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画理论与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从写心、适意到求品

中国自宋以降,在苏轼等精英知识分子的自觉引领下,形成了心画(文人画)传统。这也正是川端康成热爱中国宋元美术的重要原因。在“达吾心”“适吾意”以及诗画结合的精神品格等方面,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追求十分契合。首先,心画理论强调人情味和抒情性,这是宋代文人画家们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士大夫群体的艺术担当之后,着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而川端康成也认为绘画不仅可以写形状物,更可以表达人的潜在的精神世界,这一艺术观念在其《梦》《阵雨》等小说中均有明显体现。川端康成在大量作品中所描写的绘画都是一种“心画”,它们并不是静止的物体,而是精神的流动。其次,中国宋元时代文人向绘画领域的主动渗透和理论引领,带来了绘画“适吾意”的思潮,使得绘画得以抒“胸中盘郁”。在这一点上,川端的文学创作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主张完全相通,因此也使得其小说中的绘画作品具有了内涵的无限性和解读的丰富性。第三,宋代带有精英阶层之精神自觉的文人对绘画提出指导性的艺术理论,在诗画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品格。这种绘画理论也伴随中国绘画传入日本的第二次浪潮而东传,这恰值川端康成人生的前三十年,对他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心画理论不仅对日本文人画的形成,而且对日本近现代文学都产生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影响。从川端康成文学的个案可以看到,渗透于域外的中国画论,作为艺术理论的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态。这一越境的文化传播现象,还有很多极具学术价值的课题值得挖掘和探究。

《新世训》对“忠恕”思想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始终是贯穿儒家文化的主线。而“为仁之方”的“忠恕”思想,则产生于曾子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理解。《新世训》作为冯友兰“贞元六书”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指出了如何将圣人的人格平凡化,其中《行忠恕》一文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指明“忠恕”的含义:“尽己为人”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与传统儒者不同的是,冯友兰对儒家“忠恕”思想作了理性分析,肯定人的社会性,指出无论何种境界的人都可将“行忠恕”作为寻求生活之道,并将“忠恕”作为一种践行道德的方法和待人接物的方法,这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构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清华简《心是谓中》“必心与天两”观念发微

天人之分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问题。清华简《心是谓中》“必心与天两”观念不否认“天”对人的限定,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约,同时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注重“心”对“度”的体认与践行,促使“心”的主观能动性由自在向自觉转进。这是上古三代以来固有理性精神在晚周天命观式微大背景下不断张扬的必然结果,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公共思想。晚周天人之分观念在《心是谓中》中表现出较为朴素的特征,郭店简《穷达以时》与荀子《天论》等则对其创造性发展。诸子或侧重于人事道德化,将道德自我圆满视为人生的根本追求;或强调“天”的客观性,将“心”的认知功能提升到“性”的新高度。晚周天人之分观念并非单一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分途并进、互相交叉的多重演进路向。

民国时期中学师生对《世说新语》的接受研究

民国时期的中学师生在《世说新语》接受史的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但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在新学制、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及国文教学讨论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选辑、整理了一批古籍丛书以适应时代要求。《世说新语》以国文读本的面目出现在这些丛书中,走进了民国中学师生的视野。他们以报刊为阵地,阅读着经他人挑选出来的《世说新语》选篇或研究论文,形成对该书的间接接受。中学师生的参与使该书在民国时期获得了教学价值上的认可。另一方面,基于自身的阅读体验,他们撰写相关文章,以“写”的形式直接参与进《世说新语》的接受过程。这些文章中提供的新方法与新视角推动了民国《世说新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论《世说新语》人物风度的“雅”意蕴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志人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地反映了其时代风度中的“雅”意蕴。人物在言行举止和渊博的儒学知识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儒雅之风,在忠正刚直的性格和清新绝俗的玄谈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清雅之风,在重大关头的镇静自若和淡然处之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闲雅之风。儒雅、清雅和闲雅的性格气质形成的鲜明突出的“雅”意蕴,成为魏晋时代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类别、特征和形成机制

《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共有3类9种,总体呈现出多样性、优势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关联标记模式使用频率上,居中粘接式>前后配套式>居端依赖式;关联标记数量上,单标>双项双标>单项双标;关联表达式使用频率上,“A,co-B”>“A,B(co)B”>“A(co_(1))A,B(co_(2))B”>“co_(1)-A,co_(2)-B”=“A(co_(1))A,co_(2)-B”>“A(co)A,B”>“co-A,B”>“A,co_(1)co_(2)-B”=“co_(1)-A,B(co_(2))B”,其中前后配套式包含4种不同的关联表达式,涉及18种具体的关联标记,形式最为丰富。《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特点的形成是联系项居中原则、象似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交际性原则互相作用的结果。

