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操与拓跋力微及其子孙——《桓帝功德颂碑》考释

卫操撰写的《桓帝功德颂碑》既是北魏早期有文字记载的信史资料,又是北魏拓跋氏集团早期文章的代表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意义。以《桓帝功德颂碑》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卫操的生平事迹、碑文的真伪等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卫操与拓跋力微、拓跋禄官以及拓跋猗■、拓跋猗卢三代部落首领都有交往,他对北魏早期的历史比较熟悉。解读《桓帝功德颂碑》对北魏早期历史及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中古郊庙歌辞中的太一信仰与政治、社会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太一信仰在民间流传甚广。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郊庙歌辞,发现太一分别在宋、梁、陈国家祀典中占据重要位置。晋时,太一为六十二神之一,不复汉时尊崇。刘宋统治者宣扬其刘汉后裔的正统身份,追溯西汉以太一为至上神的神权体系而加以改造,通过以“太一”名“天”、尊“太一”为至上神,证明其政权的合理性。萧梁时期,将“太一”作为北极星名写入郊祀歌,并以之为至高神居所,是梁武帝出于弥合三教差异、建立国家层面统一的信仰体系的目的,结合社会各阶层太一信仰情况做出的调和之举。南陈承继梁代对太一的神位设定。太一的衰败、复起与其时政权的频繁更迭、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北魏洛阳太极殿保护研究

北魏早期营造文化胡汉杂糅,文明太后汉化改革以后,北魏营造文化开始中原化,至孝文帝时期营造中原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北魏将鲜卑民族美学与石窟艺术融入营造文化之中,形成了独特而绚丽的鲜(卑)汉营造文化。以文献和考古为据,在古建筑营造理论指导下,对北魏营造文化的杰出代表洛阳太极殿进行营造复原和图纸作业不失为文物保护的一个有益途径。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

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 ,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其民族优越感与自卑感的并存上。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 ,魏孝文帝借助中央集权的强制力 ,相继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 ,旨在以“中夏正统”自居。但是这一政策不适合北魏国家的国情和族情 ,最终导致国家的衰亡破败。其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借鉴。

试论北魏孝文帝太和末年的夺嫡之争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太子元恂出逃被废,皇次子元恪取而代之。夺嫡事件与元恂顽固守旧并无直接关联,后宫冯氏才是始作俑者。冯氏试图延续"子贵母死"的传统,控制储君,操纵朝政,这就与孝文帝的皇权主义发生矛盾。于是,冯氏编织罗网,捏造事实,迫害元恂,终酿成历史冤案。夺嫡之争归根结底是北魏皇权与后权的矛盾,对洛阳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后魏孝文帝与高句丽王云诏》中所见魏、丽形势及双方关系

北魏孝文帝给高句丽王高云的诏书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诏书于太和十六年九、十月份发出,要求高句丽派遣王弟入朝,高句丽最终顺从了北魏的要求。诏书内容可以弥补多件文献阙载的历史事件,可以藉此了解孝文帝精心策划迁都洛阳过程中对内树立权威、对外极力笼络的手段,对研究高句丽国情、魏丽关系大有裨益。

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鲜卑皇族集团的汉化进程明显加快,其宗室子弟不断趋于雅化。北魏孝文帝及其他北魏后期统治者自身皆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出于推进其皇族宗室子弟汉化之目的,无不重视汉文化教育,其宗室人物之学术文化积累日益丰厚,以致北魏后期出现了一批以才学著称的宗室子弟,其中有的招集大量汉族名士,形成了诸多藩邸文化中心。就当时北魏皇宗汉化表现而言,孝文帝诸子、诸弟及其他皇室近系子弟,其气质表现与学术积累进展尤为突出,这自然与其地位及所受之教育等情况密切相关。

