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是何人:对“豪放”的追索

从批评史的角度切入,追索“豪放”用于辛词批评的确切内涵,辛弃疾词的总体风貌和基本特征可以得到大致的勾勒。由此可见,辛词研究的核心议题并非爱国情怀的表达,而是词人自我人格的书写展露。一个真实可感的躁动不安的个体和一种奇特气质的粗犷之美,这是辛弃疾区别于其他词人的最为突出的特征,而这种中国诗歌传统中罕见的、狂放不羁的人格特质在辛词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彰显。

从南京书写看阳羡词派对辛弃疾的承衍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代文人在南京创作了大量怀古伤今的诗词,辛弃疾也在此列。辛弃疾的南京书写形成了独特的范式,呈现为凸显自我的抒情主体、跌宕起伏的情感表达、联结怀古与伤今的用典技巧。阳羡词派继承“稼轩风”,其书写南京之词也多遵循辛词的表现方式。阳羡词派的南京书写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行舟移步换景勾连吴越文学区的多地,有意识地建构与拓展南京及其相关景观构成的文学空间,使南京书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呈现更加丰富的艺术内涵。

辛弃疾词作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辛弃疾是南宋著名词人,其词特色鲜明,在宋词中极具代表性。有数十位译者曾将辛弃疾的词译成英文。本文将这些译者作为一个群体,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视域,探讨这一群体的译者行为特征。研究发现,英美译者、华裔译者和本土译者既存在一定的共性,同时在翻译内和翻译外也显示出一些译者行为差异,凸显了各自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观念。

“文人词”视野下的稼轩词及其文本意义考察——重审“词”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层级结构

辛弃疾“文人”与“士大夫”双重身份的合流,使稼轩词既较好地表达了辛弃疾面向社会公共领域追求自我政治生命价值的人生情感体验,也相对立体地呈现出他在自我私人生活领域的实际生存境况,从而成就稼轩词豪放与婉约并存的独特词风,凸显辛弃疾“文人”身份的多元性。从“文人词”史上说,稼轩词在较好地继承词体创作“依声填辞”的传统上,通过拓展词的艺术容量和抒情功能,以及对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的借鉴使用,不但完全打破诗词文体界限,确定词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文学地位,而且有效调和词体音乐性与文学性的矛盾,解决如何使用“词”这种旧形式来表达“志”范畴的新内容这个影响文人词发展走向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因此,稼轩词既是宋代历史社会文化关系总和的一种文学表征,也进一步丰富了“词之为词”的文学本体多元特征的可能性。

辛弃疾咏花词的主体精神与艺术呈现

辛弃疾咏花词的特色和成就不在于摹写花卉自身的审美特征,而在于以新奇的构想和强悍的笔力表现作者的主体精神。辛弃疾所写之花大都外表冷淡而情意热烈,在其50余首咏花词中,尤以咏梅和咏桂的作品最为突出。在这些咏花词中,辛弃疾或抒写自己的英豪气概和用世激情,或寄托作为“归正人”的身世之感,或表现作为“当行”词人的才思敏捷、风流自赏的创作情态。辛弃疾咏花词所呈现的主体精神热烈豪放而又不乏深曲之致,与“英雄词”“农村词”等所表现的主体精神有所不同。

倡导苏辛与补偏救弊——龙榆生在现代词学史上的贡献

通过梳理晚近词坛,龙榆生发现其中有拘守词律、侧重技术之弊。他倡导苏辛词风进行补救,并借以唤起民族精神。在前人的基础上,他从文学的角度全面把握苏辛词派,并为学习苏辛可能产生的流弊预备应对之策。他在困境中调整论述,标举意格,拓宽门径,推重文廷式。他借鉴传统词学的策略倡导苏辛,以探讨苏辛引领学界的词派研究,以强调客观促进词学的现代转型,以重视创作延续词学的悠久传统,在现代词学史上有重要贡献。

