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论要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为我们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包括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启迪。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目标既与传统文化中“天下大治”的最高政治理念相契合,又与传统社会中数千年积淀的社会理想相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寻到极为丰富且厚重的思想渊源,因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角度研究中国走上独特现代化道路问题,首要的应阐释其最主要或是从思想源起上最为久远的内容。具体来看,中华传统哲学中内含的“保合太和”和“容民富众”国家治理观内生出“大道之行也”的社会图景,伴随几千年的文化下移过程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形成了期待“太平盛世”的民心常情。士人阶层的政治抱负与普通百姓的朴素生活理想“上下相通”,为中国人在追求民族发展的道路上提供了基本规范,亦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厚的中华文化根脉。

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重修与道学思想的复兴

重修白鹿洞书院是朱熹道学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展开,朱熹借此以官方力量宣扬周程道学,建立道学思想的根据地,对此后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意义。朱熹力主周程道学,批判佛老之学与儒门内部王学、苏学,以扭转道学的弱势地位。朱熹复活书院的活动与其弘扬道学的目的紧密结合,他采取了请求朝廷支持、刊刻道学文字、撰写诗文、开展讲学、确定学规等多种形式。朱熹竭力树立周敦颐在理学道统中的开创地位,确立了白鹿洞书院作为道学重镇的意义。

朱熹《周易本义·比卦》的解读

朱熹《周易本义·比卦》关于卦辞的注解,可以分成四个层次来进行解读。第一层是总论,第二三层是分论,最后一层是别论。前三层是“为人比”的角度,第四层是“欲比人”的角度。“为人比”与“欲比人”两者立场相同,但角度正好相反。朱子的注解层次分明,逻辑关系严密,极富思辨色彩。同时,通过对诸家《周易·比卦》卦辞的注释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对“比卦”卦辞的理解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尚有值得继续研究、探讨的空间和必要。

朱子“克己”代“敬”工夫与新时代崇高师德之进阶理路

崇高师德是师德的最高追求,是教师“行为世范”的本质要求,是社会对师德的期待。崇高师德的修养过程是圣学求仁的过程。朱子晚年极力推崇的“克己复礼”工夫为崇高师德修养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通过“克己”,去尽私欲,从而实现对崇高师德的理想追求。“克己”工夫从四个方面为崇高师德修养勾勒了轮廓:合理安顿利益于义理之中;惩忿治怒,改过迁善,涵养浩然正气;正师礼、弘师道;内外交相养,涵泳从容。

《西藏纪游》涉医史料撷探

《西藏纪游》是清代官员周霭联两次出入西藏所著的旅藏游记,记录了作者从汉族文化视角观察藏族文化的内容和感受。藏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习惯和风土民情在书中呈现,高原反应、冻伤、毒蚊叮咬、出痘等多种疾病,本土和外来的药物情况,饮食起居、宗教习俗以及奇闻逸事等与医学相关的内容等都有所涉及。对书中涉医史料进行整理和探究,有助于了解当时藏地医疗卫生状况,可以丰富藏医学史的研究史料,也为清代的涉藏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022年新疆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考古发掘简报

巴达木东墓群与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群同处高昌故城以北区域,属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群向东北方向的延伸。202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对墓群的11座唐代墓葬进了发掘,墓葬均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形制较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群发生了细微变化,出现了长台阶式墓道。此次发掘的墓葬中以M11的发现最为重要,该墓葬为长斜坡墓道单天井洞室墓,出土墓志一合。据墓志可知,墓主系唐中散大夫恒王府长史摄北庭副都护程奂。该墓地的发掘是继1984年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后又一次重要发现,也是吐鲁番唐代丧葬习俗材料的重要补充,对于唐北庭都护府所辖西州军政建置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殷鉴”思想论略——以《尚书·周书》为中心的探讨

"殷鉴"思想是我国史鉴传统形成的重要标志。殷周之际的社会剧变,促使周初统治者在深切的忧患意识的激发下,深入思索天命转移与历史人事之间的究竟关联,进而通过宣讲历史对殷商遗民及诸侯重臣进行训导教化,以及通过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实现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并将历史的借鉴落实于统治者的政治道德修养,由此形成了以"殷鉴"为标志的较为系统、成熟的史鉴思想。"殷鉴"思想反映了周初历史意识的强化和历史理性精神的觉醒,开启了中国史鉴传统之先河。西周以后,"殷鉴"逐步成为历代统治者及广大民众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代名词。

朱熹推尊周敦颐考论

朱熹推崇周敦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理论兴趣;第二,李侗的影响;第三,湖湘学派的影响。朱熹在周敦颐历史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有独到的贡献,一是具体说明了濂溪学为二程学所自出;二是具体论述了《通书》与《太极图》的关系。

爱之弥深 责之弥切——从变雅斥天诗看西周末期周人对天命的执著信仰

20世纪 30年代以来思想界、哲学界普遍认为产生于西周末年的变雅斥天诗反映了周人对天命论的否定。从《诗经》变雅诗及同时代有关文献及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 ,西周末年周人并没有否定天命论。变雅斥天诗实质上反映出周人在变乱时代对天命的执著信仰。

东亚哲学史上西周思想的意义——透视“哲学”用语的定译理念

"哲学"这一用语是由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翻译过来的,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汇、融通、融合的过程及结果。"哲学"用语的定译,导入了东亚人未知的崭新学问,引起东亚对其传统思想的反省,促进了传统知识的近代转型。"哲学"导入中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后,近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变,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今天,我们尤其需要认真反省全球化潮流中"哲学"被边缘化的状况,重新探索21世纪东亚哲学发展的道路。

释卜辞“多子其■■■,不冓大雨?”

