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朝崇苏文风之形成与苏文的传播

孝宗朝由于孝宗皇帝崇苏轼“立天下之大节”,雄视百代,为“一代文章之宗”,故多方推广苏轼文学,采取一系列举措,从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太学文风,也提升了士人尊苏崇苏的热度。孝宗朝将苏轼文学传播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得“淳熙中,崇苏氏”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同时,也为元明清三代以至于今日的苏轼文学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孝宗朝的崇苏又有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延及世人对三苏家教家风的更多关注与研究。

重才与求衡:论明孝宗的用人观

成化(1465-1487)末年国家铨选制度趋于崩坏、人才每多困于壅滞,明孝宗即位后,下诏求举天下异才,并突破了以德行为先的传统用人观念。此外,为重振朝纲、防范党争,明孝宗在选任高级官员时,对其地域来源作出了一定的制约与调整。为防止权势偏移于某一文官机构,明孝宗在其统治的前中后期,通过人事层面的调换,实施不同的阁部制衡之策。

潜邸旧臣与宋孝宗朝政治

潜邸旧臣是宋孝宗朝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由孝宗未即位前建国公、普安郡王、建王时期的老师、属官、随从组成。作为皇帝的潜邸旧臣,孝宗即位后对这一群体十分信任并加以重用。这一群体在对金关系的处理中逐渐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守派两个派别,对孝宗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这一潜邸旧臣群体中,部分人并未真正具备政治才能,仅仗着孝宗的宠幸而得以取得高位,从而导致了孝宗朝期间佞幸政治的蔓延。

南宋权臣政治的断裂——论宋孝宗的用相方略

南宋权相辈出,而孝宗朝却是唯一没有权相的朝代,这应源于孝宗独特的用相方略。为防止高宗朝宰相秦桧专权蠹政之弊再度出现,孝宗从相不久任、长期缺相、不次拔相、并相分权、用而存疑、监督宰相等方面采取措施调整用相方略,限制相权,加强皇权,从而成功遏制了权臣政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

南宋孝宗朝的政治生态与周必大的政治活动

宋孝宗继位以后,一改太上皇帝赵构的内外政策,对外不惜对金用兵,以收复中原失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夙愿始终没有取得成功。对内实行"独断",以防止大臣擅权。为此采取了"异论相搅"、不让三省和地方主要长官久任、重用近习等一系列措施,结果造成政治生态的严重失衡。以文学和政治见长的周必大,由进士入仕后一度受到孝宗重视,但由于他与众多大臣一起,多次反对孝宗的对内政策,因而前后二次受到排斥,出任祠官,时间长达七八年之久。后期的周必大,除了清正廉洁不变,文学才能更加出众以外,政治上已缺乏锐气,变得"圆滑"起来,从而最终被孝宗视为心腹之臣,官至左丞相。

《明孝宗实录》记载纠误及其在历史文献编纂学上的启示

《明孝宗实录》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研究明孝宗在位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其记载亦有人名、地名、时间、史实等方面的失误,以及史实漏载等不足,甚至有歪曲史实,刻意诋毁人物的现象,影响了其编纂质量。文章特选取其部分失误事例加以纠正,并予论列。以上失误现象从历史文献编纂学角度给后人留下了如下重要启示:编纂者具备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制定完善的凡例以及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德,是历史文献编纂成功的关键所在。

苏洵谱法探析

苏洵谱法包括小宗谱法和大宗谱法,但以小宗谱法为主。苏洵小宗谱法是指谱所有明确的世系并"详尊吾之所自出"。因其小宗谱法很难具体操作,后世家族修谱模仿者不多;有则都相应的对其进行变体改进后才用。苏洵大宗谱法是其修完族谱后补著的,更难操作,后世未曾见家族模仿过。

和战分途:南宋初年的政治转向——以孝宗朝政策迁移为线索

南宋伊始,宋金和战问题就一直是困扰着南宋政权的时代命题。绍兴十二年缔结的宋金和议,并没有成为维系宋金长久稳定关系的基础。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单方面撕毁协约南侵,加之随即登基的宋孝宗锐意恢复,宋金战争一度爆发并持续到隆兴元年张浚符离兵溃。在此期间,宋孝宗选人用事并不局限于道义型主战派士大夫,对实务型主和派士大夫及主守派政治元老也多加选用;在此之后,宋孝宗迫于符离兵败的政治压力与金人议和,锐意恢复政策主张转换为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政治谋略。宋孝宗以邪正为标准的多元用人政策,与其对金强硬的政治主张既统一又矛盾,这种复杂的政策取向既切合即时的宋金政治局势,也为南宋制定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国策埋下了伏笔。

宋孝宗朝太学及其文风探论

有宋一代崇儒右文、兴学重教,号称"小元祐"的宋孝宗朝文化教育高度繁荣,太学制度兴盛发展。孝宗朝太学创设解试落第每百人中取三人候阙考试的待补法,衍生出重要文学现象"乾淳太学体",成为四方士子参加科考、引以为法的风向标。研究孝宗朝太学及其文风的号召、引导与影响,是窥探南宋社会士子科考态度、时文创作乃至科场文风倾向的新途径。

