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视角下《西厢记》英译中延异研究

文章从译者主体性视角出发,对比《西厢记》奚如谷和伊维德合译本与许渊冲英译本,研究译者主体性差异带来的译本正文本与副文本延异成为《西厢记》译介中延异两个最显著表征。一方面,译者主体性差异使得不同译者选择不同底本,不同底本差异又产生译本正文间延异,生成风格各异的译本,使目标语读者领略时代变迁中各底本不同侧重点。另一方面,译者主体性差异使得不同译者建构不同副文本,形成不同译本副文本间延异,多维度建构译本在目标语中的文化语境。因此,译者主体性带来的中国传统戏剧译本延异与副文本间延异拓宽了原文本生命,拓展读者互文性记忆,丰富了目标语文化体系。

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

现藏日本的少山堂本《西厢记》是弘治本后最早的《西厢》刊本。由于特殊的原因 ,《西厢》研究者一向对它情况不明。它实际上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它不但在戏曲理论批评史上 ,而且在《西厢》流变史上 ,都值得关注。

对王实甫《西厢记》艺术体制的重新认识——兼论《六十种曲》的编选体例

"天下夺魁"的王实甫《西厢记》虽然名为杂剧,但几乎囊括元杂剧代表作品的《元曲选》及元明两代诸多杂剧选集皆不予收入,而明末毛晋编选的传奇选集《六十种曲》却收入此剧。这有必要重新认识《西厢记》的艺术体制。王实甫《西厢记》在创作时其体例当受到南戏(传奇)影响,在角色、人物演唱及结构等体例上,已呈现传奇化特征。但由于其仍用北曲演唱及具有题目正名,元人仍视其为杂剧。毛晋《六十种曲》的编选体例自成一体,收录王氏《西厢记》,应不是作为元杂剧的代表,而视之为与传奇有深厚的血缘关系,是传奇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编选体例自成一体。

《西厢记》英译钩沉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众多元杂剧中最优秀也是影响最广的作品,其前身是元稹的《莺莺传》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迄今为止这三部作品均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界对于《西厢记》的英译本研究多有疏漏,因此对《西厢记》24个英译本进行研究,补正前人的遗漏,可以丰富我国《西厢记》翻译研究的史料。同时,在《西厢记》长达一百多年的翻译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征:早期以《莺莺传》翻译为主,中期主要是《西厢记》节译、选译和编译,后期以西方译者为主导中方译者为辅的《西厢记》全译本为特色。《西厢记》成功的翻译经验可为我国传统戏曲外译提供借鉴。

徐渭《西厢记》评点本系统考述

本文对今存六种徐渭《西厢记》评点本的真伪与相互关系做一总结。其中,刊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简称"批点画意本")问世最早,该书或即"暨阳刻本",系徐渭"初年厓略之笔,解多未确"。《田水月山房北西厢》(简称"田本")的正文与"批点画意本"同版,其批语比"批点画意本"多出约三分之一的条目,最为接近于早已失传的"徐尔兼藏本"。崇善堂刊《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是"田本"的翻刻本。李廷谟订正《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的底本是与"批点画意本"关系密切的王骥德校注本,其眉批则直接抄录"批点画意本",虽不能说是徐评"真本",但确系徐渭"真评"。以上四本都可归入"批点画意本"评语系统。《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与《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的正文和评语与上述各本有较大差异,显然不属于同一系统,很可能就是徐评"赝本"。

基于语料库的文学译者风格研究——以《西厢记》两个英译本为例

本研究通过语料库文体学的方法,对《西厢记》的许渊冲译本和West&Idema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研究。以由同时期英语原创戏曲所构成的对比语料库为参考,对所建立的两个英译本平行语料库进行数据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对译者的翻译风格进行定性分析。研究发现,West&Idema译本以散文体翻译为主,译本归化程度高,而许译本更加注重戏曲的音乐性,译本异化程度高。这个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加客观和直接地了解译者风格,而且对解读该译者其他译作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西厢记诸宫调》为金人所作新考

很多学者认为《西厢记诸宫调》产生年代是金代,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南宋。通过对张炳森《关于<董西厢>的创作年代》的商榷,从宗教思想、民情风俗、名物制度、民族称谓、孕育流传地域与土壤基础等方面研究,《西厢记诸宫调》产生于金代。

妙笔传神——《西厢记》的人物形象塑造

从创造莺莺、张生、红娘等众多独具个性的戏剧典型的角度着眼,《西厢记》可说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王实甫作为“天下夺魁”的戏剧艺术大师,其最大的成功在于营造纷纭繁复、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氛围,让其笔下的人物在特定的戏剧空间中充分展示其隐微丰富的内心世界,在矛盾交织的对峙冲撞中凸现各自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再辅以正面描绘、侧面烘托、心理透视、对比映衬等多种艺术手段,务求以声通情,以形传神,相互生发,各臻其致。