论北魏元珍墓志的史料价值

1920年洛阳邙山出土的北魏元珍墓志乃魏碑精品,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和史料价值。元珍生活在北魏平城与洛阳时代的交汇点,正值中古北方制度承转、文化凝聚、民族融合的高潮期,其人生际遇折射出拓跋族宗室政策的嬗变及北魏政权的发展轨迹。元珍在孝文朝毫无优势,真正飞黄腾达是在宣武朝,突出表现在禁卫和侍从领域。孝文帝推进宗室家族化改革后,近属势力急剧膨胀。宣武帝即位,皇权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刻意挑动宗室疏族制衡近属,元珍的扶摇直上正是宣武帝有计划、有预谋、系统地清洗禁省,排抑近属的结果。当局势尘埃落定,国家回归正轨后,宗室疏族侥幸取得的优势顷刻化为乌有。元珍及其子元孟辉的生平履历说明贵族化与家族化是影响宗室前程命运的二维主线,基于官爵权势的家格门第是支配因素,但皇族内部服纪位差更具制约效能。元珍的境遇预示着宗室族群的分化瓦解与广大宗室疏族的宿命,此乃该墓志的史料价值之所在。

论北魏孝文帝的宗室辨族

宗室辨族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拓跋氏族群的进化产生了深远意义。孝文帝依当世五属的标准辨族,扫除氏族直勤体制的残余,把宗室打造为狭义的五服制家族。此举的初衷是远遵华夏古礼、近取南朝新风,而沉重的经济压力则是直接的现实动因。辨族活动在孝文帝死后归于沉寂,出服疏宗的宗籍依然得以保留。而阻滞其长久贯彻的原因在于:直勤尊同祖习俗的根深蒂固,中原正统王朝家国一体观念的制约,中古北方大族族制的影响,以及北魏特殊的政权结构等。辨族试图折衷古今、调和现实与理念,但单纯地凭借权威和政令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事物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的。

北魏驸马都尉述论

驸马都尉本皇帝近侍显官,后来成为帝婿的代名词。北魏模仿汉族制度,明元帝时设置驸马都尉,尚公主者例授此职。驸马都尉可做本职或加官,相伴帝婿身份始终。北魏皇帝主要在代人集团内部挑选驸马,驸马都尉全部具有深厚的政治和家世背景。驸马都尉不仅是官职,而且连带着丰厚的政治利益,影响到驸马的个人仕进和家族地位。

北魏坐榻维摩画像源流考释

崔光实际上是促使维摩信仰在北魏中晚期广为盛传的关键人物,他对孝文、宣武、孝明三代帝王的影响,左右了北魏维摩信仰的历史演进,同时也是平城时代后期云冈出现胡服坐榻维摩像的导源。这一画像形式几经演绎,发展出较为成熟的汉装坐榻维摩形象,并对后世维摩画像产生了影响,宋元绘画中的坐榻维摩即发端于云冈,并经龙门、莫高窟渐次演绎为坐榻维摩的图像系统。

论北魏孝文帝爵制改革后散爵封授范围限定问题

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北魏孝文帝实行爵制改革,开始推行实封爵与虚封爵并行之制。爵制改革后所实行的虚封爵,亦称"散爵"。由于北魏国家将散爵的封授与官本位体制、世族制结合在一起,因此,封授散爵也自然要有限定的范围,其范围的限定是以所任职官的品级与建树的功劳为标准的。这两种标准的结合才能保证实现散爵的封授。由于北魏限定散爵的封授范围,才使散爵的封授在维护国家政治统治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孝文帝中叶北魏州级行政建制考——相关历史记载的比较与辨析

《南齐书·魏虏传》记载了永明四年(太和十年,486年)北魏三长制颁布之初的河南二十五州(脱一州名)和河北十三州,《魏书·食货志》记载了太和八年(484年)俸禄制颁布之后分别以"绢乡"和"麻土"纳税的三十七州,胡三省在永明四年末《资治通鉴》注文中记述北魏分置州郡后的河南二十五州和河北十三州并录"萧子显曰"以备异。三家所载北魏州数基本相同,但具体州名却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对三十七州置废时间的具体考订,可以确定《魏书·食货志》所载州名应该是太和十六年(492年)所颁新律令中的规定,基本反映了迁都前夕北魏州级行政建制的现状,但与太和八年俸禄制颁布之初的实际相差较大,《南齐书·魏虏传》所载州名与太和十年后北魏州级行政建制的现状有着较大差别,甚至还有数州于北魏一代不曾设置,显然并不能真实反映北魏三长制设立之初分置州郡后的州级行政建制。胡三省虽欲纠正《南齐书·魏虏传》存在的问题,但其说亦有明显错误。

