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与汉初的治国理念略论

陆贾《新语》的思想倾向以儒家为主 ,内容包括仁义为本的德政观、与民休息的民本观、重教化轻刑罚的德刑观。他上承孔孟德治仁政思想 ,下启贾谊、董仲舒德法相辅、德治为主的主张 。

论《玉台新咏》成书年代——兼及《玉台新咏》不收徐扌离诗原因

《玉台新咏》大致成书年限是在中大通三年(5 31年)至大同元年(5 35年) ,联系徐陵这段时间的行年事迹、《玉台新咏序》及中大通三年发生的有关徐扌离的宫体事件,推断《玉台新咏》成书于中大通三。

明代世说体小说序跋研究论略

明代世说体的创作、研究与传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世说体小说序跋现存数量不菲,信息量丰富,是研究明人对世说体的认识、了解其世说学研究成果和地位的重要资料。其研究内容集中于《世说新语》研究、刘孝标注研究、续仿之作研究等方面,也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小说理论问题。

《世说新语》与佛教

《世说新语》产生的南朝刘宋时期,正是佛教从边缘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时候。其编纂者们大多崇信佛教,其所述人物,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甚或直接为佛教僧侣。这些富有个性化的崇佛士人和佛教僧人的群像,艺术地再现了佛教在东晋时期的活动状况,对后来《僧传》的撰写,尤其是僧人形象的生动描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新语探源》是从文化史角度对近代汉字新术语生成问题作全面考察的国内第一部较大型著述。它从中、西、日文化互动中揭示汉字新术语生成之源,凸显出汉字文化在中国、日本近代文化转型中不可低估的作用;对日源汉字新语的形成、入华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推进了相关研究;在中国近代重要概念的由来、形成问题上也有可贵的创获。

《之江新语》中的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

作为执政思想的一部分,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和习近平同志个人的成长经历密不可 分,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总结.《之江新语》中体现出的新闻宣传思想则是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参 与新闻实践所形成的,也是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从形成走向系统化的重要标志,反映出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一脉 相承、承上启下的发展过程.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和深化,以社会发 展和媒介变革为背景,产生了新的内容.

从章太炎先生《新方言》等成果看陕西方言

章太炎先生在其一生的革命和学术生涯中,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有很优越的条件调查到各地第一手方言资料。章先生以语言学家的眼光审视这些资料,条分缕析,深入讨论,形成了《新方言》《岭外三州语》等方言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绝大多数内容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很多释词从现在的陕西方言中可以得到印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山水风尚

人物品评在《世说新语》中有了山水化的倾向,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士人想远离政治、趋近自然的暗示。魏晋士人与山水的沟通是一种会心和玄远自适,并成为魏晋士人清谈的内容,山水玄理反过来成了魏晋士人的文化身份象征和表达工具。山水风尚的入诗、入画、入文,标志着魏晋士人山水情结的物化。

《郭子》与《语林》、《世说新语》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中古志人小说,往往都把目光集中在《世说新语》上,故研究得可谓透彻,而忽视了其它。文学活动不是封闭的,文体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志人小说的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反映魏晋清谈风尚的志人小说,自《语林》发轫,《郭子》则继之,而《世说新语》则是集大成者。《郭子》在志人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新世纪庾信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庾信研究热度不减。新世纪的庾信研究既继承了20世纪的传统研究热点,对庾信诗歌、辞赋和文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又发展出对庾信交游考、庾信碑铭文的研究和庾信接受史的研究,拓展了庾信研究的新方向。

论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中的《世说新语》书写

民国时期数十年的学术争论和文学史书写确立了《世说新语》的文学史地位,推进了《世说新语》一书的经典化。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不同文学观念(包括小说观念)的碰撞和融合,以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确立的书写典范,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些历史的合力,在各自的语境中从不同的方面形塑了《世说新语》在文学史中的面貌。

《世说新语》的社会新闻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想的自由和宗教的多样化、文学的自觉、士族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谈之风是《世说新语》产生的历史背景。《世说新语》是魏晋士大夫阶层思想、生活的真实全记录。但《世说新语》并非是为了讲故事,而是为了表现人物的神明,进而更鼓励人们超脱礼法及各种外在束缚,去追求人格之美与精神之美。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世说》已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本传播社会信息,指导社会生活的社会新闻大全。从题材广泛,篇幅短小、趣味性强、人情味浓三个方面论述了《世说新语》所具有的社会新闻特点。

论刘令娴和她的诗

在既有的认知中,刘令娴几乎就是一个风流成性的女诗人。其实,在正史的记述中刘令娴并未见有不堪行迹,这一形象完全是古今一些学者从诗和文献中误读出来并加以放大后形成的,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因此,回到学术的范畴重新审视相关历史文献的叙述,确立其诗歌真正的内在含义,还原刘令娴其人其诗的本来面目,就显得尤为必要。按照《祭夫文》的自述,刘令娴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敦诗守礼的女性,与'风流'二字并无关涉。另据《玉台新咏》可知,刘令娴是萧纲与徐摛倡导的'新诗'(即宫体诗)运动的重要诗人,曾积极地参与了'新诗'的创作活动,为'新诗'创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玉台新咏》收录的八首诗,代表了刘令娴'新诗'创作的最高水平,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今本《大唐新语》“伪书说”之再检讨

在关于《大唐新语》真伪问题的讨论中,吴冠文女士前后两篇文章所提出的“伪书说”是非理性的。通过具体考辨可以发现,《大唐新语》与《唐书新语》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者二者实际上就是同一种书。从宋代及明代前期文献称引《大唐新语》的情况不难看出:《大唐新语》的今本与古本在条目和文字上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今本《大唐新语》中找不到一条可指认为别书的文字。《唐世说新语》只是《大唐新语》流传中的一个异名,所谓今本《大唐新语》为明人伪造之说,完全不能成立。

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与吴冠文女士商榷

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一文提出了今本《大唐新语》是明人伪造的观点,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澹生堂书目》将《大唐新语》与《唐世说新语》分别著录在两个不同的类目,是因为采用了互著法,与真伪问题无涉;《玄赏斋书目》是伪书目,不足为证。宋代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所征引的《大唐新语》在今本中几乎都保存下来了,并没有有意删削的痕迹;今本《大唐新语》与《何氏语林》中所引《大唐新语》不一致,是因为何良俊在引书过程中的删改和失误所形成的。今本《大唐新语》中有与刘肃之后所出书《唐书新语》相同的文字内容,应当是《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二者同出一源。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今本《大唐新语》是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