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弃疾在常州词派师法体系中的地位演变

为挽清中词坛浙派之弊,张惠言《词选》作立“师”之论,重新提出辛弃疾。董士锡倡“六师”说,上升了辛弃疾的师法地位,以“清”为总体审美宗尚,对辛弃疾的“清雄”风格给出了效仿线索。周济进一步确立四家说,不仅巩固了辛弃疾的师法地位,又开示学词门径,突出了稼轩“痛快”“当行”的词作特质。晚清常州词派诸家,视稼轩为典范,在规范、建构稼轩词风的同时却囿于宗派意识,反而陷入了范式化、规定化的创作误区,体现了常州词派自身发展中的理论矛盾。钩沉稼轩于常州词派师法体系中的地位演变,对重新审视稼轩的词史地位,考察常州词派理论发展过程,探索清代中后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词风演变现象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辛弃疾田园词乡村田园风情的探析

辛弃疾一生忧思与情趣皆融于词作,其词题材丰富、情感丰沛,既有彰显雄心壮志,志存高远的爱国词作,也不乏描写田园闲趣平淡清新的田园词作,兼具豪情与柔情。辛弃疾的田园词囊括乡村别样田园风情,或写春耕秋收,勾勒五谷丰登的农家山乡劳作风情;或写风吹麦浪,描绘山明水秀的农家山水田园风情;或写阖家欢聚,彰显其乐融融的农家淳朴民俗风情,其笔法温润,意蕴悠远,令人无限神往。

论辛弃疾的“英雄词”

“英雄词”是一个有歧义的概念,一是指风格豪放的词,二是指英雄所写的词,三是指表现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的词。循名责实,最后一种理解较为合理。翻检辛弃疾的全部词作,符合这一特点的不过三十首左右,不宜夸大其数量及所占比例。辛词中有些作品虽然也洋溢着爱国的情思,但要么基调低沉,战斗精神已近消解,要么风格豪放而近于率性自适,都不再是英雄气概的抒写,不宜视为“英雄词”。要正确衡估辛弃疾的“英雄词”。以同样的标准翻检两宋词,辛弃疾的“英雄词”数量还是最多的。在两宋(尤其是南宋)“英雄词”的发展史上,辛弃疾无疑是最高的山峰。

辛弃疾非酒神精神的诗酒人生范式

辛弃疾的词作中一半以上与酒有关,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诗酒情结。这种诗酒传统源于中国文化中的非酒神型特征。辛弃疾的“四位一体”诗酒人生范式正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诗酒人生的典型代表,具有强烈的悲剧意味。

朱熹未赴陈亮、辛弃疾铅山之会原因再探究

淳熙十五年,陈亮邀朱熹到信州铅山辛弃疾处相会,但朱熹爽约了。爽约的原因,在于陈亮邀会的目的是极论政事,但陈亮的观点是事功派,此时辛弃疾的观点与陈亮相近。而朱熹此前已与陈亮作了"义利王霸"之辩,因此没有兴趣与陈亮作"铅山之辩"。但是之后朱熹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对辛弃疾进行理学渗透,辛弃疾也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朱熹的"克己复礼"的观念。

辛弃疾与朱熹交游关系考论

辛弃疾与朱熹的交游关系对辛弃疾思想人格有深刻的影响。研究辛、朱的交游关系可为揭示辛弃疾中年后的心态、思想 ,特别是政治思想的发展和人格特征的成熟及揭橥南宋中后期上饶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思潮 ,提供一个特定角度和个案分析。

辛词题材构成解读

辛弃疾词体创作的题材类型多达30类,为两宋词体创作题材类型最多的作家。伴随其宦海浮沉,取材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仕宦期的主要题材为交游、祝颂、咏怀等,闲退期的主要题材为交游、隐逸、咏物等;可见仕宦期多取社会性较强的题材,而闲退期多取社会性较弱的题材。至于两期均居第一的交游题材,则表明豪放派词人投身社会人生的恒久热情与不懈努力。传统文化的浸润渗透,当代政治的激荡震刷,个人修养的组运熔铸,是影响辛词题材构成的几个主要方面。

阅读与演唱价值的失衡——论辛弃疾以文为词及其案头化倾向

辛弃疾对散文句法的灵活运用,使词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特征。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创作方式,使词脱离了词体的束缚,解放了词体,然而却增加了听众听唱时的难度,降低了人们听赏词的审美感受,人们更期待在阅读中获得精神的愉悦和情绪的宣泄。同时,辛弃疾常常突破词的固有声律,以词律就词意,这也削弱了辛词在音乐方面的传播能力,使其更容易在阅读价值上被认知。辛弃疾在树立词坛典范的同时,极大地背离了词体,他的创作典型地折射着词体发展的历史方向,在词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论辛弃疾的经济生活与词创作

辛弃疾的经济生活堪为南宋高级文官的代表。其俸禄收入来源广,数量丰,支持其基本生活所需绰绰有余。其良好的经济状况影响到生活方式,使其广交游、多宴饮,从而催生了词创作活动,导致其偏好词体,具有尊体意识。而辛词所表现的平和心态以及崇雅尚真的审美趣味,也或多或少受其经济生活的影响,并通过词作的题材、风格等方面得以呈现。