情对礼的战胜与超越——《西厢记》戏剧冲突的再认识

本文从青年男女本能情欲与礼教信条之间天然对峙的角度切入,对古典名剧《西厢记》的戏剧冲突重新予以发掘和体认。文章认为:贯穿《西厢记》全剧的戏剧冲突,是崔、张由一见钟情的爱恋发展而来的自主婚姻理想与门第婚姻观念、礼教禁忌的激烈碰撞。剧作家让一对儿痴情恋人在经历过这种种波折之后最终结成美满“眷属”,雄辩地证明了情对礼的战胜与超越。

积极娱乐视角下《王西厢》中的法聪、法本、孙飞虎、欢郎形象

在崔、张故事流传过程中,《王西厢》对法聪、法本、孙飞虎、欢郎形象进行了改造,使得他们的言行和故事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积极娱乐视角下,《王西厢》中这些人物形象的形成,与观众读者积极娱乐的需求有重要关系。在带给观众读者娱乐的同时,能够唤起深层次的情感共鸣,这也是人物形象和作品具有特殊魅力和久远生命力所不可或缺的。

戏曲的舞台看点凝练与再创作——以《西厢记》折子戏为例

舞台演出的偏好与案头剧本创作有一定的差异,观众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舞台演出的倾向。立足于舞台看点的戏曲作品更具持久的生命力,《西厢记》在明清舞台演出中,描绘绮丽艳情和表现热闹雅谑的折子戏最受欢迎。舞台再创作以脚色表演为核心,通过戏曲程式的凝练,为表演留出足够的空间。此外,一些游离于主线情节之外的边缘性情节,逐渐从全本演出中脱离出来,成为单独上演的折子戏剧目。

浅谈《西厢记》“戏弄性”和“调侃性”造笑手法的运用

王实甫的《西厢记》以其诱人的喜剧力量震撼着剧坛。作者用锐利目光去观察和沉思现实社会,运用幽默风趣的戏弄性和调侃性艺术手法,设置喜剧情境,凸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营造喜剧氛围,显示了《西厢记》独特的艺术魅力。

南曲【香柳娘】曲牌板式考论——以《西厢记》《月令承应》中的【香柳娘】为例

《九宫大成》共收【香柳娘】八曲,其中三曲板式添入衬板,分别为《西厢记》与《月令承应》中的【香柳娘】曲牌。本文以此三曲中的板式结构为分析重点,并将其与《琵琶记》中的【香柳娘】曲牌进行比对,探究【香柳娘】曲牌板式发展规律。

达斡尔族《莺莺传》与《满汉合璧西厢记》关系考述

文章介绍了达斡尔族《莺莺传》作者及其抄本的情况,考证了达斡尔族《莺莺传》与《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本《满汉合璧西厢记》、蒙古文译本《西厢记》的关系,认为达斡尔族《莺莺传》来源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进一步比较了达斡尔族《莺莺传》与《满汉合璧西厢记》的关系。敖拉·昌兴的《莺莺传》说明了达斡尔族与满族、汉族存在着复杂的多层次文化交流关系。

《董解元西厢记》用韵考

《董解元西厢记》的一些语音现象正处于向《中原音韵》过渡的状态,很多语言事实与《广韵》相比较更接近《中原音韵》。可以说,《董解元西厢记》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的实际语言状况,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北方话语音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语言材料。

崔张形象嬗变与封建士子理想婚恋观

从元稹《莺莺传》到王实甫《西厢记》,崔张爱情由悲剧嬗变为大团圆的喜剧的同时,主人公的形象也实现了理想化的嬗变;既体现了新旧婚恋思想斗争,又揭示了封建文人的一种理想婚恋观,透射出其心曲和美梦。

金代两种诸宫调中外来语成分考察

《刘知远诸宫调》和《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文学的双璧。金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因此两种诸宫调中有多少外来语成分值得关注。经考察,两种诸宫调受外来语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这和金朝的主流话语及诸宫调的文体有关。

从“无”看《金批〈西厢〉》的叙事结构与悲剧观

“无”是构建起《金批〈西厢〉》美学体系的基石,具体表现在其叙事结构和悲剧观两个方面。全剧贯穿着从“无”到“无”的叙事模式,演绎了人生的如梦如幻与人间至情的夭折,衍生出一种空无缥缈的抒情境界。

概念隐喻视角下的《西厢记》及其英译

《西厢记》中的隐喻型话语可归为三类概念隐喻:“女人是植物”“爱情是春天”和“情感是实物”。熊式一、许渊冲灵活运用了直译、意译、省译、改译等策略来处理这三类隐喻,结合语境再现了部分隐喻及其映射特征,实现了认知与审美的统一,但译文也存在隐喻变明喻,淡化、删减隐喻意象的问题。

玄奘西行对唐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玄奘西行所带回的“烈士池”与“大象报恩”两个西域传说在中国本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中唐以后 ,它们作为小说创作的母题而被反复运用 ,产生了符合本土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巨大演变。论文论述了这两个母题在唐朝小说中的演变发展过程 ,指出这些母题在印度、中土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向 ,不同的情节发展表现出两国文化在某些核心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作为文学接受的典型例子 ,这一个案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