明清南北官话用词差异管窥——以《白姓官话》和《老乞大新释》特用方言词比较为例

《白姓官话》和《老乞大新释》系18世纪中叶南北代表性官话口语文献,同时而异域,通过比较二书特用方言词的使用情况表明:第一,明清南北官话用词差异显著;第二,从词汇视角考察明清南北官话之争切实可行;第三,汉语普通话词汇是明清南北官话词汇的聚合体。

周密生平新考

周密是南宋文史巨擘,因史、志记载阙如,故生平事迹不彰。自清万斯同以来,勾稽史料为作谱传者甚多,夏承焘《周草窗年谱》后出转精,详细地梳理了周密的家世、生平。嗣后学者虽续有订补,但仍有未及、未确及错讹之处。本文根据新刊《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珊瑚木难〉》,综合其他各种史料对相关问题辨正驳误、探赜索隐,勾稽出了周密的翔实仕履,以期对其获得更加准确的了解。

审美范畴的深度翻译--以《世说新语》中“远”的翻译为例

“远”是中国美学中最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世说新语》中含有许多诸如“玄远”“清远”等审美表达。基于“远”范畴的研究成果,梳理其审美内涵,分析评价汉学家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本中对“远”字词语的翻译。分析表明,译者所采用的逐字译有助于保留“远”字词语的审美术语地位,从而促进其概念化。基于穆哈维提出的多层次深度翻译模式,对马译“远”的审美范畴进行评价并提供翻译参照,以增加审美范畴文化阐释的厚度。

倡导苏辛与补偏救弊——龙榆生在现代词学史上的贡献

通过梳理晚近词坛,龙榆生发现其中有拘守词律、侧重技术之弊。他倡导苏辛词风进行补救,并借以唤起民族精神。在前人的基础上,他从文学的角度全面把握苏辛词派,并为学习苏辛可能产生的流弊预备应对之策。他在困境中调整论述,标举意格,拓宽门径,推重文廷式。他借鉴传统词学的策略倡导苏辛,以探讨苏辛引领学界的词派研究,以强调客观促进词学的现代转型,以重视创作延续词学的悠久传统,在现代词学史上有重要贡献。

《文心雕龙·明诗》诗体观考论

《文心雕龙·明诗》一篇从美学观念、辨体思想和实践理念三角度来论析诗体。美学上,刘勰本着传统儒学的诗论理念,主张在“诗言志”规范下进行“诗吟志”的美学观,这在儒学衰微、绮靡文风盛行的六朝是颇具批判性的。辨体方面,《明诗》篇指出,“诗吟志”应以体裁为先。篇内通过对诗体的细分,体现了六朝时文学的自觉和辨体意识的增强;对不同诗体风格的论辨,则关注到了不同诗体的语体差异;以四言为正体、五言为变体的诗体品位观,又诠释着《文心雕龙》全书的宗经观念。实践中,“诗吟志”应以诗人个性为重亦是《明诗》篇的重要论点。然《明诗》篇对诗人个性于诗歌风格决定作用的强调存在局限性,其更加注重于诗人个性中先天层面的因素,而相对忽视于诗人个性中的后天诸因素。

清华简《心是谓中》撰作时代及相关问题

清华简《心是谓中》借助先秦时期“心统四相”的“一般知识”,阐述治国理政之道,指出“命”有人力所不及的“天命”和人力可及的“身命”两个层次,无论君公、侯王还是庶人、平民,都不应过度追求“天命”的庇佑,而应该安分守本、修德敬业,从而保有“身命”。综合简文的体例特征、语言特征和思想特征判断:清华简《心是谓中》应是成篇于孔子至孔门七十子时代的儒家学派作品,其作者应为孔子或孔门七十子中的一位,但具体身份尚无法确定。

由象至道:张载“大心体物”的展开及其境界

张载的“大心体物”之说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是对孟子“尽心知性”和“立乎其大”观点的统贯与融合,它包括形成对“象”的客观认识和体认与“象”的一体共融两重含义。前者依托于耳目器官,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依托于具有先天感知能力的“心”。但“象”的无限性与耳目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成心”问题,需采用“时中”和“化”的方法才可以体天下之物,从而进入内外合一、物我合一的“道”的境界,借此张载也展开了对佛教以天地日月为幻妄观点的批判,显示出强烈的“为往圣继绝学”的道统倾向。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引《诗》探析

