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学”研究与《归去来兮辞》审美品质教学

陶渊明诗文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处处渗透着作者独特的审美取向。论其具体意蕴,“陶学”界一般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即任真乐道的人格审美、平淡虚静的自然审美、淳朴和谐的社会审美等。在《归去来兮辞》教学中,可以尝试着以此为资源来优化其审美品质的教学内容,以深入开掘文章的审美意蕴。这是改变时下陶渊明作品教学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局面的有益尝试,甚至对于提高中学古诗文教学水平,培养学生语文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陆贾治道哲学的易学诠释——以《新语》与《系辞传》为中心

西汉陆贾的《新语》以治道方略立论,是一部通过反思、总结秦亡教训,为西汉前期君主专制体制建构及普遍政治原则提供指导的重要著作。陆贾引用《周易·系辞传》,将“天人合策”与“统物通变”作为根本性的治道方法,他不仅提出了“圣人治迹”这一理想化的政治治理模式,又将阴阳之理作为“仁义之治”的内核,以凸显仁义和教化的积极作用。陆贾统合了《系辞传》中的天人哲学与伦理思想,意在论证“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之大势中“法先圣”“行仁义”的重要性。此一治道哲学的易学诠释方法涵蕴了践履人伦道德规范和创造不朽功业的政治理想。

“筮法”与“经旨”之间:试论朝鲜丁茶山的易学

朝鲜儒者丁若镛(茶山)在继承中国象数易学传统的基础上,由“筮法”而推“经旨”,形成其体系性的《周易》新解。筮法的基本逻辑是,在占筮过程中通过观察卦象系统的内在变动,来排除“人意”、敬承“天命”。以此筮法逻辑为前提,《周易》解释学的不少难题均可得到较清晰的解决方法。例如,由筮法逻辑可以明确推出,最严格的象辞相应论才是《周易》解释的正当原则,这就为象辞关系这一易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难题带来了曙光。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茶山以筮法为根基重解《周易》的尝试,源自朱子“《易》本卜筮之书”命题而又有所推进,是中国易学在异域的一大发展。

马王堆帛书《系辞》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马王堆帛书《系辞》中几处重要的异文。今本《系辞》中的“象”，帛书作“马”，“马”义同于“数”。《庄子》中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此处的“马”，与帛书《系辞》中的“马”同义。今本《系辞》中的“太极”，帛书作“大恒”。恒、常同义，《仪礼》中说：“假尔大筮有常。”这个“常”即帛书《系辞》中的“大恒”，亦即《吕氏春秋·大乐》中的“天常”。今本《系辞》云“显诸仁，藏诸用”，帛书作“圣者仁，壮者勇”。儒家学说重视“勇”，《论语·宪问》即有云：“仁者必有勇。”帛书《系辞》云：“天地之大思曰生。”“思”读为“司”，今本作“天地之大德曰生。”帛书《系辞》又云“夫易古物定命”，其义同于“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今本《系辞》云“圣人以此洗心”，帛书作“圣人以此佚心”，佚、乐同义，马王堆帛书《五行》云“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从息壤到土工合成材料

据说息壤是一种可以自生自长的土,远古的先民们曾用它防治洪水。对这种传说中的岩土材料进行了考据,根据河狸坝与我国古代的治河工程,指出所谓息壤应当是古代人们利用草、木、竹、石、土创造出来的加筋土,用以拦截阻挡洪水。秦汉时期称为茨防,宋代称为埽工。回顾了我国土工加筋及其在河工中应用的长远历史,指出土工合成材料在保护环境、保护资源和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应用的广阔前景。

训诂论证的有效与结论的可靠——再论《论语》“植其杖而芸”与《归去来兮辞》“植杖”

训诂结论的可靠取决于论证的有效。有学者认为《论语》"植其杖而芸"指水稻中耕除草培苗。这是以或然为必然,不能成立:水稻当时未占主要地位,"耘""耔"并非水稻中耕特有,《天工开物》特指水田以手拔草的"耘"不能用以衡量上古文献,出土汉代文物既有水田耘田又有握锄除草,断言"植"不能释为"放置",不符合语言实际。有学者认为此"杖"是"犁杖"。这是以特殊为一般,不能成立:释"杖"为"犁杖"是偷换概念;所谓"古人关于耘、耔的训释恰与犁杖耕耘禾垄的作用相吻合"这一证据,既不符合铁犁历史,又不符合古汉语实际。

论慈禧太后与晚清维新运动的合离

慈禧太后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表现与她在晚清主导的三次变革中的表现是一致的,慈禧太后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守旧派,她总体上是倾向于缓进变革而反对激进变革的。但这种变革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她的专制统治的需要,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禁止。她残酷地镇压戊戌变法运动就是这一基本思想的反映。

《归去来兮辞》的佛教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即将回归田园时的作品,其间所述回归原因与方法时,与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颇相一致,也正因为《归去来兮辞》所蕴含的思想情感与佛教有相通之处,所以,它还对后世净土、禅宗两大宗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促进了二宗思想的传播。

《归去来兮辞》隐逸情结的文图置换

《归去来兮辞》表现了陶渊明的隐逸理想,体现了古代文人隐逸于朝市中的入世精神与隐逸于山林中的出世精神。《归去来兮辞》深刻的隐逸情结引发了后世诸多文人的精神共鸣,其图景式描绘契合于图像符号的表现,因此出现了诸多图像作品对《归去来兮辞》的模仿与再创造。在从《归去来兮辞》到图像作品的文图置换性创作中,古代隐逸实践中的入世精神与出世精神化生出形态各异的可视图景。

