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维《辛夷坞》、《鸟鸣涧》两诗中的禅意

以佛教禅宗的本质为出发点 ,结合《辛夷坞》、《鸟鸣涧》二诗所体现出来的空寂闲静 。

梁启超所办报刊传播效果评析

本文对梁启超所主办穴主编雪的三大著名报刊《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传播效果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评析:一、从报刊销售看其传播的深广度;二、从受众态度看报刊传播的效果;三、从社会变迁看报刊传播的社会效应;四、从报刊的示范效应看其对报刊事业的影响。

黄庭坚的“用意”诗学观初探

黄庭坚诗论中的"用意""道意中事""意有所属"等诗学观念,是连接他诗论中的"句法""句中眼"等修辞概念与"心性""读书"等修养概念之间的中介。它的"体"既包含了"心性"存养的要求,也包含了作为存养工夫的"洞见"和"见解"等;它的"用"则既有以"意"贯通"古人之陈言"的意思,也有"寓意于物"的心物观。但是,这些观念的内涵既不同于单纯的心性存养,也不仅仅是诗歌形式的寓言化,更超出了道学家的"观物"。其复杂的肌理标志着诗人感知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对这种变化的把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黄庭坚,也为我们理解宋诗提供一个颇有启发性的视角。

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其实此非东坡原文,乃后人转述,其讹盖始于宋人王直方。尽管并不准确,但走形未走神,道出了陶、白、苏三人之联系,其间脉络关系复杂。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形成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首先,这种对话是通过向前代先贤追和的形式,建立起彼此互文的关系。其次,这种对话是立局、入局与破局的过程。立者高,入则套,破须巧。最后,这种对话也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

《文心雕龙·比兴》“兴”义简约之原因新探

《文心雕龙·比兴》虽以"比"、"兴"为题,但阐释力度并不均衡,"比"义详湛而"兴"义简扼。若从"兴"义的演进及分类层面着眼,对此一问题会有新的认识。"兴"义自出现伊始,即负载着启发、教化的经学内涵,魏晋六朝时期,随着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人们对"兴"的理解越来越贴近于朴素的"兴感"维度。"兴"的审美发生意义与教化阐释功能发生碰撞。在此状况下,刘勰实际上是将关于"兴"义的审美思考放置到了"情以物兴"的"兴感"层面,将其经学意涵放置在了《比兴》篇中的"兴喻"层面。刘勰虽对审美式的"兴感"多有贡献,但在"兴喻"问题上,则摇摆于审美思维与经学思维之间。在此艰难的张力性夹缝中,刘勰似乎还是更多地偏向了道德、教化的"兴刺"一面,但却简明扼要、点到即止,而"兴隐"的提出也暗示出一些审美意味的端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兴隐"之"兴",其实是刘勰宗经思想的一种个人化呈现,是一种"妥协"和"折中"的产物。

程国彭与费伯雄虚劳观的分析与比较

程国彭与费伯雄均为清代著名医家,对虚劳的证治俱有特色,本文试从二者的学术思想中的虚劳观加以分析并比较,程国彭认为气血相较重在血,阴阳相较重在阴;虚劳之治止嗽为先,重清滋亦重温补;精损可成劳,经闭亦可成劳;五脏劳损当补先天之本;治虚劳重在养生调摄。费伯雄则认为虚劳之损需分阴阳;五脏之劳不可专归于肾;七情之伤必归本于心;虚劳之治重在脾肾。二者论治虚劳都注重饮食调理及精神调摄,在温补脾肾方面同中有异,通过比较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二者学术思想,对临床辨治慢性消耗性疾病颇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