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谢灵运诗的早期流传与形塑

谢灵运诗歌在齐梁时期就有“谢灵运体”之称,齐梁人认为“谢灵运体”锻炼工丽而章法结构存在不足,但认为不足的评价在后代诗论中逐渐式微,甚至其结构反受到推重。《文选》和《艺文类聚》依靠去取篇目和删削诗句两个主要手段,客观上强调谢灵运诗歌中的山水成分。谢灵运诗歌原本存在丰富的流传途径,通过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总集、类书等大型文献,不仅可以研究谢灵运诗歌如何被形塑,也可以窥见其流传和接受的历史。

萧梁中前期的“学谢”之风及其文本样态

在萧梁中前期,晋宋体渐有复兴之势,效仿晋宋体代表作家谢灵运成为创作潮流,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所爱赏的刘孝绰、王筠等东宫学士和在建康文士群中有一定地位的何逊等人均有“学谢”之作。然这些作品在抒情特点、语言风格、结构层次等方面和谢灵运之作有所不同。谢诗在梁代中前期被推崇和学习,与当时文学主流审美中崇尚典丽雍容、爱好秀句等倾向密切相关。然而自宋齐以来形成的重视抒情之风、新体诗流畅浅丽的语言风格、梁代之后对文本结构清晰的重视,又使得梁初文士的创作没有对谢灵运的原作亦步亦趋,而是根据时代审美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复合的文学审美最终造就了具有多个时代印记的文本样态。

“慕谢始精文”——也论韦应物的诗歌渊源与风格

韦应物不仅“慕陶”,也具有“慕谢”情结。韦应物对谢灵运诗歌艺术的汲取贯穿了其创作过程,韦、谢在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及佛道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成为了韦应物在诗歌创作上学习大谢的重要基础;韦应物对陶渊明的师法有迹可循,但“效陶”并非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韦应物并非陶渊明人格的继承者;陶、谢诗歌本就具有一致性,均以崇尚自然为精神旨趣,这是后世对韦应物“效陶”“效谢”难以分辨的主要原因。韦应物在兼采陶、谢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较强的个体意识,形成了“至淡而至浓”“至浅却至难”的诗歌风貌,因而能区别于大历诸子而自成一家,在中唐文坛独树一帜。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中的邺下之游

谢灵运的《拟邺中》以建安时代邺下诗人为模拟对象,成功地模拟了曹丕记忆中“欢愉之极”的生活。但是,在拟诗中的诸子放弃了各自的理想,安于享乐生活,且忽略了曹氏父子与邺下文士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这并不完全符合史实。邺下之游是存在于曹丕脑海中的完美记忆,而谢灵运却将它扩大为一个时代一个精英群体的集体性完美记忆。

论谢灵运的文学思想

谢灵运注意到作家个性与文章风格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创作乃源于现实生活,故倾向于感物抒怀;认为文学创作应该自由地抒发真实的情感,不拘旧式,允许创变;认为文学创作活动本身与参悟玄理能够互动相得,具有舒忧娱悲、通神会性的功能。

南齐诗“谢灵运体”及“傅咸、应璩体”辨析

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将南齐诗分为三体,即"谢灵运体"、"傅咸、应璩体"和"鲍照体"。而在南朝文学的大背景下对前两体考察后可知:"谢灵运体"的特点是"启心闲绎,託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未为准的";弊病为"疎慢阐缓,膏育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其"源头诗人"是谢灵运;学习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为谢朓。"傅咸、应璩体"的特点是"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弊病为"唯睹事例,顿失清采";其"源头诗人"是傅咸、应璩;学习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为王俭。

省略——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歌嬗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风的嬗变,是在对汉语语言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然而研究者却很少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对其发展规律进行认识。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对诗风嬗变过程中的语言省略进行了研究,表明在诗歌由写意到摹象,意象由单一走向丰富的过程中,省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论二谢诗风之蹈袭与变革

谢灵运、谢朓都致力于山水诗的创作,大谢因始终不能消除与自然的隔膜,其诗也不能达到圆融的境界。他又以“游”作为观照山水的主要方式,其诗多幽峭,而“颇以繁富为累”。小谢与自然有一种亲和感,体悟山水多以“望”的方式,其诗多呈平秀清发之态。元嘉诗风之典重生涩与永明诗风之清新明丽更加深了二谢诗歌之间的这种区别。二谢虽诗风的总体风貌不同,却又有承袭与沿革,小谢在章法结构与风格、句法语汇及写景艺术上都明显得力于大谢,而在玄言的荡涤、婉美诗境的创造及对近体诗声律与体式的滋养等方面则取得了突过于大谢的成就。

谢灵运散文撰作探析

谢灵运散文体类繁杂,数量众多,成就较为突出。总体上说,从遣词造语来看,其文趋尚雕藻,风格渐入华美。就语言形式而言,语句流畅精炼,虽然骈、散兼行,但骈句数量逐渐增多,散句数量则有所减少,体现出散文骈化的趋势。谢氏各体散文内容不一,功用互异,其文风特点代表了刘宋前期文苑的总体风格。

