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诗歌的民族个性及其影响

席慕蓉诗与蒙古民族个性及文化心理具有密切关系,质朴、粗犷、豪迈的草原文化特质,与其长期生活的南方环境接触的汉文化交融、互补,构成具有艺术魅力的"陌生化"效果。席慕蓉带有北方游牧民族色彩的事象与新鲜的意象组合,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方式,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呈现出某些崭新的当代风格。席慕蓉诗集发行量超过500万册,在台湾和大陆均获得巨大反响,已具30以上年持续不断的影响力,并非如一些评论所称一般意义的"流行"。席慕蓉不但是当代蒙古族辐射最广、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当代全球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

论席慕容乡愁诗的特殊性

席慕容心中特有的来自原始初民的民族深层心理积淀 ,成就了她乡愁诗歌的特殊性。她把乡愁放到了内蒙古草原 ,她的真正的故乡 ;席慕容的身世使她不知不觉中承袭了一种具有历史积淀性的情绪 ;她生长在一个典型的蒙古族家庭 ,从小就受到本民族文化、情感的熏染 ,她的乡愁染上了鲜明的民族色彩。

论两汉之际的河西窦融集团

两汉之际的社会动乱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动荡,而各地的地方豪族则表现得异常活跃。河西地区的豪强以窦融等人为主,结合成了一个地域军事集团。该集团具有准政权性、自保性和河西豪强与东方士人的联合等特点,他们割据自立意识不强,统一倾向明显,其实际行动在东汉政权的统一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论席慕容诗歌创作中的现代女性意识

席慕容作为当代女性诗人,她构筑的属于女性的世界表达着对于女性生命的哲思:她的诗中,无瑕的美丽,无怨的青春,无悔的错误,一切都成了绝对的美,成了应该感激和追怀的恩赐。如果说爱是席慕容诗歌的主旨,那么美便是其诗的主要色彩。她的诗歌创造的就是这个温暖的爱与美的女性世界。

论四川大禹故里及其相关问题

中国历史以重庆(原四川)巫山猿人为开端,其中的炎帝神农时代(共八代)已形成庞大部落集团,分迁四方。西方的土著和炎帝裔氏族交错相处后,尊奉姜姓炎帝为祖先。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的黄帝氏族部落兴起后,逐渐形成以炎黄族为主体(吸收部分东方土著人)的华夏民族集团,定都于中原,称四边的土著族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民族集团。黄帝的五代孙鲧及其子禹生于石纽、兴盛于嵩山之说比较符合历史实际。商周时期氐、羌成为西戎民族集团的主要成分,氐族一直定居农耕,分布于今甘肃东部;羌族原为定居农耕部族,在商代由半耕半牧转为畜牧为生,分布于今甘肃洮河流域以西至青海省东部,后向西方及南方迁徙。至秦献公后,羌族的部分人又迁入今四川嘉陵江上游与岷江流域,秦汉形成白马羌等种落。羌民亦称黄帝后裔禹为祖先,羌族也成为汉朝的属民。

狄金森与席慕蓉爱情诗比较研究

狄金森与席慕蓉作为不同国界、不同时代的两位女性诗人,在爱情的抒写方面都阐幽发微,独有所悟。由于其人生经历、个性气质的不同,其爱情诗作的风格也有着相异甚至极大差别:一个是蕴含在痛苦、奇想中的真情;一个是短暂、辉煌中的不朽。但其爱情终极所指却如此不谋而合,共同指向了永恒——永恒的爱超越了生死,支撑着她们的生命,升华了她们的灵魂,从而丰富了她们的诗歌。

吴融、陆希声交游考述

吴融诗《和陆拾遗题谏院松》的唱和对象是陆希声并非陆?,本文以此为线索来考述吴融与陆希声的交游经历。笔者通过钩稽这些相关史料,对于唐末江浙文人交游情况的研究,可备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席慕蓉作品中的禅意

席慕蓉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感悟人生、感悟爱情、感悟生命。正是这"感悟"二字,使我们可以从她的作品中体味到浓浓的禅的意味。

席慕蓉《诗的价值》和苏轼《临江仙》对读

诗歌是情思构筑的金字塔。《诗的价值》与《临江仙》,一诗一词,一今一古,显示了人格的魅力,是作者生命感悟的结果。无论是执著还是超然,进还是退,两位诗人以自己的形式,在各自的领地中发现了他人没有领略到的美,使爱得到扩展与超越,读者在欣赏中自会得到灵魂的洗礼和智慧的提升。

梦幻之美——席慕蓉爱情诗歌的艺术魅力

席慕蓉爱情诗歌的魅力,在于她用高超的艺术画面表现出了所有普通人正在或曾做过的美丽的爱情梦幻,缠绵悱恻的爱情经历是梦的内核,优美的画面是其梦的衣裳,因此能引起人们深深的共鸣和喜爱。

从陈荣捷看朱熹的“两轮”方法论

对于长期受西方哲学思维熏陶,在海外讲授中国哲学五十余载的陈荣捷来说,无疑会受到西方哲学研究方法和诠释方式的影响,但他却始终秉持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方法来思考中国问题。陈荣捷运用与西方二元对立不同的辩证思维方式进行理论研究,这种方法即内蕴于朱熹哲学中的"两轮"方法论。

