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视角下《西厢记》英译中延异研究

文章从译者主体性视角出发,对比《西厢记》奚如谷和伊维德合译本与许渊冲英译本,研究译者主体性差异带来的译本正文本与副文本延异成为《西厢记》译介中延异两个最显著表征。一方面,译者主体性差异使得不同译者选择不同底本,不同底本差异又产生译本正文间延异,生成风格各异的译本,使目标语读者领略时代变迁中各底本不同侧重点。另一方面,译者主体性差异使得不同译者建构不同副文本,形成不同译本副文本间延异,多维度建构译本在目标语中的文化语境。因此,译者主体性带来的中国传统戏剧译本延异与副文本间延异拓宽了原文本生命,拓展读者互文性记忆,丰富了目标语文化体系。

湖南地方戏曲生存现状探析

湖南戏曲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1980年代后期以来便每况愈下,其生存现状颇为困窘,不少剧种只有1-2个国营或集体制剧团或民间业余剧团在支撑,大多数剧团名存实亡;演出市场不断萎缩;演员年龄老化,后继乏人;没有新的观众群出现。产生、形成、发展于农耕文明的戏曲难以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湖南戏曲衰落的根本原因;此外,城镇化运动的兴起,多元化娱乐方式的冲击也加剧了湖南戏曲的衰落。

情对礼的战胜与超越——《西厢记》戏剧冲突的再认识

本文从青年男女本能情欲与礼教信条之间天然对峙的角度切入,对古典名剧《西厢记》的戏剧冲突重新予以发掘和体认。文章认为:贯穿《西厢记》全剧的戏剧冲突,是崔、张由一见钟情的爱恋发展而来的自主婚姻理想与门第婚姻观念、礼教禁忌的激烈碰撞。剧作家让一对儿痴情恋人在经历过这种种波折之后最终结成美满“眷属”,雄辩地证明了情对礼的战胜与超越。

论“霸王戏”的嬗变

在戏曲舞台上演绎项羽故事的"霸王戏"历史悠久,它的发展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并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嬗变,形成了每个阶段不同的特色。

《琼林宴》故事流变考

琼林宴的流变目前尚无学者有过系统探讨,关于其本事及问世时间、现存传奇本子、京剧《问樵闹府.打棍出箱》是否始自谭鑫培等问题上,记载也多有分歧。本文从车王府藏藏曲本、日本及港台所存资料入手,参考大陆现存剧本、记载,探讨上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其发展脉络、流变体系,尽力再现其演出时期及状况。

冒襄研究述评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是明末清初文坛上的风云人物。襄少负才名,能诗擅文,及其成年,则积极投身于复社活动,并起到重要作用。入清之后,冒襄隐居不仕,以拒不降清之气节名动海内,然学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对其始有关注。在相关研究中,学者们较为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生平交游、戏剧活动、水绘园唱和、冒董爱情以及《影梅庵忆语》。

论向培良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批评

20世纪20年代,向培良在《中国戏剧概评》一书中对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等提出了严苛的批评,认为郭沫若历史剧“教训”色彩浓重、人物塑造机械呆板、脸谱化等。向培良意在以此引进和宣传纯正的戏剧艺术观念,从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两方面正本清源。他的批评意见显然未能真正发挥效用,郭沫若在后来的历史剧创作中一仍其旧并有巨大反响,但这些意见为后人看待历史剧、认知戏剧提供了理性视角和思路。

评《诗词曲语辞汇释》

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广泛搜集了唐至明代诗词曲中的特殊习用语,旁征博引,精当释义,且以史为序排比诗词曲的例证,由诗到词至曲的继承及其演变轨迹一目了然,对词汇发展史的研究也大有启发。此书自1953年出版以来重印多次,深受学界欢迎,但对一些词如“次第”、“大走”等的释义,对“包弹”、“薄幸”等义项的诠释,对“方头不劣”、“遮莫”等语义的溯源等还存有失误和不足,应引起注意。

孤本传奇《玉梅香》残本考略

南京图书馆典藏《玉梅香》传奇残本,为孤本戏曲。作者凤凰山民为清乾隆末年之后的作家。该剧创作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之后,受到《西厢记》、《红楼梦》等传统戏剧、小说的影响,尤其以《红楼梦》为最。该剧继承了文人剧作家文词化的创作倾向以及浓郁的抒情特征等传统,突破了文人传奇剧一生二旦的结构模式,在戏曲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近百年清代戏曲评点研究综述

清代戏曲评点在中国戏曲批评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近百年来,清代戏曲评点研究蔚为大观:金批《西厢》专题研究一领风骚,研究者从人物性格论、戏剧情节结构论、价值论、创作论等视角深入挖掘金批《西厢》中所蕴含的戏曲理论遗产,为建构有民族特色的戏曲批评体系提供重要借鉴。其它清代戏曲评点本之研究也在尴尬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凸显出三个重要研究视角:女性批评、学科交叉研究和社会-文化批评。

论向培良抗战剧及“戡乱”剧的叙事伦理

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对人类影响最为深重、最为久远的客观存在。20世纪爆发在中华大地上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极大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也重塑着中华民族的灵魂思想。作为一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有影响的剧作家,向培良的抗战剧和"戡乱"剧,从特定的政治立场出发,体现了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战争所要表达的伦理道德倾向。