谢灵运与《大般涅槃经》的改治

晋、宋之际,中土传译的《大般涅槃经》有"北本"与"南本"之分。"北本"为昙无谶所译,"南本"为谢灵运、慧严、慧观等所译。"北本"与"南本"在结构、内容、文风等方面皆有差异,而谢灵运在《大般涅槃经》的改治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综合各方面的文献看,谢灵运不仅参与甚至主持改译新编了《大般涅槃经》,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做过相关的注释与研究工作。

论谢灵运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观

六朝是我国哲学与美学大发展时期。作为诗运转关文学家的谢灵运,在其哲学思想及创新思维指导下,也产生了颇有特色的创作思想。尤其是他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自觉,以审美的标准打破文体间的绝对界限,互吸互融,从而兼善各体,风格多样,突破了传统的源自儒家"正名"思维"辩体"观念,有利于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池塘生春草”并非“神助”辨——中国古典文学旧话重新说系列之三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在《谢氏家传》中被笼罩上"神助"的光环。但是,从谢灵运与谢惠连的交往、诗句出台的背景、创作传统以及谢灵运的写作习惯来看,其真实性确实要打很大的折扣。

论南朝以建康为中心的山水诗源流

宋、齐、梁、陈的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是南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山水诗人,他们激赏江南大自然的美景,从玄言诗风中解脱出来,纷纷面向自然界,自觉地写出了具有审美意识的自然山水诗,使建康成了南朝山水诗勃兴的发祥地。他们从京城走向四方,扩大了生活面,见识了各地的名山大川,从而由建康诗坛向外拓展了山水诗的新境界,如东到太湖流域,出现了描绘无锡惠山的山水诗;南下会稽、永嘉,使谢灵运的吟咏翻新了意境。而谢朓出任宣城太守以后的山水诗,实践了“永明体”讲究声律的“新变”,直接影响到唐代律诗的形成。以大谢和小谢为代表,开创了山水诗新的艺术风格。从这条创新道路向前发展,便造成了唐代山水诗的大盛。

谢灵运山水诗解读

谢灵运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奠基人,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山水诗写作的杰出诗人,山水诗占他的传世诗作总数的2/3以上。解读谢灵运的山水诗,可从谢灵运山水诗的两种表现形式:叙事—写景—悟理的纪游模式与情景结构模式以及"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和"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自然神韵来解读。

谢灵运的赋学批评

南朝晋宋间的谢灵运重视赋的创作,我们可从一些零散的材料中窥见他的赋论:从他对赋的编纂和整理中见出他对赋的分析型思维方式的继承以及自觉对赋的总结和分类意识;强调“顺从性情,而以作赋”,并指出赋的功能主要是陶冶潜兴;赋在创作上重真实,尚“丽”“则”的倾向;认为作赋是不朽之事,提高了赋体文学的社会地位。

南朝“诗运转关”中的颜延之——兼谈颜延之诗体演进之功

通过追溯史部文献对颜延之的评价和集部文献对颜延之诗作的选录情况,阐述了颜延之作为“庙堂诗人”的诗坛地位;从诗歌写法转变的视角分析了颜延之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诗谈玄的不良风气,成为近体诗定型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反思了历史上的“颜谢优劣论”,指出谢灵运诗歌与颜延之诗歌分别代表了“感发兴会”与“思索安排”两种不同的创作思路,认为颜延之的诗歌为诗歌体式的演进过程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路径,相较之下更具意义。

试论谢灵运和谢眺山水诗不同风格形成的原因

谢灵运与谢眺同为东晋谢氏大族的后裔,都是南朝著名的山水诗人,然而由于他们成长道路、性格心理、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诗风也不尽相同,大谢山水诗尚巧繁富,绮丽清新,小谢山水诗和谐含蓄,清新流丽。

论赋体文学创作手法对元嘉诗歌创作的影响

赋体文学一个鲜明的创作手法就是"前后左右广言之"。这种创作手法深刻地影响了元嘉时期的诗歌创作。元嘉诗人借鉴并转化了赋体文学的创作手法,通过方位对句、景致对句、时间对句以及移步换景等艺术形式与技巧,开创了特征鲜明的一代诗风,成就了元嘉诗坛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特殊地位。

六朝“说”体论辨正

"说"作为文体的一种,最早是在六朝被陆机、刘勰等人认识与命名的。后世的说体论继承的往往只是六朝立说为文之一体的结论,却很少有人关注此体的提出者。对作为这一文体概括基础的先秦"说"态文本认识上存在偏差。这些偏差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对其存在形态上的认识含混不清;二是对其文本形态完整性认识的缺失;三是对其文体属于记言还是记事分类的忽略。导致既立说体,又与"论"体区别甚微,难以自立;同时也掩盖了先秦时期说体文包括叙述功能在内的真正特征。

论李白对大小谢山水诗风的传承、发展与超越

李白山水题材类诗歌极富成就,五古、七古、五绝、七绝、五律、歌行、乐府等诸多体裁均有相当数量的存世佳作,且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五古体裁作品从体制与立意而言可溯源至魏晋时谢灵运开创、谢朓为重要继承人的山水诗。五律、五绝、七绝体裁的创作体现出李白个人对于山水诗歌传统的发展;至其成就最高的歌行体则从内蕴上隐有复归骚体浪漫传统的趋向,并将其天才的想象力和文字驾驭能力通过转韵、增减字句等个人创新手法融入山水诗歌创作,完成了对六朝以来以二谢为代表的山水诗歌传统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