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侯相考

张德坚《贼情汇纂》和太平天国自身文献《天情道理书》与《天父圣旨》中有所谓的“侯相”称谓。通过对这些文献使用“侯相”一词的语境进行分析可知 ,这既不是人名 ,亦非单指既为侯又为相的某类人 ,它和晚清封建统治阶级官场上的“侯相”不同 ,而是对太平天国身为侯爵和六官丞丞相官职的人的统称 ,是一种复指。太平天国将侯与相统称“侯相”有其一定的权力基础与礼制基础。

清朝法政体制述论

中国封建法政体制至清代臻于完善并开始解体。清朝承袭明制,建立了比较完整、严密的法政体制,其中实行的三法司会审、秋审、九卿会审等制度,非司法官员参与司法等,都起到了慎刑的作用;但清代后期法政体制在运作中弊窦丛生、逐渐瓦解,直至1906年清政府改革官制,使司法与行政分立。

汉代财政制度演变试探

西汉初年,丞相总揽国家财政。为制约丞相财权,皇帝先后在相府设计相、司直以制约,并以御史大夫分解和监督相府财权,还通过直接控制部分国家仓库来加强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在调整国家财政管理系统的过程中,职能庞杂的少府被分解,最终成为单纯的皇家财政管理机构,真正实现了帝室财政和国家财政的分离。皇帝的秘书机构最终也取代了相府各曹,成为国家最高财政管理机构——度支尚书。原来分管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大司农和少府最后演变成为国家财政的具体执行部门。最终在唐代形成了以户部为中心的新的财政管理模式。

唐代册赠使关联问题研究——以《大唐开元礼》所记策赠礼为中心

以《大唐开元礼》所记策赠礼为中心,对唐代的册赠使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唐代针对特定的册赠对象,派遣不同的使者进行册赠。册赠使一般有2人,其中主使为1人,副使人数不固定,但二者均有品级限制。册赠使者的品级高低与死者被赠官的品级有一定关系,但并非一一对应,有很强的灵活性。册赠王爵、尊号、太子号者都要求特定身份的人参与,而对册赠使的品级要求不是很明显。唐前期多由太尉参与册赠,肃宗以后则多由真宰相参与册赠。另外,吊祭使与册赠使是两种不同的使节,赙赠一般是由吊祭使完成,册赠使并不承担这一责任。

试析汉武帝时期的内朝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官制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变动演进之中的。秦朝以后两千多年中央官制的演变,从一开始就以侵夺相权、强化皇权为其基本历史线索和主要内容,它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方向和性质是封建政治和中央官制的日益专制化。汉初官制多沿用秦朝制度,到汉武帝时期开始演变,内朝的创置过程,伴随着相权的削弱和皇权的加强,从而使汉代的国家权力机构明确分为两大系统,并构成了汉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权力结构。

从浙江都督到交通总长:辛亥革命期间卷入权力争夺漩涡中之汤寿潜

1911年10月至1912年1月下旬,汤寿潜以东南名望先后出任浙江都督、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辛亥革命发生过程中权力争夺的漩涡。由于他与同盟会、光复会、浙江咨议局和杭州旗营具有良好的关系,在光复会上中级会议成员之间特别是朱瑞、周承菼之间制衡之下,汤寿潜成为浙江都督的不二人选。不过,他出任浙江都督只是过渡,革命党人成立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对其牵制,浙江军政府政事部、财政部、水陆军司令部各自为政,他无支配权力而只能辞职。他积极参加东南开府的活动。虽然他是公认的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人选,但是其入府只是增加了临时政府的威望而已,他并未积极参加临时政府的工作。随着他离开南京到上海,差不多跳出了权力争夺的漩涡。汤寿潜从浙江都督到交通总长,折射出一名立宪党人在辛亥革命时期与同盟会、光复会等各方面人士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权力安排上的复杂历史。

上博楚简《子贡》篇研究

本文首先对上博楚简《子贡》篇的文本进行了疏释。在此基础上,结合《管子》,对篇中"有邦之道"和"相邦之道"的含义进行了探讨,认为本文以及上博楚简的其他几篇简文都反映了春秋末期宗法制渐渐解体这样一个事实。另从文中相关人物的年龄,以及孔子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境遇来看,文中的"公"很有可能是鲁哀公,相似的故事模式也见于《荀子·子道》。