《人间词话》中辛弃疾的超拔地位与成因——兼论王国维的评词标准

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词偏爱五代、北宋,对南宋的词人词作整体评价不高,但对辛弃疾却一反常态,认为其“堪与北宋人颉颃”,在南宋词人中将其置于超拔地位。王国维对辛弃疾的赞赏,主要着眼于词人品格、自然真情、整体风貌等方面,这也是辛弃疾获此超拔地位的原因。通过辛词在《人间词话》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可以看出王国维的评词标准之中,所谓“隔与不隔”对用典的要求并不僵化,有可转圜通融之处;“要眇宜修”与“不隔”之间看似矛盾,实则具有深层的协调兼容。

辛弃疾«声声慢»(征埃成阵)的创作背景及其寓意

辛弃疾在南归之初,仕途顺利,升迁迅速,在乾道年间与当政的南宋名臣虞允文关系良好,受到虞允文的重视和提拔.辛弃疾十分关注南宋在淮南地区的抗金防务,并多次上疏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上述缘由,辛弃疾在乾道八年(1172),被时相虞允文选任为淮南边防要地滁州的知州.他在知州任上励精图治,政绩卓著,还兴建了奠枕楼,以纪念滁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新面貌.词作«声声慢»(征埃成阵)创作于奠枕楼竣工后,其寓意是表达词人心中的喜悦,而不是对投降派的讥讽.

从“入闽词”看辛弃疾仕闽期间的矛盾心态

简述“入闽词”是了解辛弃疾仕闽期间心态的重要凭证,总结辛弃疾“入闽词”作品历史编年,通过分析词的题材、意象、典故等即可发现他的内心矛盾激荡,进退维谷。而结合正史、地方志等所记载的辛弃疾在福建为官时的事迹分析,词中的犹疑、退隐等情绪和治理地方的积极作风又产生了鲜明矛盾,实质上是现实与理想冲突所造成的失落情绪的外化,也是其报国责任压制消沉心态的表现。通过整理分析文本,以更直观的方式梳理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探索“入闽词”与辛弃疾复杂心态之间的有机联系。

近禅与化雅——论辛弃疾词中的佛学意趣

辛弃疾作为词学领域的一代大家,因置身于佛学语境生成的两宋之际和佛学文人化倾向日渐明显的审美语境中,他的词作在创作上有意或无意地吸收了佛教内涵,蕴含着浓郁佛学意趣,这类词的创作渊源更是与稼轩壮志难酬、山河难复的悲哀与愤懑密不可分。在佛学意趣词的书写中,稼轩一是寄意于“游寺、宿寺”的特殊场域之作中;二是通过援引、化用大量佛学典故、术语借以排遣内心的孤愤;三是对“心怀禅佛”的直接吐露。稼轩的佛学意趣词,归根结底是对其一生悲剧性现实书写,在佛学悲剧意识的影响下,稼轩并未消极逃避,反而流露出浓郁的“悲剧意识”。

稼轩词五首系年考辨

稼轩词的编年虽经前贤努力,多所发明,然仍有若干作品的编年存有疑问或异说。经考订,《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满江红》(汉水东流)俱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作于淳熙七年(1180)秋,《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作于嘉泰四年(1204),《满江红·中秋寄远》作于乾道八年或九年(1171或1172)中秋。

以“气”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理论内涵

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理论内涵,同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以"气"论文相契合。"气"既增加了"以文为词"的外在张力,亦是"以文为词"的精神内核,同时,它也是作者本人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气"既扩展了"以文为词"的外延,又是"以文为词"的核心,它使稼轩词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论辛弃疾词意象的创新性和交融性

辛弃疾词的意象富于创新性,这源于他的卓荦奇才和灵心妙思。他营造意象既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又有敏锐独到的感受,更擅长飞腾起想象和幻想的翅膀。他巧妙运用社会意象来表现自然意象,或反过来用自然意象表现社会意象。他使两大类意象紧密结合,互相映衬。他与鸥鹭结为盟友,共同演出了饶有诗情画意理趣的"连续剧"。辛弃疾为了营造新鲜的有交融性的意象,锐意创新,不倦地实践以诗文为词,向多种文体广泛吸取艺术营养,变北宋词的"就景叙情"为"即事叙景",为南宋及其后词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之词学史意义——兼论近世关于豪放词的评价