《汉书》中“颂系”不当看作“鬆系”

《汉书》的《刑法志》和《惠帝纪》两处出现“颂系”,颜师古认为“颂系”即“容系”,宽容地对待犯罪的人,关押时不给他们戴刑具。“颂系”制度是对官僚贵戚的优待和老弱病残孕等弱势群体的体恤。但杨树达在《汉书窥管》中质疑“颂系”不成词,提出“颂系”应该读为“鬈系”。本文通过查证和分析认为：古籍中“颂”“容”通用为常例,却没有“颂”“鬈”假借的证据;“颂（容）系”作为一种刑法制度古书多有记载,而“鬈系”一词却没有任何用例。所以杨树达之说难以成立,颜注实为古人共识,今天仍当遵从。

爱与美的世界——席慕蓉诗歌艺术风采探析

台湾著名女诗人席慕蓉的诗歌以柔美风格见长。画家的眼光和丰富的内心使她在平凡的自然景物中发现奇妙的诗意,她常借助于那些“灵动着民族文化情蕴的象征意象”抒发自己对青春、爱情、理想、生命的向往与追求,她将古典诗词的诗情画意融于诗歌中,以丰富的意象创造出一个爱与美的世界。

关中地区东周时期“戎式陶罐”及相关问题研究

关中地区东周时期秦墓中经常出土一种以高领为特征的陶罐,因其与两周时期西戎文化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故被称为"戎式陶罐"。关中地区发现的"戎式陶罐"与陶质铲足鬲、双耳罐和单耳罐一样,是关中地区东周西戎遗存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它们来源于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寺洼支系,应为战国时期迁居关中地区的西戎移民的遗留。

唐容川与张锡纯论治吐衄证思想比较

唐容川与张锡纯对于吐衄证的论治均具有独到而系统的理论架构及治法方药,都十分重视冲胃气逆,强调调理气机尤其是降气法,善于运用治血四法构建系统的辨证分型体系。唐容川将吐衄证分门别类,治血四法基本依照止血、消瘀、宁血、补血的顺序进行,善用外治法和分经论治法,遣方以张仲景经方为主,是运用各家方药论治吐衄证的集大成者,同时善用大黄,止血常仅用凉药及炭药,常用独参汤治疗气随血脱证。张锡纯将吐血、衄血一同论之,并将“降胃镇冲”确立为治疗大法及通法,治血四法的运用不拘泥于先后顺序,创立了众多专门治疗吐衄证的方剂,在当今临床应用广泛并取得较为理想的疗效,善用生赭石,强调止血不可只用凉药和炭药,气随血脱证不可用独参汤。

元昊西凉府祠神初探

宝元元年(1038),夏主元昊立国伊始就到西凉府祠神。元昊祠神的地点在圣容寺,除礼佛祭祀和祭拜祖先外,更重要的是以祠神之名对西凉府进行战略部署,祠神活动背后有着强烈的军事意图。

席慕容与中国古代诗歌

席慕容的诗歌之所以能够获得广大读者喜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诗歌在艺术表现上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继承。这种继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遵循以情为中心的表现原则;二、采用中国古代诗歌的技法;三、追求诗歌的意境美。

席慕蓉诗歌的遣词造句

席慕蓉对其诗歌的词句可谓千锤百炼,细琢精磨。她的诗歌多用无色词和素色词,少用艳色词;喜用柔性词,少用硬性词;摈弃粗言秽语,纯用洁词雅语;多用常见词,去除生僻词,诗歌的词语呈现出朴素、重柔、雅洁和平易的特点。而她的诗句则具有义句以长句为主、行句以中句为主、平常句型占支配地位的特点。

南宋数学文献家荣棨与《黄帝九章算经细草》

南宋数学文献家荣棨是汴京人,以收集和整理镂版数学典籍尤其是《九章算术》为职业。关于荣棨籍贯,宋史典籍有"汴阳坊"与"汴京"两种解释,可证明其为汴京人无疑。尽管算学作为"五学"之一在宋代官办教育体制中渐趋式微,但民间具有博雅才学与镂版书籍资本的热心志士通过对算学典籍的校勘整理在宋元数学发展史上发挥了传承数学文化的独特作用。荣棨得到的"古本"《黄帝九章算经细草》与元丰监本《九章算经》相比,增加了贾宪的"细草",通过将此版本《黄帝九章算经细草》镂版行世,遂成为南宋杨辉《详解九章算法》的底本。正因为《黄帝九章算经细草》的刊印,贾宪三角及其贾宪在算法的抽象、创新和程序化方面所取得的诸多成就才有可能在杨辉《详解九章算法》中保存下来。

席慕容的诗歌艺术

席慕容是近代中国诗史上影响深远的女作家,其诗歌倍受读者的青睐之因,在于其作品所抒发的细腻感人的真实情怀和对爱情的浮想联翩,包罗万有;在西方美学与浪漫思想的熔铸下,透露出一种自然、清奇的气逸。这里,不想对她的思想倾向做进一步分析,仅想着重从其诗歌艺术本身,探索其对诗美的精湛创造和对新诗发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