因二人年龄、经历、出身与职志等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逐渐结为至交。诗文方面,朱氏不仅与魏禧有密切的交流,与其兄魏际瑞亦有书信往来。朱彝尊与曾灿相识于京师,游处累月,朱氏仕清后,重逢于苏州,因身份迥异,曾氏遂有“云泥之叹”。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氏因小事被谪官,其心境为之转变,希冀通过曾灿与魏禧之侄魏世傚搭建与“南园词客”接续前谊的桥梁。

聪耳熄鸣丸治疗感音神经性耳聋、耳鸣的疗效观察

目的 研究聪耳熄鸣丸治疗感音神经耳聋、耳鸣的临床疗效。方法 随机选取来我院就治的感音神经性聋、伴耳鸣病人１２０例，分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对比。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对耳鸣的疗效，分别为６８％和４０％；治疗组和对照组对耳聋的疗效分别为６８％和５０％，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聪耳熄鸣丸是治疗感音神经性耳聋、耳鸣的有效药物。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

在朱熹的学术和人生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为了维护《西铭》的道学史地位,朱熹曾与汪应辰、陆子美、林栗、郭雍等人进行论战,这不仅确立了《西铭》的理学地位,同时还将《西铭》"理一分殊"之旨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学者之中。

邵铭熙教授运用“髌四穴”为主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经验

目的:介绍邵铭熙教授芒针透刺"髌四穴"为主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证经验与治疗特色。方法:通过跟师邵铭熙教授,学习其芒针透刺"髌四穴"的方法,收集其诊治膝骨关节炎的验案,总结归纳其诊疗经验和临证特色。结果:该方法治疗膝骨关节炎疗效显著。结论:邵铭熙教授芒针透刺"髌四穴"为主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经验独特,初步总结归纳以传承名老中医经验。

双轨政治与治世理想——《明夷待访录》社会治理思想论析

社会治理如何容纳多元主体是当前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以黄宗羲重要的政治思想作品《明夷待访录》为研究对象,重新解构了书中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治理思想。从费孝通先生"双轨政治"的角度,指出黄宗羲通过明确君主本职与臣道,提出"分治"思想调整政府权力系统关系,为社会治理争取空间;通过强化学校的"治统"地位,将学校设计成为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组织化及制度化的"治教合一"的社会治理机构,最终建构一种健全持久的双轨政治,即通过新型学校设计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治秩序从失衡到双轨化的调整。

“自得”和“宗旨”——《明儒学案》一个重要的编撰方法与原则

"自得"和"宗旨"是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一个重要方法,也是指导和规范心学发展的重要原则。学贵"自得"的"自得"是一种强调主体意识的治学精神,是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时选案的重要参考;"宗旨"不但是对"自得"的肯定和提升,而且体现了黄宗羲的学术脉略和治学精神。"自得"和"宗旨"既是我们后人研究黄宗羲和《明儒学案》所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又为我们以后编撰学术史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依据。

钱希言《戏瑕》所记《水浒传》传播史料辨析

钱希言《戏瑕》载"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学界多以为此材料能够证明嘉靖前即有《水浒传》在社会上传播。然而,通过文献考证得知,"犹及与闻"的"功父"即明末著名画家、藏书家钱谷之子钱允治,他与文征明等一起"听人说宋江"的时间不能早于其出生的嘉靖二十年(1541),实际时间应该更晚,正值文征明的晚年,这时《水浒传》在社会上已得到广泛传播。至于他们听人所说"宋江"是说话故事还是《水浒传》或者兼而有之,已经无法确证了。

宋明理学中的道心人心问题——心学与朱熹的思想比较

朱熹的道心人心统一论是心学道心人心思想的一个主要观照对象。王阳明和湛若水提出了道心人心对立论,要点在于把人心人欲化,从而与朱熹的观点形成明显对立。刘宗周则提出了道心人心一体论,要点在于认定道心是人心的本心,从而与朱学有更多相近之处。心学家的道心人心论述在其思想体系中总的来说没有独立意义,而这与朱熹对道心人心的高度关注颇为不同。这些分析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对余英时的相关观点构成了挑战。