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

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政治上,找到了北魏王朝正统地位的经学与历史依据;二、社会变革上,实现了拓跋部由游牧文化向中原农耕文化在礼制方面的转变;三、学术上,解决了汉魏晋诸儒没有解决的一些经学难题。

论北朝墓志的演变及其文体史意义——从永嘉之乱前后墓志形态的变化谈起

永嘉之乱的出现,使得魏晋以来碑志转化的趋势遽然中断,墓志又退回到了原始的形态。从北魏前期至孝文帝迁洛前后,北朝墓志在文体、形制以及使用频率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脉络分明、阶段连贯的演变过程。这既说明了永嘉之乱对于北朝墓志发展的影响,同时更表明,北朝墓志的发展在事实上已具有"涅槃"的意义。

北魏俸禄制的班行及其背景

与秦汉魏晋南朝不同,北魏开国近百年间百官无禄,吏治腐败与此关系颇大。在参考《周礼》和两汉魏晋有关制度的基础上,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禄,并规定"罢诸商人"、增收户调及严惩赃罪。班禄诏显示,北魏地方政府与商人关系密切,地方官府中大概存在着类似隋朝公廨田的田产,其收获物需通过商业贸易或发放高利贷而牟利。约在俸禄制班行前十年左右,实行俸禄制的建议已被提出且有零星官"禄"的记载,表明俸禄制是在总结之前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定型和成熟化的产物。俸禄制实施的前提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班禄诏及一年多之后颁布的新税制,户调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民众的负担在短期内无疑会有所加重。针对废止俸禄制的提议,中书监高闾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实施俸禄制的必要性及其政治作用,认为俸禄制实施后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将受到遏制,民众的实际负担则会减轻,有利于更好地加强统治。

北魏洛阳城的规划与改建

北魏洛阳城是中古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北魏洛阳城的建设,虽多沿用魏晋洛阳城的旧制,但经过孝文帝、宣武帝两朝的不断改建,形成了完整的、独具特色的布局结构。汉魏洛阳城的规划,充分体现出以宫城为核心的规划理念及皇权至上的统治思想,是拓跋鲜卑汉化和不断创新所取得的最高文化成就,并由此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布局的新阶段,对后世都城的布局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论拓跋鲜卑的“神元”崇拜

英明神武的拓跋力微是鲜卑历史上的杰出领袖,他结束了始自圣武帝晚期的内乱,团结部盟成员,巩固王权,开创了具有转折意义的盛乐时代,积极推进本部族的文明进程,为日后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他的丰功伟绩,北魏开国后追尊始祖神元帝的称号,使其稳坐太庙之首,接受臣民的朝拜。神化力微是拓跋祖先崇拜的高度概括,具体表现在宗教信仰、族群建构、身份归属和政治认同诸方面,深刻地影响北魏政坛与社会。拓跋鲜卑的神元崇拜具有本民族鲜明的特色,有别于其他东北亚种群,是研究拓跋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魏太武帝和鲜卑拓跋氏的汉化

太武帝实是北魏汉化的开创者 ,但在这时 ,汉化还刚刚起步 ,充满了矛盾 ,且历经曲折。这说明即使像太武帝这样的君主 ,其施政亦不能完全凭个人意志 。

新见北魏元进墓志探研

齐运通先生《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一书收录新见《魏故苻(符)玺郎中元进墓志》,对于了解北魏洛阳时代的政局,特别是宣武帝的宗室政策大有裨益。该志篇幅简短,但内涵丰富,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时代背景,广泛联系同类宗室墓志,方能揭示其中隐含的政治深意,进而破解王朝命运的历史密码。元进祖出昭成帝,是服属疏远的非道武子孙,在孝文帝的家族化改革中渐趋边缘化,故而获得急欲揽权的宣武帝的信赖,得以亲近内侍的身份统领宗士,执掌符玺,参与枢机。透过元进墓志可知,宗室政策的变轨是宣武帝巩固专制皇权的必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