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与夏文化探索

李济1926年在晋西南的考古活动明显带有探索夏文化之目的。小文《李济与西阴村和夏文化》曾专论此事。20多年过去,围绕这次考古活动的学术史研究纷至沓来,其中不乏质疑李济探索夏文化之心的声音。现在回顾相关诸说的基础上,全力搜求公开发表的报告及馆藏档案等直接证据,并结合李济的教育背景、时代学术思潮、合作者丁文江与袁复礼的古史观、考古活动的行程及活动结束后的言论、梁启超与戴家祥的回忆、徐中舒“仰韶文化即夏文化说”的提出等进行语境重建,力主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书写应自1926年李济晋西南考古始。最后尽力搜求李济有关夏文化的言论,提炼出李济对夏文化的基本态度:彩陶文化应非夏文化,而更可能是夏文化的来源;虽尚未发现与夏朝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但不能忽视夏的存在;晋西南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区域。

《护国三宝偈》夏汉藏合璧考释

论文对《护国三宝偈》夏、汉、藏三种文字的文本进行了对勘研究,指出西夏文和汉文九字本当是由藏文同步译出,且翻译时夏、汉两本之间互有参考,西夏文七字本则是在九字本的基础之上缩减而成。按照西夏的度僧考试以语言分科的习惯,论文推测党项、吐蕃童行以党项语念诵该偈的西夏文九字本《守护大千国吉祥颂》,而汉人童行以汉语念诵其相应的汉文九字本《护国三宝偈》。不过,汉文九字本对个别常见藏文词汇的处理出现了失当,给人的感觉是汉译者的翻译或佛学水平可能不是太高。

“红颜祸水”——“夏姬”形象考辨

夏姬是男权社会里史家笔下"红颜祸水"的典型,《左传》塑造了夏姬"不祥人"的形象,《列女传》定型了夏姬"孽嬖"的形象,而史实证明所谓"色祸"不过是莫须有的罪名。通过对"杀三夫"与"三为王后、七为夫人"进行考辨,可见叔向之母所谓的"三夫"当指御叔、襄老、巫臣;"王后、夫人"之说则是刘向为规劝汉成帝远离女色的夸大之词。夏姬的"红颜薄命",盖因"女子,从人者也"!

西施形象源自《左传》考

西施以“沉鱼”美貌、只身犯险，为“越甲吞吴”执行潜伏计划而著称。在仔细研读先秦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西施虽是实有其人，但她并非无所依凭的传说人物，而应是《左传》中的传奇女性——夏姬的异名；西施为间谍的故事原型出自《左传·哀公元年》所谈论少康中兴的史料，是对女艾形象的加工；西施之说还存在对《左传》中“诸稽郢”的新创作。也就是说，后世所传勾践灭吴有功的西施其实是混合《左传》中这三个人物而最终形成的。

亚微米SiO_2微球的制备与改性

以正硅酸乙酯(TEOS)为硅源、氨水为催化剂、乙醇为溶剂,通过一种改进的溶胶-凝胶法制备了粒径在400—1000 nm的SiO2微球。为使其在油介质中具有良好的分散性,用三甲基氯硅烷(TMSCl)对所制备的SiO2微球表面进行改性,测定了改性SiO2微球的疏水程度、活化指数及亲水亲油性。扫描电镜及显微分析结果表明:未改性的SiO2微球具有良好的单分散性及球形度,但在润滑油中的分散效果不理想;改性SiO2微球表面疏水程度明显增强,活化指数增大,且在润滑油中分散性良好;并且改性剂三甲基氯硅烷的用量和改性时间对改性效果影响显著。

《古愚老人消夏录》著者汪汲里籍考辨

《古愚老人消夏录》十七种六十卷,清汪汲撰。该书研治经史词曲,内容丰富,各家书目多有著录,是流传颇广较为重要的一部丛书。然而关于其作者汪汲。各书记栽多语焉不详,特别是汪氏里籍,各目所署竞多至七种。论文从原书及各地方志入手.对其里籍作了考辨。

有心还是无意:李济汾河流域调查与夏文化探索

1925年李济在汾河流域的调查以及1926年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者第一次自行组织的考古工作。以往研究大多指出探索夏文化是李济这次考古活动的主要目的,本文通过分析李济当年所写的调查和发掘报告,证明李济此行的真实目的是要寻找一处适合发掘的史前遗址,并企图通过自己的工作以回应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而终李济一生,他认为在考古学上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何种文化为夏文化。

先秦稷下学宫黄老思想与中医理论形成的相关性探讨

运用文献学及史学方法,从精气学说、“无为”思想和辩证思维等方面,探讨黄老思想对中医气一元论、摄生思想、整体观及辨证思想形成的影响。认为黄老哲学使零散的中医学理论系统化、规范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史记·夏本纪》日本安倍时贞钞本考述

日本安倍时贞写于宝治二年(1248)的《史记·夏本纪》残卷现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笔者近期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发现可与该残卷缀合的一纸断片。本文对断片予以介绍,并考证出残卷是杨守敬东瀛访书所得。在文献特征上,安倍钞本与高山寺旧藏本《夏本纪》分属不同的钞本系统。结合"恒"字缺笔避讳及其他特点看,安倍钞本祖本的上限当是宋真宗时期。将其与宋代监本《史记》相比照,可以发现宋人校勘《史记》时受到了其时主流学术观念即孔颖达《尚书正义》的影响。