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

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都首提其“以易为宗”,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易》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其主要在于:张载“勇于造道”,其“造道”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太虚即气”“气化之道”“一物两体”的宇宙观源于易理;其贯“性与天道为一”“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心性论根于易;他颇有影响的《西铭》,其思想乃“本儒家《孝经》,参以易理”;其著名的“四为”说之“为天地立心”句,亦从《易·复卦》之《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立论。“以易为宗”既说明了张载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点,也彰显了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立论根基,是理解张载思想之关键所在。

张载《西铭》所构设的理学新语境

《西铭》借易学的语境,基于天道性命的贯通,本乎天地人三才三而通贯为一的性命之理,着眼个体之"我"对于三才之一的人的角色承当,从"我"出发,为"我"构设了性命之理的生命大语境,生命终极承当与实现的宇宙大家庭语境,浸润礼、仁、孝的生命人文价值语境,开示了"我"对宇宙大家庭的认同承当,以及基于此所应当过的通体心存敬畏感恩珍视善待的直面父天母地的孝子、肖子的生活。昭示了士人当仁不让于圣贤的生命主体意识自觉,宣示了士人致君泽民利物舍我其谁的强烈家国天下以及整体宇宙担当。

曹魏缪袭鼓吹曲辞系年的三重考论及意义

缪袭鼓吹曲辞的创作时间历来有所争议。考索缪袭鼓吹曲辞中魏文帝、魏明帝的本事,探讨魏明帝君臣"受命"的内涵,考证魏明帝时礼乐文化建设时间等可以看出:作品不作于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应作于魏明帝景初元年(237)。上述三方面的考论,不仅可以确定缪袭鼓吹曲辞的创作时间,也可以确定与上述事件相关一批作品的创作时间;缪袭鼓吹曲辞本事的考索还可确定曹丕《于谯作》的创作时间,甚至还可以确定史书未加记载的魏明帝时的一次蝗灾,可补史书之不足。

邵铭熙教授芒针止痛疗法小结

探讨了邵铭熙教授临床运用芒针止痛疗法的治疗特点 ,阐述了其临床注重实效的求实的治学精神。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来”字考辨

关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来"字的解释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持"语气词"说者虽众,然或论据单一,疑点重重;或局限于浮泛的解析层面,却并不符合陶翁作品的内质深意,存在诸多误读。本文从陶渊明作品的用词习惯和生平经历入手,以理解陶渊明作品深层内涵为基础,对与其相关作品中"来"字的用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考证,注重考察陶渊明作品深远的"诗意"内容,并进而探究了《归去来兮辞》"来"字的词性与意义,认为"来"字为实词,表示由彼至此、由远及近,与"去"、"往"的意义相对。

朱熹《西铭》研究的史料问题考述

在朱熹的学思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至为深远。从早年读《西铭》,到中年时期完成以《西铭解》为主的一系列解释工作,再到弥留之际仍对《西铭》注解增删改易,朱熹的虔诚和服膺之情始终如一。在此过程中,朱熹留下了大量的《西铭》解释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的确对《西铭》非常重视。仔细梳理这些史料,不仅有助于认识《西铭解》的流传版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化对《西铭》思想内涵的理解;而且还能看出朱熹在解释《西铭》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这对深入理解朱熹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是有所助益的。

朱熹《西铭》研究的三个特点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西铭》研究在《西铭》诠释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贯注了强烈的卫道意识,挺立了"事亲-事天"的逻辑架构,凸显了"理一分殊"的诠释视阈,对后世的《西铭》诠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黄绾与席书——浙中王学与黔中王学互动的一个案例

本文把正德四年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之时,与之关系密切的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归于"黔中王门"之中。同时,称王阳明为浙中王门学者黄绾与黔中王门学者席书在嘉靖三年结识的介绍人,进而考论黄绾与席书在嘉靖一朝"大礼议"前后的诸多交涉,藉此作为浙中王学与黔中王学互动的一个案例。

黄宗羲论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基于对《明儒学案》文本的解读

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同为明末理学之显学,在明代理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最后五卷,设置《东林学案》和《蕺山学案》,分别对东林学派与刘宗周的学行及学术思想作出论述。这些论述主要围绕其为东林学派正名、论东林学派对阳明学的批判与调和,以及高度赞扬蕺山之学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既有黄宗羲对儒家士大夫学者胸怀家国、内外兼修等高尚人格的无比崇敬,也有黄宗羲对东林学派与蕺山之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同时也体现了他扬"心学"、抑程朱理学的学术倾向。黄宗羲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实现了对明代理学后期发展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