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老孔墨三宗:夏曾佑与先秦诸子叙事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清末诸子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初,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论著中率先提出,春秋之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而老子突破了这一“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此后,孔子“去鬼神而留术数”,制作六经,成为“中国政教之原”;墨子则“去术数而留鬼神”,与孔子“成相反之教”;然后,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可以说,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彰显了诸子学的现实价值,还促进了孔子与诸子的平等。总之,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推动了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转型。

今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康有为、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为考察中心

在促成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近代今文经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斥古文经为伪经,提出孔子作"六经"说,不但动摇了传统经学的根基,而且对史学的近代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崔适不但扩大了古文伪经的范围,促使经书权威进一步动摇,而且采取由经及史的研究方法,直接开启了由经学而史学的转向;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梁启超和夏曾佑,则是真正受今文学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开创近代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氏《新史学》初步构建起了近代新史学的理论体系,而夏氏《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新式通史。

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以夏曾佑、刘师培为中心探讨

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量出版面世,这些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除了学制的因素之外,与新史学思潮有很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新史学为历史教科书提供了思想资源、史学观念,促进了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体现了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广泛传播;双方体现了一种互动的促进关系。

夏曾佑与晚清文坛

夏曾佑是晚清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其在19、20世纪之交,在天津编辑《国闻报》,在上海主笔《中外日报》,写作《中国古代史》,提倡新学诗,提倡小说启蒙救国,与梁启超、严复交往甚多,对晚清文坛多有贡献。夏曾佑1924年去世后,著作散逸严重。经钱玄同等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夏曾佑集》2011年得以问世,为夏曾佑研究由碎片化进入整体化,建立了较好的文本基础。从夏曾佑与晚清文坛入手,可以了解夏氏思想、史学、文学之非凡贡献。

夏曾佑改革思想发展的三阶段

夏曾佑是对晚清改革思潮起过重要作用的思想家,他的改革思想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其改革思想的雏形,表现为今文经学立场下的"变革"思想;第二阶段夏氏改革思想大致成型,他吸收了进化论等西方先进学说,深入探讨了近代政教之源,认识到了"民智"对改革的作用。第三阶段夏氏改革思想趋于成熟,提出了改革政体和开"民智"的思想,并反思"改政"与"改教"、"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论夏曾佑的今文经学思想

夏曾佑是晚清重要的思想家和爱国学者,他站在今文经学立场上阐述了其"历史变易观""治国经权说""托古改制"和"排荀"思想,猛烈批判专制,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提供理论基础与历史根据,以达到变法维新的目的。在外来文化冲击导致中国传统学问日趋衰落的情况下,他重新阐释了经与史的内涵与功能,并提出了见解颇深的保存国粹之方法。他的"守其经""达其权""专门教育"与"通识教育"思想,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很有启发。

张元济初入出版界前后若干史实的补充与再考

在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后,笔者又陆续看到若干张元济在加入出版界前后的史料。本文将这些史料作了整理,仿照年谱的编例,按时间先后列出并对其中部分史料作了解读和考证。《张元济年谱长编》内容由此更为充实,几处未能考实的史事得到确证,个别原来考订有误之处也得以纠正。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编撰思想探析

夏曾佑所著《中国古代史》援引进化论观点研究中国历史,被誉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面对国势日衰、士气不振的晚清社会现实,夏曾佑以民族的前途命运为念,编撰历史教科书激励爱国心、提振民族精神,同时还突破传统史学藩篱,以进化史观来考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开创以新的章节体载撰写通史的先例。这些编撰思想一直为世人所称道。

夏曾佑的“新史学”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参与者,还是"古史辨运动"的"导其源"者。简要言之,在"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历程中,无论是"东周以上无史论"与"层累说"的提出,还是《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宋王偃的绍述先德》《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的撰写,均在一定程度上导源于夏曾佑的"新史学"之作--《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一历史事实可以为当下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