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海要术》中的航行方法初探

《行海要术》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90年刊行的西方航海学著作,其中介绍了平面行法、距等行法、纡道行法、中纬行法和墨噶祷行法五种航行方法,这五种方法着重阐述了航迹计算的原理、过程以及适用范围。《行海要术》中的航行方法既具有形式科学的抽象性,又具有应用科学的实证性:前者体现在依靠数学模型计算,后者体现在通过纪程仪、罗盘的使用获得航行数据,藉此对航迹进行推算。《行海要术》中平面行法、距等行法、纡道行法、中纬行法和墨噶祷行法后来发展成为航海学中的平面航法、折航法、中分纬度航法和墨卡托航法。航行方法的两种特性则促进了我国航海知识从“研究领域形态”到“学科形态”的转变。

中国法典编纂的历史发展与进步

法典编纂是一种纯粹技术上的、使法律规范集中化、系统化和条理化的方法;在以成文法作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或法系中,法典编纂的发展水准就标示着法律技术安排的发展水准。虽然通说主张中国法典编纂始于战国初,而其实早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就已经有了最初的法典编纂;自那时直到现代,中国法典编纂经历了刑书时代、律统时代和近现代三个发展阶段。而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法典编纂的组织与程序、体例与技术都显示出发展进步的特点。

基于“补荥通俞”理论针灸治疗急性脊髓损伤的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补荥通俞"理论应用于针灸治疗急性脊髓损伤的临床疗效。方法:符合纳入标准的55例急性脊髓损伤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给予常规西医治疗加针灸疗法,对照组仅给予常规西医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脊髓神经损伤评分的变化及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脊髓神经损伤评分均明显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极显著(P<0.01);且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极显著(P<0.05)。治疗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补荥通俞"理论针灸治疗急性脊髓损伤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清华简《子产》篇与“刑书”新析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所载《子产》篇为论说文,主要是论述子产执政史实和相关政法举措,《子产》篇与《左传》相关篇章可以对读,从而让人对子产制"刑书"的历史渊源、内涵等有更多认识。结合《尚书·吕刑》《逸周书·尝麦解》等关于周代"刑书"的记载,可以对先秦时期以"刑书"为名的法规范有更多了解。

应用“补荥通俞”针刺法对脑出血急性期偏瘫患者细胞因子TNF-α、IL-6及神经功能恢复影响的研究

目的:观察应用“补荥通俞”针刺法治疗以半身不遂为主要神经定位表现的脑出血急性期患者肢体功能恢复的临床疗效及对细胞因子TNF-α、IL-6的影响。方法:随机将98例脑出血急性期的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49例,两组均给予静点甘露醇、复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治疗,观察组加用“补荥通俞”针刺法治疗,两组均治疗4周,观察两组治疗前后NIHSS(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量表)、ADL(日常生活能力)、细胞因子TNF-α和IL-6的变化情况,评估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经治疗后TNF-α和IL-6降低程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NIHSS、ADL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5.92%(47/49),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1.63%(40/49)。结论:“补荥通俞”针刺疗法对脑出血急性期患者肢体功能恢复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和安全性,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中国东部及邻区早白垩世裂陷盆地构造演化阶段

早白垩世是中国东部及邻区强烈的伸展裂陷和岩石圈减薄时期。根据裂陷盆地几何形态特征和展布型式 ,将早白垩世裂陷盆地分为泛裂陷型 (燕山—松辽断陷盆地群、蒙古断陷盆地群等 )、狭窄型 (沂沭裂谷系、伊兰—伊通裂谷带 )和菱形状型 (胶莱盆地、三江盆地、鸡西盆地等 ) 3种类型。通过综合分析和对比不同类型裂陷盆地沉积序列和构造演化历史 ,结合郯庐断裂带和秦岭—大别造山带白垩纪构造演化历史的研究成果 ,区分了中国东部早白垩世 2个显著不同的引张裂陷阶段和一个构造挤压反转阶段。早白垩世早期引张裂陷阶段 ( 1 4 0～ 1 2 0Ma)形成了宽广展布的燕山—松辽断陷盆地系和蒙古断陷盆地系 ,沿郯庐断裂带发生右旋走滑活动 ,控制了断裂带西侧南华北伸展走滑盆地和东侧胶莱、三江等和沿敦—密断裂带走滑拉分盆地的发育 ;早白垩世中期引张裂陷阶段 ( 1 2 0～ 1 0 0Ma) ,沿郯庐断裂带中、北段发生裂谷作用 ,形成沂沭裂谷系和伊兰—伊通裂谷带 ;早白垩世晚期 ( 1 0 0～ 90Ma)在区域NW SE向挤压应力场作用下 ,所有早白垩世裂陷盆地发生不同程度的构造反转 ,沿郯庐断裂发生强烈的左旋走滑运动。最后指出 ,太平洋古板块向东亚大陆边缘俯冲诱发的大陆岩石圈底侵作用、拆沉作用、地幔底辟和对流 。

