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欢郎述论

莺莺之弟、崔家男丁欢郎自《莺莺传》起一直广泛存在于各种《西厢》题材小说、戏剧、曲艺、美术作品中,直接、间接出现于出场报门、赴斋祭相、寺围谋计、谢恩悔婚、事漏拷红等重要关目。从《莺莺传》《商调蝶恋花》中容甚温美的崔门弱子,到《董西厢》中亲切可感的畅好台孩、《王西厢》中存在弱化的螟蛉小厮,再到《李西厢》中过于老成的相府舍人、《田西厢》中好学擅问的读书幼童,欢郎形象一脉相承又几经变迁。欢郎之于《西厢》有历史、社会方面存在的必要,各作者在一定取舍中运用欢郎推动剧情发展、塑造其他人物,形成了各有优劣、丰富有致的欢郎形象的多维。

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话的基础

有些学者主张明代的官话是以属于江淮方言的南京话为基础方言,主要是根据一些文史资料。文章认为这一观点难以经受历史比较的检验,也难以解释另一些文史资料。同时还对某些关键的文史资料作了重新解释。文章认为,南京官话在当时确有较高声望,但仅限于南方某些地域;且南京官话是中原书音在南方的地域变体,而不同于南京方言。"南京话为明代官话基础"的主张者为字面所迷惑,混淆了作为书音一支的南京官话与作为江淮方言一种的南京方言。当时具有全国声望的官话是河洛话。要解决官话基础问题,不能单凭文史资料作判断,而要靠语言本体研究,尤其是历史比较研究。

入湘三峡移民的迁徙对方言演变的影响

在对湖南移民史进行了简单回顾以后,总结了人口迁徙对方言演变影响的若干因素,重点讨论了外在客观因素、人口个体因素、人口集体性对移民方言的影响,这些影响归根到底呈现出两种趋势:对原有方言的分化和保护。在此基础上,还分析了入湘三峡移民的迁徙活动在影响其方言接触上的独特性:总数大,而分布时间、地点不集中;西南官话与新湘语、老湘语、赣语、西南官话的接触;推广普通话的大背景;非自愿前提;多为农村移民;家族被分散。

南戏流变考述——兼谈南戏与传奇的界限

本文认为 ,南戏与传奇是同一种戏曲形式 ,南戏发展到明代 ,分化为民间南戏与文人南戏两大类 ,由于创作目的的不同 ,两者在题材、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出现了差异 ,但这种差异尚不影响两者在文体与乐体上的不同 .到了清代中叶 ,民间南戏也出现了分化 ,一路仍以原有的形式流传 ,一路则在文体与乐体上皆出现了变异 .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新论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难蜀父老》的创作背景及讽谏主旨,都不十分明确。从宋至今,人们从各种角度对《难蜀父老》的主旨提出不同看法。作于汉武帝元朔二年的《难蜀父老》,有着主开发与反开发以及担心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决策转变的政治背景与创作心理背景。其讽谏主旨是借晓喻天子之意,打消汉武帝开边的犹豫,坚定汉武帝开边的信心。司马相如对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意义的论述,在"中国"与四夷关系处理上,是对羁縻文化政策的重要补充,给汉武帝开边决策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

康熙年间“宣南”的士人交游

文人交游本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 ,而“宣南”的文人交游 ,又因京师特殊的中心地位 ,格外引人注目。在清代 ,“宣南”的士人交游与有清一代的思想、学术、诗文风气的转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借助各种诗文著述中的星散记载 ,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 ,清理和爬梳康熙年间“宣南”士人交游的实况 ;在立足史料的基础上 ,借许多片断的相互勾连、拼接 ,勾画出虽不尽完整 ,但真实可信的“宣南”

吉林小西南岔金铜矿床的成因探讨

小西南合金铜矿床具有多源、多期、多阶段成矿之特点，成矿主要与海西晚期闪长岩体和燕山期闪长玢岩脉有关。通过对矿床地质特征、同位素地质学、石英包体成分及稀土元素特征等方面研究，认为成矿物质来源于海西晚期闪长岩和燕山期闪长玢岩脉侵位时深部矿源的补给，成矿水为岩浆水和大气降水的混合，成矿热源为次火山岩浆活动。成因类型为浅成次火山热液型金铜矿床。

评价黎锦熙语法思想的几个重要原则

长期以来,对于黎锦熙的语法思想,人们见仁见智,褒贬不一,这都与一些人在以下问题上的模糊或偏差有关:一是对"模仿"的认识和认定,二是受各自所宗的"主义"影响,三是受政治的干预,四是忽略黎氏语法作为教学语法的某些习惯和特点,五是以今度"古",六是褒贬均不够客观。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下原则:明确"模仿"内涵、摒弃"主义"影响、排除"政治"干扰、认清"体系"之别、站稳"立场"脚跟、坚持"客观"态度。只有就此统一认识,达成共识,才能正确评价黎氏语法思想及其贡献。

略论辽朝统治时期辽宁境内的民族

辽王朝统治时期,辽宁境内出现了民族杂居的局面,既有汉族,又有契丹族和奚族,还有渤海族和女真族。民族间长时期交错居住,在各方面互相渗透、相互影响,促进了民族融合。在各民族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辽宁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开发。通过对辽王朝统治时期辽宁境内的民族源流及地理分布概况略作分析与论述,旨在为辽史和地方史研究者提供参考。