唐代大理正荀曾墓发掘简报

2012年8月至11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清凉山公园范围内发掘了一批汉代、隋唐及宋元时期的墓葬,其中有唐代大理正荀曾之墓,该墓出土墓志一方,有明确纪年,形制保存基本完整,为夫妻合葬墓。为研究唐代中层官僚的墓葬形制提供了资料,也为唐代中晚期墓葬形制的确定提供了又一实物资料。

再谈“十九年相邦■”戈的考释

"十九年相邦■"戈是近年出土的一件形制和铭文都极为特殊的纪年铜戈,本文通过对此戈的再考证,认为是铸造于战国末期的韩戈,铭文中提及的相邦名对秦统一前后秦国的相邦人属提供了新的材料。

美国第六任首席大法官萨蒙·P·蔡斯

萨蒙·P·蔡斯是美国的第六任首席大法官,是与林肯总统同时代的政治家。蔡斯出身贫寒,经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上层社会。立足于蔡斯的个人经历,把他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即成长的经历、初涉政坛、担任财政部长、担任首席大法官来简单介绍一下蔡斯。

吐蕃大论官制演变再考

吐蕃大论制度是藏族古代官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吐蕃政治体制的重要窗口。纵观学界相关成果,认为吐蕃大论制度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从早期的独相制、到中期实行众相制、再到晚期开创僧相制后再回到众相制的看法最具影响。本文以大论制度之演变为考察对象,从分析这一古藏文官职名称的语义、词源及翻译问题入手,通过梳理和比对不同时期藏汉史料对该官职的不同叙述,提出吐蕃大论制度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其选拔任用和职权增减方面,同时,对吐蕃是否实行过众相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认为吐蕃始终履行由一个大论接任一个大论的独论制,对古藏文文本的误读误译和对唐蕃官衔对译关系的误解导致了学界的“众相”一说。

重侍从以储将相:古代储才制度初探

中国古代常有良好的储才制度,体现社会公平,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如两汉的郎官、大夫制度,唐、明、清代的翰林制度,宋代的馆职帖职与侍从两制制度等。汉武帝独尊儒术,推行察举,是古代储才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翰林院成为唐代最重要的储才基地,出现与翰林制度密切相关的宰相成长的“八隽”之途。馆阁、翰林院是宋代的储才基地,宋代储才制度注重文学与儒学修养,体现开放与公平,注重实践锻炼,崇高其位以砥砺名节,最具优点。翰林制度在明清仍是储才制度的核心,但在注重实务与基层锻炼方面逊色于唐宋。储才制度成为以加官、差遣方式打造中央核心决策体制或曰宰相体制、内辅体制的基础,优秀人才得以凭借文学、文化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央核心决策团队,提高了决策水平,这是古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一大特色,又以其对层级制组织存在的僵化、隔阂、低效等弊端具有补救、矫正作用而与当下的学习型组织、扁平化组织、有机-适应性组织等新型组织、管理理论相吻合,因而具有启发意义。

“权归宰相”政治话语与唐后期中枢权力关系

唐代史臣蒋系在《宪宗实录》中将元和中兴的原因归结为“权归宰相”,这是反思德宗政治,试图重新以政治典范实现国家致理的产物,强调了传统的君相委托制。宰相在元和中兴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权力只是有限恢复,且宦官同样以“内大臣”身份强调自身在中兴事业中的作用,这进一步削弱了“权归宰相”话语的说服力。安史之乱后的军政事务需要围绕皇帝进行集中高效处理,宰相百司权力萎缩的情况在德宗以前就已经存在,内廷宦官参与枢密,甚至侵夺有司职权的趋势无法扭转。因此只有位于国家政治核心的皇权才能实现权力关系的梳理,君相委托制已无法适应中枢政治变化。可是,唐后期皇权中兴强调效仿祖宗治世的明君贤臣经验,因此“权归宰相”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仍具有典范意义。同时,宦官作为大臣参与政治具有制度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加之道德观念上的传统刻板印象以及专权所导致的舆论攻讦,使得“内大臣”身份无法融入这个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