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谢灵运山水诗用典的特色及意义

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政治遭际,对谢灵运的文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其诗作中儒、释、道并存的烙印十分鲜明。后世论及谢灵运山水诗,多集中批评其玄言入诗的优劣,较少关注史传人物、儒家经典、屈子辞赋等典故的运用。其实,谢灵运山水诗用典,称得上是神奇的多面手,或直接引用,或巧妙化用,或多方糅合,无不出神入化,亦折射出谢灵运儒、道并用思想。

谢灵运山水诗中的以理灭情

谢灵运山水诗中的景与理,在抚慰他的忧虑苦闷上获得一致,并进而统一在一起。景与理都是谢灵运用来消忧的工具,二者的地位是相等的,谢灵运的山水诗与玄言诗中的景色描写有很大的不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多的还是学习当时的山水之作,而不是玄言诗中的山水描写。

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的创作宗旨和年代

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为论列其祖谢玄之道德而作。诗中所述谢玄之德既能"贵自我",又"兼抱济物性",最终能够回归"自我"之"宿心",欣赏山水自然之美。两首诗一由"自我"转到"济物",一由"济物"回归"自我",呈现了"济物事功"与"宿心自然"之完美结合。此诗作于义熙十三年(417)或稍后,它与创作稍前的《撰征赋》和稍后的《谢封康乐侯表》,构成了一个以谢玄为中心的谢灵运家族的文本系列,其目的是在易代之际最大限度地维护家族和个人权益。

论柳宗元山水诗的复与变——兼及佛教对其审美理念的影响

呈现于谢灵运诗篇中的两种倾向--表现览胜趣和抒写寂寞心,前者为韩愈所承接,柳宗元的作 品则呈现出与谢氏相近的寂寞风容。从韩柳对谢灵运继承和发展的同源异质的风貌来看,柳氏独特的创作个 性彰显无疑。在风光景物的地域化色彩、执著郁结的情感体验及佛理与山水的融合方面,柳宗元皆独树一帜。

晋宋间山水诗兴起的原因

晋宋间山水诗何以勃兴,一个世人忽视而其实却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功利性很强的天师道养生术,以其近乎怪诞的“实践性”,将人们引向了自然山水。这一宗教信仰在东南滨海区域的流衍,对聚居于三吴腹心会稽郡的门阀士族的生活方式、交游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谢灵运之所以赢得中国山水诗鼻祖的声名,跟他出身于东晋数一数二的豪门谢家、代表着士族文化的精神气质,跟他家族所属的天师道上层教派的信仰、养生享乐的生活方式以及交游过从,跟门阀士族衰落之初的心有不甘的情绪,有莫大的关系。

晋宋诗玄融摄之进程

玄学对诗歌的影响可上推至魏晋之际玄学初起之时。就其影响的深浅,可将此部分诗歌分为玄言诗与玄理诗两个发展阶段。玄言诗以其纯粹演理的功能而大昌于两晋玄坛。晋宋之际,玄理诗则是以其自传精神而展现出诗歌艺术所具有的韵味美感。由玄言诗而玄理诗,从而为诗歌融摄玄学寻找到了最为完美的契合方式。玄理诗的孕育,至陶、谢而臻于成熟,并以其诗玄融摄的手法影响到后来山水田园诗人。

论玄学与谢灵运山水诗

晋宋是玄学的鼎盛时期,随着宋文帝对“四馆”的设立,玄学一跃而成为了当时的“官学”。玄学助长了当时社会的归隐之风,使诸多文化精英将目光投向了山水田园。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问世的谢灵运的山水诗,乃具有明显的“玄言特色”。而采用“三段式结构”进行创作,在诗中“言必称玄”,则是谢灵运山水诗受玄学影响所呈现出来的最为明显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之“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说法,并不符合山水诗发展的历史真实。

再论晋宋山水诗的形成——以汉魏山水赋为背景

在六朝文学研究中,主流文体由赋向诗的转变问题历来受到关注。本文以"山水"题材为切入点,通过对题材与体裁、时代文风变易之关系的辨析,论述了山水题材在六朝时期由赋入诗的基本过程,并分析了赋体对于早期山水诗在结构、用字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中辞藻繁缛、结构程式化等现象的成因也有所探讨。

从“咏怀”到“山水”:魏晋羁旅行役诗中山水物色的独立之路

羁旅诗长期遵循着言志抒情的咏怀思路,自然物象无法凸显独立出来,随着魏晋时代山水审美意识的勃兴以及山水游览风气的盛行,行旅诗也逐渐增加山水描写的比重,并将山水游赏与羁旅情思结合起来,二者融合才有谢灵运羁旅山水诗的出现。其间玄言山水诗以山水阐说玄理,注重祛情去累、以理遣情,将羁旅的困境体验导向证悟哲理玄境的解脱,山水显得外在而与诗人的精神世界难以相契,至南朝尤其是谢朓的宦游山水诗篇,山水形象与世俗生活情感相交融,才有羁旅山水诗歌传统的正式定型。从羁旅咏怀到羁旅山水,情事相生转变为情景相照,正是山水诗诞生的内在理路之一。