明清江南与江西地区的经济联系

江西地邻江南地区,因其地利之便,明清时期江南与江西的经济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两地在经济上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大庾岭商路作为清代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外贸大通道,从经济学角度讲,是非经济的,它是政府限制海外贸易尤其是清代实行一口通商的结果。明清江西与江南地区密切的市场联系也并非江西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真正体现。清代江西地区过境贸易的繁荣更多地是政府经济政策的结果。

从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看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属于"支那史"、"东洋史"的分支;冈仓天心的中国美术研究较明显地带有军国主义思想的印记;即使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的大村西崖等采取西方科学研究方法,将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相结合,准确地判断中国美术品的价值和地理分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为日本掠夺中国珍贵文物资源奠定了基础。由此,从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亦可窥见日本侵华的图谋。

由新出楚简论《诗经·节南山》的诗旨——兼说两周之际天命彝伦观念的变迁

《节南山》系《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的首篇,前人谓之"变雅"。其诗旨传统学术观点主要有三,即周幽王说、平王东迁后说、桓王说。然而随着近年上博简《诗论》、清华简《系年》等新出楚简的刊布,可考《节南山》当作于两周之际二王并立之时,作者为平王势力的臣工家父,诗旨并非讽刺周王而是通过"刺师尹"进而探求王室祸乱的原因。不仅如此,《节南山》诗文还可反映出两周之际王权衰落时若干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

周文王王道政化的里巷歌谣——朱熹文学、理学二元一体的《二南》解释学

朱熹的《二南》学术,在从经学迈向文学后,又从文学走向理学,是文学、理学二元一体的解释学。就文学的一元来说,朱熹认为《二南》诗篇是里巷歌谣,是低社会地位诗人抒情的咏叹,他还把自己认为是文学表现手法的赋、比、兴运用到解释中;就理学的一元来说,朱熹认为《二南》是文王王道政化后的诗篇,体现着文王王道新民之功的社会、人心、人外自然和谐及其三者之间的大和谐:家齐、国治、天下平、其民皡皡、庶类盛多。整体上看:作为诗歌,《二南》诗篇能指的多样性、意义的含混性,决定了朱熹关于他的文学、理学二元一体解释的合理性;二元的冲突也导致其解释上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性,如《摽有梅》等表达男女情感之诗,就不是所谓的"中和"之音。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楠溪江古村落群保护研究

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永嘉县楠溪江古村落群是一个由自然、文化、社会、血缘等各种因素默契合成的文化生态系统,构成了天人合一的独特文化空间,是我国古代耕读文化代表和古代生态文明建设遗存的典范。当前,楠溪江古村落群正面临着自然和人为损毁的双重劫难,根据文化生态学的要求,应采取整体性、原真性、活态性、延续性的保护新思路。

《断发记》作者考辨

有关《断发记》的作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李开先作，一为无名氏作，其中李开先作《断发记》为大多数人的看法。该文分别从版本、音韵等角度逐一加以考辨探析，提出《断发记》的作者不可能为李开先，只能是无名氏。

司马相如“喻难”文的政治史价值

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被任昉的《文章缘起》立为"喻难"体,萧统《文选》将"喻难"文本具录于"檄"类。"喻难"价值在于:作者用文学的手段,饱含浓烈的乡情,在文化史上首次从君权的抵达、贡赋的上输、人力的征调等层次深刻地反映了道路与政治的多维关系;它们是在民主政治习见、而在下行文以官僚为下限对象的专制政治时代仅见的以平民百姓为对象的成功说理文;作者在撮括前代观念基础上,以纵横家为理论底色,以雄主强汉为背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非常"政治的新鲜命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多重而独特的政治史价值。

是真名士自风流——论袁枚对女性的关爱

袁枚归隐后一再纳妾 ,属“无子为名又买春”;而其寻花问柳 ,更是出自“好色之心”。但袁枚之好色不无精神上对美的追求 ,以及对妇女命运的关爱。

永嘉耕读文化产业开发对策研究

"耕读文化"虽然在中国农村有普遍性,但在永嘉楠溪江占村落里表现得最纯粹最晶莹、最典型、最鲜明、最健康。其所体现的爱国爱乡、耕读传家、崇文重教、勤劳俭朴、开拓创新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对当代永嘉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科技创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一种"文化力"的引领、引导作用。

曹南冥图式的易学意义

与李退溪同时代的韩国学者曹南冥,依据程朱等的象数观念构建了独特的体系结构,这使池对天道与人道问题拥有了自己的见解。在天道观方面,南冥通过他的10幅图解,勾勒出一幅从宇宙演化-结构-本体追寻-内在规律(包括变化运动原因、必然性、趋势)--天人关系的图景,使理学天道观的内涵得到充分的阐示。在人道观方面,他把太极、乾道变化落实到各正性命、继善成性而立诚的过程之中,较为形象地为人类的伦理道德找到了本体论上的依据,从而弥补了当时韩国哲学研究注重义理而忽视象数的缺陷。

试析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中的方言现象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其中的方言现象反映着客家方言定型早期的特征,既保留唐时旧音,同时又含有近、现代客家方言的音韵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