顾颉刚先生的《周易》经传研究

顾颉刚通过《周易》卦爻辞所见故事的考证,认为其制作年代在周初,这一结论得到了学者们的赞同。他通过考证认为,《说卦传》和《系辞传》观象制器章皆出自西汉人之手,这些推断是不能成立的。顾先生这些推断产生问题的原因在于他一定要证明《易传》中牵涉古史帝系人物的说法是后人伪造的。

再论马王堆帛书《系辞》中的“马”

马王堆帛书《系辞》中的“马” ,其义同于“数”。根据《素问》的记载 ,“数”是人中之阴阳 ,“象”是天地之阴阳。这与帛书《要》篇中将《易》归于“人道”的说法相通。另外 ,据秦汉时代的流行观点 ,伏羲画卦的传说也与人道思想有关。

文中子《易赞》考论

《周易》乃穷理尽性、知命之书,文中子的家学渊源中,易学又是传承有自,文中子所作《续六经》之一的《易赞》,也是他振兴儒学的一部分。《易赞》比较系统地表述了文中子的易学思想,虽然其书已佚,但从传世《中说》可考知其略。

慈禧缘何成为康有为的继承人

戊戌年血腥镇压百日维新的慈禧在事发仅仅两年之后即继承康有为之衣钵 ,推行新政 ,筹备立宪 ,且有所发展 ,成为其继承人。清末社会之所以会上演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究其原因 ,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从大背景上看 ,内忧——义和团运动、灾荒 ,外患——列强侵华 ,二者合力致使清廷内外交困 ,为保位而被迫作变 ;其次 ,慈禧的思想认识有求新、自强的一面 ,这导致她为卫权而图谋进取 ;第三是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托古改制”理论 ,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妥协中亦见高明 ,也有利于消除慈禧推行新政、宪政的思想顾虑。

论词体文学演进中对吴声西曲的容受

吴声西曲是六朝时期流行于南方民间的乐曲,由于统治者的喜好而被采入宫廷乐府,创作艺术上取得了进步。吴声西曲的发展过程为同属音乐文学的词体文学演进奠定了基础。词体文学在承续吴声西曲创制手法、结构形式、表现内容等层面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终演变成独立的文学样式。考索吴声西曲与词体文学间的关联与转换,或能将乐府与词之间潜在的勾连关系呈现得更加清晰、全面。

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

朱熹在《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其编选旨趣颇受晁补之的影响,青睐抒情写怀及思想雅正之篇什,所作注释简明扼要,瑕瑜并见,而影响甚大。朱熹在品评两汉诗赋时,崇尚古朴自然,反对靡丽夸张,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而其对司马相如、扬雄、蔡琰等人的人格评判,显然有以道德批评代替文学研究的倾向,表现出理学家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晚清皇室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的起步

作为近代物质文明成果的铁路从1860年代开始以技术形态输入中国,是否建设铁路成为清政府朝野讨论的议题。从1860年代到1880年代,英、德、美、法等国先后有过针对晚清皇室的铁路“实验”活动或设想,使晚清皇室的重要成员对铁路的态度有所松动。在1880年代时断时续地出现了6次铁路“试办”活动,第六次“试办”活动进行时还伴随着皇室游玩铁路的兴建。唐胥铁路的建成及其延展和津沽铁路的完工,是6次“试办”活动的成果。当铁路准备进一步向通州延展时引发津通铁路争论,经过争论,清政府定计兴办芦汉铁路,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得以起步。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皇室成员如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郡王奕劻和慈禧西太后等人对铁路态度的根本性改变是晚清政府铁路问题决策的前提。铁路建设事业起步的过程反映着某种历史规定性。

西汉《楚辞》传播接受的途径与方式

西汉《楚辞》传播接受活动自高帝始至武帝极盛,后期在宣帝喜好以及扬雄、刘向等赋家的努力下,仍不绝如缕,持续于有汉一朝。其传播接受活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统治集团好尚,宫廷倡导;二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通过这两条主要途径,《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要方式大略有三种:一是诵读、讲解(口头传播);二是绍骚、拟作(文字传播);三是辑作、评论(文字传播)。

论朱熹对苏轼词学的接受

朱熹于苏轼词学的接受,已超越词体的学习模仿,攀升至人生态度的欣赏接受,从而在《晦庵词》中体现出"浩然自得"的清旷词风,形成与南宋理学词家迥异的风格,既是对当时南宋词风的接受与反映,也是对理学与词学之间关系的开拓。

《洗冤集录》避秽法探析

宋慈著《洗冤集录》是一部重要的法医学专著,书中记载了一些避秽之法值得参考。其法主要可分为熏祓、堵涂、服药三种方式,其中焚烧苍术或避秽丹熏祓法早在6世纪就已盛行,并在道教及民俗活动中出现;涂抹麻油并堵塞鼻道法尚未见早于该书的记载,但广泛见于后世中医学著作中;服用苍术法不晚于陶弘景时期就已经出现,而服用苏合香圆法则在宋代已经获得推广。该书记载的避秽法早于多数中医文献,可为研究中国古代卫生防疫提供帮助。

杨慈湖与南宋后期的儒学格局

陆象山门人杨简(号慈湖)是南宋后期最有影响的儒者,慈湖心学在南宋后期儒学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与南宋中后期掌握政局枢机的史氏家族的支持有相当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慈湖心学在政治、文化中心地域的广泛传布。慈湖去世之后,在浙江一带兴盛一时的陆学,逐渐失势让位于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