论谢灵运山水诗对慧远佛教美学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谢灵运山水诗前人已指出其得益于佛教思想,尤其是慧远佛教美学思想对谢诗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谢灵运极物写貌的山水诗与东晋品鉴式的山水诗之间有质的区别,体现了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这一点与谢灵运继承和发挥慧远佛教美学思想密切相关。谢灵运山水诗创造性地发展了慧远形象本体之学的美学思想,在山水诗的创造上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论二谢诗风之蹈袭与变革

谢灵运、谢朓都致力于山水诗的创作,大谢因始终不能消除与自然的隔膜,其诗也不能达到圆融的境界。他又以“游”作为观照山水的主要方式,其诗多幽峭,而“颇以繁富为累”。小谢与自然有一种亲和感,体悟山水多以“望”的方式,其诗多呈平秀清发之态。元嘉诗风之典重生涩与永明诗风之清新明丽更加深了二谢诗歌之间的这种区别。二谢虽诗风的总体风貌不同,却又有承袭与沿革,小谢在章法结构与风格、句法语汇及写景艺术上都明显得力于大谢,而在玄言的荡涤、婉美诗境的创造及对近体诗声律与体式的滋养等方面则取得了突过于大谢的成就。

《杜诗详注》与《读杜诗说》叶音考辨

本文分析了清人施鸿保《读杜诗说》针对仇兆鳌《杜诗详注》叶音改读的十余条考辨,指出《杜诗详注》多用叶音改易平仄以就律,一方面导致注音错误颇多,另一方面导致其所注"一作某"往往无本可据,徒增分歧。

明代古诗选本与谢灵运——兼议何景明“古诗亡于谢”

明代古诗选本对谢灵运的编选、评点,与六朝诗歌总集、谢灵运诗集及诗文评,相互回应与影响,一方面,以何景明"古诗之法亡于谢"为争议焦点,从杨慎、黄省曾、李攀龙、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到钟惺、谭元春、陆时雍,他们在谢灵运古诗的诗体意义、古诗格调等方面逐渐达成共识;同时,对其古诗格调和山水理趣的开掘又从不同流派的诗学视角展开,并在清代古诗评选中获得发展、完善,使谢灵运的诗史地位真正得以确立。

从南朝模拟诗作看其对建安游宴文化之接受——以谢灵运、江淹诗作为例

建安文学以其强烈的时代色彩、浓郁的悲情、张扬的个性在中国诗歌史上辉映千古,建安时代的游宴文学活动亦令无数文人向往。魏晋之后,文人对建安文学的模拟非常盛行,特别是谢灵运和江淹,他们以拟古形式体现了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初步奠定了建安文学之于南朝文学的典范地位,在整个建安文学接受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辨宗论》与谢灵运对玄言诗的改制

玄言诗以感性形象体悟玄理时,遵循玄学思想方法的“略于具体而究心抽象原理”,即“得意忘象”,自然景物须先通过概括、抽象后才能使之具有玄理意味。谢灵运山水诗虽也述说某些玄理,但其诗中的自然景物则具备鲜明的具象性和充分的特殊性,其理论基础即是《辨宗论》提出的“顿悟”,认为面对自然景物不须经过概括化,一般化的过程就可以“顿悟”玄理,这就是谢灵运对玄言诗的改制。

玄学与玄言诗

玄学是正始年间流行起来的一种学术思潮。玄言诗和玄学并不是同步发展的。西晋玄学家追慕清谈风度,不重著述。东晋偏安江左,朝野苦闷,力追精神解脱,故玄风大畅。玄学与文学多方位交互渗透,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成熟玄言诗的产生。东晋后期至刘宋时勃兴的山水诗和田园诗逐渐取代玄言诗。玄学在南朝仍余脉不断,直至隋灭陈后,南北重新统一才告平息。玄言诗和玄学一前一后退出历史舞台。

论谢灵运山水诗的生态审美意蕴

谢灵运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著名诗人,他的山水诗洋溢着深厚的生态美学观,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审视其山水诗,可以引发我们对"诗意栖居"的深层思考,这对改变人类当前的生存状态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谢灵运山水诗的心理学解读

谢灵运自我主观意识十分强烈 ,性格特征非常鲜明 ,人格缺陷也很明显 ,他为人处世的行为方式和创作心态均体现了这一点。政治上的挫折感、失意感与主观意识中的优越感、表现欲望构成了谢灵运内心世界的矛盾两极 ,在苦闷与不平的心态支配下 ,他在山水诗中竭力张扬自我 ,追求另一种成功 ;反复阐发玄佛之理 ,以消解心中的不平之气。

谢灵运与《大般涅槃经》的改治

晋、宋之际,中土传译的《大般涅槃经》有"北本"与"南本"之分。"北本"为昙无谶所译,"南本"为谢灵运、慧严、慧观等所译。"北本"与"南本"在结构、内容、文风等方面皆有差异,而谢灵运在《大般涅槃经》的改治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综合各方面的文献看,谢灵运不仅参与甚至主持改译新编了《大般涅槃经》,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做过相关的注释与研究工作。

谢氏山水诗的流畅婉细——“三谢”中的过渡诗人谢惠连

文学史上有“三谢”:谢灵运、谢惠连、谢月兆。谢惠连是谢灵运与谢月兆之间的过渡。他的创作,既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模式,又开启了谢月兆山水诗中情与景相融相契的创作倾向。由此,谢惠连成为谢氏宗风与山水诗传承中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