陈邦怀等学者认为这条卜辞是贞问贵族子弟上学是否会遇上大雨,教育史学者引用其说,作为商代存在学校教育的证据。然而,详细的考证表明,这是一条关于祭祀的王卜辞。多子不是指贵族子弟,而是官名。■应释为徙,是一种祭祀名称;■即甲骨文的医字,也是祭名;学本义指重屋式的建筑物,卜辞中学指在这种建筑物中举行的祭祀活动。学祭是后世释菜礼的嚆矢。商王为多子所举行的徙学■这三种祭祀,具有相似的功能,都是为了驱邪治病。三种祭祀,或者需要杀牲,或者伴有大型舞乐,都必须于室外举行,所以需要事先卜问,是否会遇上大雨。

朱熹对周敦颐宇宙本体论的继承与改造

朱熹的宇宙本体论是对周敦颐学说的继承和改造。朱熹将周敦颐哲学中形而下的“太极”提升为形而上的本体 ,并对其内容作了重大改造。周敦颐的无极和太极的关系相当于朱熹的理气关系 ,其动静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动静 ,即显与隐、实现与不实现。

“溪州铜柱”铭文解读——以民族法文化视角

五代十国时期树立的溪州铜柱,是华夏政权妥善处理民族纷争的历史见证,是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少数民族土司制度逐步形成的里程碑。本文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着重解读溪州铜柱铭文所传达的民族法文化信息。作为确定独立国家政权与其附属少数民族羁縻政权关系的基本法律,铜柱铭文具有誓约的特质,并以其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缔约双方所谨守奉行;在巴楚民族文化圈,乃至中华大地具有较大的示范效应。

蔡希周兄弟事迹与《丹阳集》成书时间考

《丹阳集》是盛唐时期润州(治地今江苏镇江)籍诗人的诗歌总集。蔡希周是《丹阳集》诗人之一。论者对《丹阳集》成书时间推断有误,对蔡希周事迹也了解不够。据"蔡希周墓志"考证其事迹,进而考证《丹阳集》成书当在天宝元年(742年)、二年间,尤可能在天宝元年。

西周时期的“南国”、“南土”范围刍议

"南国"与"南土"是两个并不等同的概念,"南土"或为周王直接控制的位于王畿南部的区域,在其南部边城地区甚至设有"侯"之类具有军事防卫职能的长官。而"南国"却位于"南土"之外,远离王畿,王朝对该地区的控制强弱视王朝的实力而定。

唐西州的四府五县制——吐鲁番地名研究之四

唐灭高昌王国后,废除了王国原有的军政体制,在地方行政体制上,建立了西州,州下设置高昌、交河、蒲昌、柳中、天山五县,县下实行乡里管理制度。在军事上新建了前庭、岸头、蒲昌、天山四个军府及镇、戍、烽、铺防卫系统。在交通上建立了以新开道、银山道、他地道为主体的东西南北馆驿通道系统。这一整套新体制的建立,既使高昌地区在管理体制上与全国融为一体,也给吐鲁番盆地的地名建设带来了空前的大发展,并为后世地名定型化奠定了基础。

周学熙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解析

近代职业教育家周学熙为实现兴工振商、裕民强国的抱负,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大胆采纳国外先进办学经验,在天津、北京等地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职业教育与训练体系,开创了工学并举、教学做合一的职教训练模式,成为近代从事职业教育的典范,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实践成果为天津及华北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袁世凯与周学熙关系考因

袁世凯与周学熙关系一度十分密切 ,相互信赖 ,探析其原因主要从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原因 ,传统的世交和姻亲关系 ;二是主观原因 ,两人的思想相通 ,经济利益相关 ,以及周学熙的个人素质 ,袁世凯的知人善用。正是这些原因构成两人紧密关系的基础 ,成就了袁世凯———周学熙集团的形成发展。

理学递相推进:退溪李滉《近思录问目》的问学主题述论

《近思录》系朱熹与吕祖谦集结北宋周敦颐、二程及张载的著述语录编纂而成的理学著作,至南宋始受到普遍的重视与广泛的传布。随朱子学东传韩国之后,退溪及其门人弟子以《近思录》为核心讲述问答,创造性地诠释“生之谓性”“冲漠无朕”等义理问题,融入“四端七情”“理有体用”等范畴,展现理学话语演进的多种互动,尤其在理学精神趣向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注重涵泳性情,强调践履工夫,引领着圣学的精神气象。退溪以“传播—接受—转述”为路径,通过内在递进的逻辑理路,将《近思录》根植于东亚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