梁启超晚年将词学作为国学内容之一进行研究,对中国现代词学是有影响的。他关于辛弃疾词的研究成就最大,以实证方法考证稼轩词的版本而有创获,以社会学方法发掘稼轩词的社会意义,力图恢复辛弃疾的真实历史面目,从而阐扬中华民族的积极精神。这在中国词学史上第一次对稼轩词的高度评价,改变了传统观念,由此导致近世对豪放词的重新认识。我们如果追溯新中国建立后词学界关于豪放派为宋词主流之论,会发现这是自梁启超以来学术思潮的必然趋势。关于豪放派评价问题仍是有争议的,值得进行历史的反思。

苏辛农村词比较

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辛弃疾都创作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农村词,扩大了词的堂庑。苏辛农村词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苏轼常以关心民瘼的地方官之眼看农村,辛弃疾则作为失意英雄从农村中得到慰藉;苏轼的农村词常直书所见、感性直观,辛弃疾的农村词则蕴意更深、含更多理性思考;辛弃疾农村词的意象较苏轼的丰富;苏轼的农村词善用比喻,辛弃疾则常用白描。此外苏辛的农村词也表现出一些共同之处。

辛派词人论略

“辛派词人”以辛词为榜样 ,有意识地学习苏轼 ,其词作具有共同的爱国思想倾向。“辛派词人”之形成 ,与辛弃疾巨大的人格魅力与歌词艺术魅力密切相关。他们的政治主张与实践活动、个性与表现等等诸多复杂因素 ,都融合到了歌词创作之中 ,形成独特的风貌。而且 ,“辛派词人”为了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共同选择了“以文为词”、议论纵横的表达方式。因此 ,“辛派词人”自然形成了豪迈奔放。

论辛弃疾二十四首《临江仙》的体式及其词谱学意义

辛弃疾有《临江仙》词24首,是两宋间留存《临江仙》词调最多的词人,在《临江仙》词调的创作以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辛弃疾留存的24首均选用双调60字基本体,格律处理十分严谨,平仄安排不仅符合《临江仙》的声律要求,甚至比《词律》和《钦定词谱》所总结的谱式更符合创作实际。辛弃疾24首《临江仙》的句式、韵位等主要由词调本身决定,但辛弃疾对词调、体式的选择以及对词调固有声情特点的遵循,使其词总体呈现出舒缓流畅的声情特点。24首词大部分作于辛弃疾退居江西时期,作者有较多时间观察农村的美景,体验家居的闲适乐趣,因此词的题材虽然比较广泛,情感层次也比较多样,但总体上呈现出和谐冲淡、舒缓雍容的特点,与《临江仙》60字体流丽谐婉、舒缓和畅的体式特征相一致,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辛弃疾所用的《临江仙》60字体较为后出,由58字体变化而来,但由于增加了律句,使其更加和谐整饬,受到文人普遍欢迎。从留存的作品看,这一体式首见于滕宗谅,由苏轼初步成型,中间经叶梦得等人的创作实践,最后由辛弃疾确定其词调风貌和词谱定式,并通过大量创作而彰显其活力与影响。

辛弃疾师承述考

辛弃疾师承蔡松年的问题,自历史上有人提出以来,在当代形成了否定与肯定的两种意见。对这两种不同意见进行综述与比较,可以看出,史料之所以出现两歧的原因是运用史料的角度不尽一致,其实辛弃疾与党怀英两次同学是可能的。辛弃疾有一个先从刘瞻学诗后从蔡松年学词的前后过程。

试论李清照、陆游、辛弃疾词作的对比手法

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是在词作中较多使用对比艺术手法的作家,他们利用对比手法使有限的篇幅蕴涵更广阔的生活画面,寄寓自己更丰富的感情波澜,并以此来表达一种“今不如昔”的情感。

论辛弃疾《鹧鸪天》词

辛弃疾的《鹧鸪天》词计63首,数量为两宋词家之冠。其词开拓了《鹧鸪天》的题材内容,多抒写作者出处行藏的内心矛盾,揭示世态和人生哲理,意蕴丰厚深邃。其中农村词描绘田园风光民俗与农人形象生动细致,诗情画意与乡土气息浓郁,成就在东坡农村词之上。在写景、叙事、抒情、用典、对仗以及语言锤炼等方面,稼轩《鹧鸪天》词都有高超造诣,艺术风格多样。稼轩堪称词史上作《鹧鸪天》词的第一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