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附子用药解析

张锡纯是清末民初的代表性医家,研究其使用附子的习惯与规律对于指导临证有现实意义。在张锡纯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含附子方剂共计30首,其中29首为复方汤剂,21首方剂指明使用经过炮制的附子(原文称“乌附子”),无使用生附子的实际案例,均未对煎煮法作特殊要求,其用量为0.6~24 g,总体使用剂量较小。人参、甘草、干姜、山药、白术是常与附子配伍的药味,旨在发挥益火扶阳(温里寒)、温阳通痹、回阳固脱、引火归元等功效。张锡纯使用附子的用法较为谨慎保守,其用药经验可以为现代中医临床提供思路与启示。

槐轩医学用药规律分析与扶阳思想探讨

目的:通过挖掘、研究《槐轩医学全书》中的药物应用规律,提炼分析槐轩医学临床思想,与扶阳医派一脉理论比较,探究古今扶阳思想之差异。方法:对《槐轩医学全书》中所涉方剂与药物进行梳理提取,对符合纳入标准的药物进行统计并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 Statistics24.0和SPSS Modeler18.0具体分析其用药频次、性味归经、用药剂量以及关联规则、聚类。结果:共筛选方剂386首,涉药327味,用药以性温、味辛甘为主,归经多为脾经,性味归经分析呈现较强的集中现象。关联分析以中焦脾胃药物应用搭配为核心,形成具辛甘化阳理法的15个药对;聚类组成6个新方;在姜桂附应用剂量统计上,发现其趋向审慎。结论:槐轩医学以温补为特色,重视后天资先天,注重脾胃枢机调理,不偏颇阴阳,形成一系列特色理法,对扶阳学派影响深远,但与后世扶阳学派理论又有很大不同。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许学夷的汉魏诗史观

许学夷的汉魏诗史观,受明代七子派相关思想影响较大,但又自觉地对他们的观点予以驳正与补罅,从而在思路与学理上对明代的汉魏诗歌研究作出一定的推进。本文着重从两方面对他的汉魏诗史观作一评述,一是对格调派尊汉贬魏的诗史价值观的批判,二是以“正变”说建构自己的汉魏诗史序列。

南宋词与理学新论

南宋词"复雅"理论在理学"崇正"思潮影响下形成了以东坡词为"正统"的词学正统论和词学宗派论,而词的创作则在发展东坡词法基础上逐步形成以"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为表征的宗义理词风。在词人群体形成及演变方面,理学人士对苏学的推崇不仅直接促成了南宋苏轼词派的形成,而且在苏、辛词派交替过程中起极重要的中介作用。随着程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宗程学或具有程学倾向的词人不仅从思想、理论与创作方面拓展了以崇苏为基点的"复雅"词风,且还以极大热情参与辛派的建构并逐渐形成理学家词人群。考察南宋词风演变及词学理论的文化背景,理学无疑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忽视它的存在,将难以对南宋词理论实质、词派演变及创作倾向作全面深入的把握。

梁玉瑜《医学答问》浅析

《医学答问》由清代岭南名医梁玉瑜所著。全书分为四卷,以一问一答的形式阐释医理。内容涉及证候诊断、疾病治疗、养生保健、医家及其著作评述、古方的遴选辑录等。其内容丰富充实,言辞朴实客观,初学者凭此可纲举目张,业医者阅之则避谬纳新。

《易》的发展与术数表象下的思想智慧

《易》学起源于数占,从《周易》成书时起,由于其决疑功用和断意在先、卜筮在后的原则,使其成为一部智慧之书。春秋时期蔚为风气的人文思潮,解《易》中的人事因素日益增长,而儒家的《易传》更是突破了易的判断吉凶功能,而使其成为教化的经典。中国古代《周易》的诠释史,亦是象数易和义理易的分化和融合史,易学先哲对宇宙生成模式、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理念、道德伦理的阐发,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深度思考,亦是我国古代哲学智慧的结晶。

浅议《皇汉医学》

汤本求真在《皇汉医学》绪言部分表明自已信奉古方派，强调《伤寒论》、《金匮要略》的重要性；在总论部分对汉方医学理论进行了综合评述并阐明个人见解。篇中主要以方剂为编排次序，将同一方剂之条文，编列该方下，加以注释，藉以标明该方的主治症候及运用时机，并对方中药物效能进行解析。汤本氏特别重视补充相关的治案与经验，力求以实际经验论证仲景学说。该书传人中国后，相当风行。而“方证相应”之说，藉由《皇汉医学》一书的引入中国，引起相当大的回响，对临床上运用经方有很大的帮助。但对仲景学说的探讨不当只局限于此，更不应当忽视中医的辨证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