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与吕惠卿关系演变及其对熙丰变法的影响

变法是熙丰年间的政治主题,尽管有神宗的支持和王安石的领导,最终却以失败收场。熙丰变法的失败既受到新旧党争的持续内耗、政策落地的过快过急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变法团体内部分裂的影响。作为熙丰变法的核心成员,章惇与吕惠卿在变法的推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人从同年兼同乡的渊源到变法期间的密切合作,再到最后走向疏远的三重关系演变,不仅与熙丰变法的成效深刻关联,也折射出北宋后期政治风气正出现新的变化。

熙丰变法中宋神宗作用之考析

熙丰变法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为“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在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学者们逐渐更正了这一称呼 ,并开始重视宋神宗与熙丰变法关系的研究。宋神宗因其锐意革新、且独具发动变法的权利 ,任用王安石筹划变法而成为变法的发动者 ;当变法遭到阻力、当宋神宗对变法措施产生动摇和怀疑时 ,宋神宗的态度与决策便决定着变法进程的进退缓急 ;宋神宗通过参与变法措施的讨论、做出新法的决策、监督变法的进行、亲自主持变法、调控变法派内部及其与反变法派的关系来全面指挥变法的实施。

试论宋代漏泽园公墓制度的形成原因和渊源

宋代漏泽园制度的成因和渊源,学界已有涉及,但尚无系统论述。从现有考古和文献材料看,漏泽园制度的成因和渊源比较复杂。其中,宋代的特殊兵制、熙丰变法的政治背景及民间火葬盛行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突出。

再评王安石：新法、新学的关联审视

历来对王安石的评价多以其"熙丰变法"的功过为依凭,而忽略了在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下,以经学史的角度为切入点,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给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同时探讨他在经学研究上的路径与特点。《三经新义》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充当新法推行的辩护书,作为推行新法的理论根据,以实现"一道德""定于一"的政治谋划。《三经新义》作为国家科举考试新标准,破除汉唐以来的经典训诂之学,而代之以经典义理之学,故宋代儒家义理之学的勃兴,实由荆公新学扫清道路。此外,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首次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将《孟子》一书正式升格为"经",为其后宋代经学的义理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统与政见之争——论北宋中后期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之批评

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的批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潜伏期、激化期和深化期。它反映出二氏之学在经世层面“重法”或“重人”等诸多分歧 ,以及苏轼的儒学传承意识。它与北宋中后期的政争、党争互为表里 ,既导致和强化了后者 ,同时又深烙党争。

西凤谋变——访陕西西凤酒股份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营销公司总经理张锁祥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营销公司总经理张锁祥详细介绍了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取得快速发展的内因、"冲八工程"及其作用、西凤的发展思路、改制的方向及延伸产业链的具体想法、产品整合规划的措施及2007年市场拓展年的目标。

论宋神宗熙宁年间的两次诏求直言

宋神宗于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和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两次下诏求言,表面看来是为应对天灾安定民心,实则加剧了围绕王安石所主导新法的政治斗争。两次求言伴随着王安石前后两次罢相,是宋神宗时期新旧两党斗争的重要节点,既反映了宋神宗对新法微妙的态度,又反映了宋神宗异论相搅的统治术,这对熙丰时期乃至以后的政局演变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北宋熙丰时期宗室改革再探——以制度落实情况为视角的考察

北宋熙宁时期开启的宗室改革是一场旨在节省国家财政开支的重要变革,相较于同时期进行的其他领域的改革,宗室改革所取得的长久性成效更加明显。但是在改革推进过程中,诸多制度受制于现实情况而不得切实施行,涌现出许多异于初始制度的特例,如宗室袭封、宗室任官及宗室日常生活等方面。因此,此次宗室改革显现出妥协性与不彻底性,而其所取得的具体成效也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