辛弃疾信州山水词初探

辛弃疾侨寓信州20余年,他时常游历观赏山水之美景,留下许多咏叹的佳作。据统计,辛弃疾山水词中,全词围绕古信州山水风景点叙写的作品有60余首,所记游历的风景大约有40余处。这些景点距离其寓所大都不远,词中所选择的景点都是词人亲身游历过且自身对之颇有感悟的景点,对这些山水风光的叙写,往往寄寓了作者的身世之感。

辛弃疾与朋党之争

在朝臣争权夺利、结党营私的复杂形势下,辛弃疾也未能置身事外,他的仕途沉浮与上层派系斗争、权势更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辛弃疾的“归正人”身份,使他南归后必然要受到排斥,但他以自身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受到主战派权臣的赏识,官职不断有所升迁。而其过于猛厉的行事作风与当时的士风甚不相容,随着主战派失势,他的落职罢官也就在所难免。

论辛词的用典自喻

辛弃疾特别善于运用典故来塑造词人的自我形象。根据辛弃疾人生道路的三个阶段,辛词用典塑造的自我形象主要为“建功立业”、“怀才不遇”和“退隐闲居”三类。

论清代三大词派对辛词的接受与评价

阳羡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是清代词坛的三大流派。他们对辛词的接受与评价分别呈现出推崇与神往、排斥与吸纳、超越与深悟的三大特色。差异的形成 ,既有时代原因 ,也有理论和审美的原因 。

稼轩词题序研究

辛弃疾是两宋词史上留存题序数量最多的人。稼轩词题序纪实性强,注重社交功能的发挥,经常有"戏作"、"解嘲"的字眼。稼轩词题序的特点反映了他作词所受的多方面影响,展示了他一生心态的变化。其题序创造了一个"白首为功名"的爱国词人形象。

稼轩词突破格律浅说

在两宋词史上 ,辛弃疾继苏轼之后 ,“以文为词” ,进一步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 ,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其词主要是供人阅读 ,而不求演唱。本文从稼轩词的用韵和平仄两方面来看辛词对格律的突破 ,分析其得失 。

析辛弃疾艳词

本文从历史文化背景、词体演进过程、词的美学特质三个角度来探讨辛弃疾的艳词，三个角度互有交叉，以词的美学特质为主线。辛氏艳词的美学特质在于传达出了：（一）“春女善怀”之情；（二）“秋士易感”之悲；（三）不凡与不幸叠加而致的抑郁之气。辛词美学特质产生是因为：（一）早期令词形成了特殊的期待视野；（二）时代之需要；（三）稼轩本人的直觉体认和自觉创作；（四）文学发展自身规律所使然。

辛弃疾“沉郁顿挫”词风生成机制考论

稼轩词直承老杜是缘于其根柢风骚,豪情中怀有深沉,雄放处孕育悲凉,真正继承了唐代杜甫以来“沉郁顿挫”的情感艺术特质。辛弃疾“平生塞北江南”的人生阅历,词苦心危的精神世界,潜气内转和摧刚为柔的情感表现,在现实层面上深化了辛稼轩词“沉郁顿挫”的底蕴内涵。南归北望,“追忆”“梦回”,遥想青年时代北方沙场壮举,浮现“西北”“神州”“长安”镜像,内心涌动深沉绵长的家国情怀等要素,是稼轩词“沉郁顿挫”的形成基础;缅怀追寻,感慨兴亡,架起其沉郁顿挫的情绪支点,辐射出咏史怀古,今昔对比时的悲凉沉郁情韵。稼轩投闲置散,旷逸闲适中,依然存有避世与愤世的矛盾。在由北到南,仕途起落,历史与现实的维度中,辛弃疾的“接受观”“家国观”“古今观”“仕隐观”共同构成了他“沉郁顿挫”词风生成的重要机制。

解读庆元二年的辛弃疾——兼论稼轩俳谐词

通过对历史资料与稼轩词的分析,可发现,庆元二年对稼轩俳谐词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辛弃疾遭受了政治大风波与遭遇了生活大灾难,但反倒使辛弃疾的词风也由悲壮、悲凉转为谐戏、幽默,稼轩俳谐词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视野开阔,达到了一个高峰。

论稼轩词气

气是稼轩词所包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审美特质。稼轩词的气主要表现为英雄豪杰的志气、勇气、豪气,忠臣义士的骨气、正气、愤气以及闲人雅士的清雅气、旷逸气。因“其气之所充”,稼轩词不仅有震动古今的气势,更有动人心魄的魅力。

英雄的悲歌——试论辛弃疾的爱国词

辛弃疾以爱国词而畅响南宋文坛。英雄身处亡国之乱世,目睹故土沦陷之悲凉,他日夜忧患苍生、痛惜斯民,虽胸怀爱国之心和匡复之志、身兼沙场之略和经纶之才,却因当权者的昏庸而得不到重用,故时常悲愤交加、饮恨报国无门,英雄只能放歌词坛,唱出自己的悲壮之声和爱国情怀,于是在他的词中处处洋溢着慷慨激昂、悲痛沉郁的英雄气概,这与他早年执戈横槊的戎马生涯及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