“善引用”是《世说新语》的重要特点,其引《诗》用《诗》的部分尤其值得关注。或正取《诗》义,或反取《诗》义,剪裁舍取,化为己用。魏晋士人引《诗》,是由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和对《诗经》的特殊偏爱,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尚清谈等时代特色及整个民族文化谱系中引《诗》用《诗》的传统等文化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的。这对研究《诗经》经学地位的解构、文学审美的突破及其在文学史、传播史层面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语法化视野下的《世说新语》“有”字句分析

中古时期是“有”字句的句式结构和语义发展特别活跃的时期。搜集整理《世说新语》中“有”字句,对该书“有”字六个义项所在的句式结构加以梳理,掌握表层结构变化与语义演变之间的关系,把握义项引申的路径。发现当“有”作“出现或发生”义时出现在兼语句中,句式结构被重新分析,语义重心开始转移,实在意义逐渐脱落,“有”字语法功能增强。同一时期,随着“者”字结构式微,为“有人”这一固定结构的产生提供条件。联系二者此消彼长的状况,解释“有人”结构凝固的动因与机制。

征信功能:《文心雕龙》与《文选序》中“书誓符檄”的类从标准

“类聚”“并类”或“以类相从”,是在古代文体分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文选序》中“书誓符檄”与《文心雕龙·定势》中“符檄书移”以类相从的标准,是文体共同的征信功能。而文体的征信功能之所以能够成为类从标准,则源于古人“体用不二”“异中见同”的文体归纳类从方式。而又由于“体用不二”“即体成势”,共同的功能对语体特征产生了制约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使得“符檄书移”的类从有着共同的“明断”之势。《文心雕龙》在将文体归类时,类从标准的优先度是以“文笔”之别为第一,功能形态次之;唯一的例外是以“宗经”为目标的归类,其类从标准是以文体与五经的客观联系为第一优先。

论婺剧乱弹新编历史剧《西施泪》的成就

婺剧乱弹新编历史剧《西施泪》是婺剧界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其编创和演出过程曲折、漫长。《西施泪》初名《卧薪尝胆》,创编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对历史剧“古为今用”既片面又机械的理解遭到茅盾的严厉批评。传统戏恢复演出之后,编创者重新构思,从主题、结构到人物对原作做了全新的改造。同时,浙江婺剧团选调演艺精湛的艺术骨干倾情演绎,因此,《西施泪》取得成功,并于1981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艺术片。

“道-心-文”与“道-理-术”--浅析近代龙学阐释的两种路径与体系

龙学史常言《文心雕龙校释》在《文心雕龙札记》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对此说尚缺乏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仅就《文心雕龙·原道》篇而言,《札记》在阐述“自然之道”后便话锋陡转,抛弃了《文心雕龙》的文本逻辑,并且为与桐城派论争而改造了《文心雕龙》的思想结构。反观《校释》,则始终立足于文本并结合中国艺术论的传统思维进行论证,企图彰显刘勰之本意。二者围绕“自然之道”分别构建了“道-心-文”与“道-理-术”两种评述体系。考虑到在刘勰的论述中,有圣、凡双重主体及不同视角,故而笔者认为,《校释》“道-心-文”的理论建构在“文之枢纽”层面更接近刘勰本意。而在全书其他部分,二者的诠释各有千秋,应合而观之。

《世说新语》中的王导、谢安形象及其差异研究

王导与谢安是《世说新语》重点描写的两个人物。《世说新语》中的王导有着具有政治智慧的政治家、善于清谈的名士、关心后辈发展的王氏家族大家长三种形象,而《世说新语》中的谢安,也有着具有大魄力的政治家、具有潇洒风度的名士、重视言传身教的谢氏家族大家长三种形象。但是,《世说新语》中的王导与谢安的形象也具有差异,主要表现在入仕心态之差异与名士风度之差异两方面,这在深层次上反映了魏晋风度的进化。

《文心雕龙》“情理实劳”“崇替在选”辨

《辨骚》“赞”中的“情理实劳”的“劳”,有的训为“辽”,广阔的意思,有的训为辛劳、忧劳。相比较而言,训为辛劳、忧劳更合理。这可以从《辨骚》和“赞”言的上下文语境、《文心雕龙》中“劳”字的用例得到证明。《时序》“赞”中的“崇替在选”的“选”,有的训为“算”,有的训为“齐”,有的训为“选择”。相比较而言,训为“选择”更合理。这可以从《时序》篇论述的内容和《文心雕龙》中“选”字的用例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