南宋前期状元释褐职任考

文中的南宋前期指高宗、孝宗两朝。这两朝状元释褐的惯例均为授职承事郎、诸州签判;谅闇榜状元的释褐职任都不再下调,依旧实行惯例;两朝皆有少数因某种特殊原因而仅将释褐职任中的寄禄官上调的情形,幅度都不大,其执事官则仍然是诸州签判。当然,两朝因时势不同,在状元释褐职任的处理上也有不甚明显的差别。

南宋孝宗崇佛的史料、思想及影响

有关南宋孝宗的崇佛史料主要有《原道辩》、《咸淳临安县志》、《宋会要辑稿》、《续传灯录》等。孝宗的佛教思想可概括为:三教合一、融会诸宗、重佛事护僧尼。孝宗的“三教合一”、“融会诸宗”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直接产生影响,即“援佛入儒”。

庆元党争时期杨万里心态考察

论述了杨万里在庆元党争时期的政治命运及其心态变化,揭示其内心徘徊于"仕"与"隐"间的矛盾苦闷心境。

本色的沿承与深化:孝宗时期的艳情词

词发展至南宋孝宗时期,由于词体地位的提高以及表现功能的扩大,创作数量上呈现出高度繁荣,主题、风格也产生了显著转变。与北宋相比,最具词体本色特质的艳情词在这一时期从词坛顶端跌落,创作比重明显减少;词人在描写和表达男女情感时普遍呈现出雅化、内敛的倾向;此外还集中出现了普通组词、转踏、大曲等形式的咏妓联章之作。这些新变,既符合文体发展的基本规律,又体现了独特的时代风貌。

论宋孝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孝宗朝科举制度大致维持高宗朝局面,作为较少。孝宗登基之初,励志图新,故强调科举考试必须选拔真才实学之士人,有一定效果。孝宗同时关注太学和科场文风,试图改善科场的肤浅险怪风气,以求真才实学者脱颖而出。从另外一个角度,孝宗朝意欲抑制科场恩滥,如欲裁减特奏名名额、规范牒试制度等,然终流于空泛。唯孝宗朝相对和平稳定,各地科举建设颇有成效,如新建贡院、立进士题名碑等,南宋科举考试重新走向繁盛。

南宋光宗朝过宫流言探析

南宋光宗在位期间,由于父子隔膜及皇后、宦官的离间而不遵定省之礼,不朝重华,平日省视问安渐疏,病丧也置之不顾,由此引起朝野震动,舆论哗然。流言的纷扰,政局的动荡,最终促成绍熙内禅,政权发生戏剧化的转移。

明弘治时期的藩王赏赐与国家财政

明弘治时期对藩王赏赐数量之大,是前几朝所罕见的。赏赐的内容大体上有土地、盐引、课钞、之国费用及王府修建费用等。这些活动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被大量侵夺。针对藩王赏赐产生的财政问题,明廷想出一些办法和措施给予补救,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措施收效不大,藩王赏赐的后果已是积重难返。因此,弘治时期是明代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重要转折点。藩王赏赐活动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是国家隐患和社会危机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治中兴"的说法实际上很难成立。

宋高宗的求子活动及其政治影响

未满23岁的宋高宗在逃亡途中失去了生育能力。因政治形势的需要,宋高宗先后收养了两名宗室子,但他不甘心没有亲子继承皇位,为求得子嗣,亲祀高禖、感生帝,为春秋时存赵有功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增加封号、立庙祭祀,在全国各地设置放生池,同时认真研究医药,接受江湖郎中王继先的医药诊治。然而事与愿违,宋高宗数十年的努力终无成效,只能把皇位传给养子。求子的心切,难免影响宋高宗治理国家的热情;身体的困扰,也会减退宋高宗处理政事的精力,这便导致秦桧的长期独相和宋高宗的提前退位。宋孝宗继位前,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心理上的长期压抑,继位后的政策转变,衍生出他对太上皇帝宋高宗超乎寻常的孝。显然,宋高宗求子的过程及尴尬的结局对当时宫廷内外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孝宗与文学

文学研究对宋孝宗缺乏关注,实际上他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他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而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他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宋太祖强调的经史两部。他崇尚道学,召张栻与朱熹侍经筵讲习儒家经典,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孝宗朝的戏剧和话本小说已经相当兴盛,而他对这些新兴的市民艺术不予关注。

试论南宋初期宗室群体势力的崛起——以宋高宗朝宗室群体势力的发展为重心

南宋立国之初,便面临着金人的入侵,以及有服宗室、朝廷大臣大量被掳往金国,因此,新建立的赵宋王朝急需大量人才来稳固朝廷的统治。在抵御侵略与平定叛乱的战争中,在各地州县做官的宗室群体立下了赫赫战功,朝廷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在稳固王朝统治中的价值,在高宗朝,宗室群体逐渐得到重用。高宗对宗室的重用更是为其继承者开启了先例,使得南宋时期的宗室群体与北宋时期在政治上"无为"的宗室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南宋彭龟年为视角看光宗朝政局

南宋孝宗禅位于光宗。光宗刚愎自用,拒言玩谏,父子失合;纵容皇后李氏,干涉政权;任用小人,政局黑暗不堪。彭龟年多次直言其弊。孝宗死后,光宗拒不主丧。朝中骚动,人心散失,彭龟年伏地叩额苦谏,不为所获。彭龟年认为唯有建储,才可稳定政局。后又拥立嘉王(即后来的宁宗)即位。彭龟年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以他的活动及言行为视角,可更深入解读绍熙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