民间戏曲演出版本中的“马音”与“香谈”--以成化本《白兔记》为例

“马音”“香谈”出自成化本《白兔记》,本为“抹音”“乡谈”,特指传统戏曲演出本中存在的由演员表演时因抹音、滑音、方言、俗语、古语或抄录刊刻者文字应用能力低、抄刻随意等而造成的文字差讹、脱漏现象。这种现象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几乎随处可见。通过对成化本《白兔记》中该现象的校勘学、版本学、语言学、民俗学考察,可以发现:这一现象涉及戏曲编演过程,为演出之所需;它保留了方言、古语、戏俗等的印迹,留存了当时舞台的生鲜度与趣味性,呈现了古代戏曲演出的自然形态。对于今存古代民间戏曲剧本中的“马音”“香谈”现象,不能仅仅视为一种文字应用、刻写中的错漏现象,还要关注其在戏剧学方面的积极意义;既要有校勘学的专注,更要有戏剧学的思考。

论王骥德在《西厢记》研究上的贡献

王骥德系晚明戏曲理论家 ,《西厢记》研究专家 ,他在《西厢记》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 ,实为“西厢学”的奠基者 ,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保存的文献资料 ,具有重要价值。此外他提出的文献整理原则以及对《西厢记》的校注、评论等诸方面 ,都有独特的建树 ,在“西厢学”

情绪主体性的表现——向培良的情绪表现说初探

向培良认为,情绪表现贯穿在戏剧中,从剧作家创作、到演员表演、最后为观众接受,这是情绪主体性表现的完整体系。情绪是经由内心深处的性格而发出的,以动作为中介,直到观众被情绪所感染为终结。情绪的传达是中介,最后趋向于内在的生命力,使得人生获得向升的生命力,可以促成人格和德行的形成,情绪的表现更贯穿着一种教育的功能。

金圣叹《西厢记》戏曲人物论批评

金圣叹在《西厢记》批评中，非常重视人物形象与构成，并具体地提出了刻画人物性格的心（人物心理）、地（人物的社会地位）、体（人物间的关系）概念及其作用，规定了运用三要素刻画人物性格的具体方向。为了突出人物性格，金圣叹还主张明确区分主角和配角的作用，强调人物的感情和景物的密切联系等。

韩国傩礼活动中的传统戏剧

傩礼最初只是除夕夜由宫廷或民间的演员头带假面,手持道具,高声念诵咒文以驱赶恶鬼的一种仪式。高丽时代末期,傩礼中杂戏的比重越来越大,傩礼逐渐作为杂戏——傩礼戏(即傩戏)被接受下来。在高丽时代傩礼中演出了五方鬼舞、狮子舞("白泽舞")、吐火、吞剑、西域胡人舞、走索、处容舞及扮演百兽的假面剧等等。在朝鲜时代傩礼中演出了弄丸、步索、傀儡戏、长竿戏,处容舞等等。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的傩礼,都随着时代的变迁结合了民间信仰,也添加了地方特色。例如,在韩国,每年农历正月初农乐队都会挨家挨户地举行跳地神民俗活动,这种民间传统即由傩礼演变而来。农乐队称这种跳地神的活动为埋鬼,也有记载证明傩礼又称之为埋鬼。

论衡阳湘剧与长沙湘剧的关系——兼谈地方戏曲剧种的界定问题

衡阳湘剧与长沙湘剧在流行区域、演唱语言、剧目、表演艺术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更具有诸多相同的属性与特征:传统剧目具有相同的特点;在声腔音乐上都有昆腔、高腔与弹腔,且艺术渊源大体相同;表演程式与艺术风格也大体相同;角色分行大体相同;表演语言长沙官话与衡阳方言同属新湘语的长益片方言。因此,将二者划分为两种独立的大剧种显得名实不符。在中国戏剧曲剧种划分问题上也存在类似情况。要建构科学的戏曲理论体系,必须进一步研究各剧种的特点,厘清各地关系密切戏曲的区别与联系,对地方戏曲剧种作出正确的界定。

“鲁迅资源”与越剧现代戏的发展

由于鲁迅高度的文学成就以及越剧艺术与鲁迅文学共同的越地文化渊源,不断追求变革的越剧艺术在革新中极大地开掘和吸收了鲁迅的思想文化资源,从而给自身的发展和探索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方面,在发掘和利用"鲁迅资源"进行二度创作的过程中,鲁迅的思想、文学资源使越剧获得思想性的提升;另一方面,《祥林嫂》、《孔乙己》等越剧现代戏正是借助原著的艺术底色,增强了剧作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绽放出思想的光芒。

血花剧社与向培良、白薇关系新论

血花剧社是由黄埔军校学生首创的剧社,成立初期具有左倾革命性质。关于血花剧社与剧作家向培良、白薇的关系,在《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等著作中早有定论,向培良、白薇被认为参加并主导了血花剧社。然而,考察血花剧社史料,并未发现向培良、白薇参与血花剧社的实据。重新考证血花剧社与向培良、白薇三者的关系,可为革命文艺剧社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