追忆逝去的北京——民国时期北京的“梦华体”著述

民国时期的北京经历了剧烈的历史变动,城市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阶层的作者,出于对北京那已经消逝部分的追怀,借用《东京梦华录》这一经典文本所提供的心态结构,写下了各具特色的"梦华体"著述,呈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记忆的丰富面貌。身处现代的作者对逝去的北京的追忆和缅怀,本身亦是北京丰富的现代性经验的一部分。

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

关于《西夏地形图》的绘制年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此图为宋人所绘,证据是文献记载此图出于宋人《范文正公集》;一种认为:此图为清人所绘,因为所见实物仅存于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一书中。本文作者由于在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刻《宋两名相集》中找到了此图,从而否定了"清代说"。继而又结合图的内容和有关文献分析,推定地图为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地图的年代问题。文中还着重分析了这幅迄今所见最早西夏地图的地学内容和科学价值。

论墨家与稷下学宫的关系

墨家与稷下学宫有较多的联系,不仅是主要持有墨家思想、行为的人跻身于稷下学宫,而且墨家思想对稷下学派之中的有关思想家亦有较大的影响。也可以说,稷下学术思想中包客了较多的墨家思想,并占有重要的地位。

走出夏史研究的误区——评沈长云先生的夏史研究

沈长云先生的系列论文所持"古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和"濮阳即禹都阳城"的"崭新"论点是建立在对文献材料和考古学资料缺乏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基础上的单方面主观想象。沈先生论文中所表现出的证据不足,主观武断等缺乏科学分析的态度,必然使其夏史研究陷入一永远无法走出的误区,极不利于目前的夏史研究。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沈璟《义侠记》与《金瓶梅词话》

沈璟《义侠记》和《金瓶梅词话》皆是在《水浒传》广泛、深入流播背景下的创作,两者皆取材于《水浒传》武松杀嫂的故事,并按照各自的意图对其作了适当的改造,其中有五处改造存在着具体的对应。参照《词话》在当时文人群体中的流播情况,《义侠记》的这些相对于《水浒传》的变化之处乃原于《词话》的首创,后又被《义侠记》加以熔炼;同时也说明沈璟确曾阅读过《金瓶梅词话》,而且其中的情节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使他在编创这部取材于《水浒传》的戏曲时自然而然地引入了《词话》的材料和艺术构思。由此可进而管窥《词话》对明代戏曲创作的影响之迹,以补助认识《词话》对当时及后世文学创作的启发、泽溉之功。

夏姬叙事中的婚姻伦理意蕴

夏姬是春秋时期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女性代表人物。围绕其发生的事件复杂曲折,针对夏姬其人的评论也史不绝书。夏姬一生复杂多变的感情纠葛和婚媾经历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婚媾习俗和婚姻伦理。通过对夏姬叙事的考察,不难发现春秋社会的婚姻状态和婚姻发展演进的轨迹。

《大戴礼记》版本三题

通过考察《大戴礼记》版本方面的三个争议性话题,认为《夏小正》虽为《隋书·经籍志》单独著录,但在《大戴礼记》中仍然存在。今本《大戴礼记》确为《隋书·经籍志》著录版本,它是部分亡佚后的残本,而不是卢辩节选本;由于当时书籍属于卷轴装,其残缺多以卷为单位;今本仅部分有注的情况,可能是后人将无注本与残缺的有注本合并的结果。明焦竑所著录的《大戴礼乔记》八卷,并非汉乔仁的著作,而是明人割截《大戴礼记》有注之八卷的结果,这与明人好造伪书的风气有关。

男权视角与夏姬之名

春秋美女夏姬因其特别的人生遭际在诸多文本中一直被冠以"淫妇"之名。但去除后世小说的附会,当我们从《诗经》《左传》这些可信的文本去寻找这一生命角色的存在与演绎时,就会发现夏姬的"被命名"缺少足够的事实基础,而是来源于男权根深蒂固的暴力视角。也就是说,夏姬在她与众多男性关系中的行为主动性丝毫不可见,但几乎所有关于夏姬的叙事都基于男权立场不肯承认她的被动与无奈。即使是同为女性的叔向之母对她的评价也是标准的男权代言,缺乏应有的同性之爱。

《资暇集》“承床”考

《资暇集》第95则词条"承床"所释之物应为"绳床",根据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分析可知:秦汉时期"绳床"由域外传入,起初是僧人坐具,唐代普及至社会各个阶层。通过对"绳床"形制特点的探究,得出"绳床"是一种由绳制成宽大坐面、有靠背扶手的四足坐具。

试论夏商西周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

夏商西周国家的统治区域可分为畿内和畿外两部分,是故,该时期国家防御体系的核心是构建起以王畿为中心的畿内防御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均有效利用了高山、大河作为天然屏障。夏至早商,畿内防御体系以城址、中心聚落结合山川河流进行构建,这一基本原则自中商开始不复存在。从晚商直至西周,畿内防御体系在利用天然屏障进行构建外,畿外则“建侯卫”,以屏藩畿内。同时,夏商西周国家运用各种措施构建由外及内多重防御体系并不断完善,特别是重视军队建设,最终达到防御体系的日趋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