从《晋书》看唐代的《世说新语》接受

唐修《晋书》采用《世说》入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其褒贬毁誉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本文从接受史角度入手,在取舍与剪裁、统整与编排、订补与训释、赞润与篡改等四个方面,详细梳理《晋书》对《世说》的采撰实况,认为唐代史臣基本上是把《世说》作为一般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其采撰行为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恰好说明《世说》在唐代业已成为一部知识分子喜闻乐见的通俗经典。

建部贤弘的数学认识论——论《大成算经》中的“三要”

“象形”、“满干”和“数”,是日本江户时代数学家建部贤弘在《大成算经》中所讨论的三个范畴 ,也是该书的纲纪 ,谓之“三要”。这些范畴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术数 ,语言晦涩 ,一直为日本数学史界所忽视。文章从中国数学文化传统出发 ,重新解读这些文字 ,提出一些全新的观点。认为在汉字文化圈数学家中 ,建部贤弘在中国象数学文化背景下 ,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数学科学的本质 ,讨论了数学研究对象及其存在性问题 ,并已接触到数学变量的讨论 ,同时对实数系给出了一种分类。其“三要”数理观是汉字文化圈数学认识论的突出反映 ,具有数学哲学意义。

秦汉行书律与帝国行政运作

秦汉帝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邮驿系统,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高效运转。首先,秦汉实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其行政过程文书化,保证并实现政令通达的政治需要是高效的邮驿系统产生的前提,而秦汉道路交通的发达以及设施的完善又为邮驿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秦汉邮路以首都为核心,向各郡、县以及边境呈网状分布,郡县政府设立相应的职能机构,并配备足够数目专职邮人。邮递方式多样,邮间距合理。再次,《行书律》通过对邮书类别划分、邮递速度、交接手续、封检等保密措施加以规范,保证了邮驿系统的高效、快速、安全、正常运转。最后,完备的邮驿系统衍生了督邮的监察属县功能,和为公务差旅官员提供食宿和交通车马的功能。

论《刑统赋疏》及其法学价值

《刑统赋疏》是元人沈仲纬出于"敬民命于议刑之际"的强烈责任感而写作的一部专门解释宋人傅霖"刑统赋"的著作。它以"刑统赋"为纲,综合运用疏、直解、通例等三种不同形式,阐释了"刑统赋"以及唐宋刑律的精义。作为一部历史上的律学著作,从法律的角度看,《刑统赋疏》至少有三项价值:申述了一些至今仍然值得关注的法律观点,深化了我们对唐宋元三朝刑法制度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唐宋元三朝法典的校勘和复原。

李邕的行书艺术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唐代书家李邕以行书名于世,他不拘于成规,善于食古而化、变通前人之法。这种"变"体现在从点画用笔、结字取势到章法布局等各个方面,从而确立了其独树一帜的行书风格。尽管不断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李邕及其书法对后世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深远的,甚至得到了与"书圣"王羲之相提并论的殊荣。

《太玄》范注体例考论

范望由《太玄》提炼出了"家性"与"行数"两个词,其中"家性"主要指《太玄》首名的意涵,也包括玄首的阴阳刚柔之性及其五行属性,而"行数"则指《太玄》首赞之数与五行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家性与行数作为解赞体例,使范注自具特色,可目为范望之太玄学。

“三大行书”浅析

《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帖》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被誉为天下"三大行书"。它蕴含着创作者不同的个人风格,如王羲之——"魏晋风骨"孕育一代宗师、颜真卿——忠君与恪守儒家道义、苏轼——奋厉与"野性"的结合体,从而造就了"三大行书"不同的特点,如心旷神怡,信笔由之;悲情四溢,铺毫聚墨;几度沦落,烂漫不羁。

《尚书》“五行”行政辩证思想阐释

《尚书》记载了我国上古时期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古代国家治国行政安邦的历史。我们从远古时期物质雏形、物质的联系与发展、古代行政辨证思想发轫、对历代王朝行政的影响等四个方面探索《尚书》"五行"行政辩证思想,以求推陈出新,为今天我国的治国行政提供思想启迪与历史借鉴。

试论初中学生数形结合意识的培养

本文主要从教师对学生的启发诱导,对教材的处理,对课堂教学的设计等视角详细阐述了初中阶段学生的数形结合思想的培养问题,着重指出了在重视数学能力的环境下,初中教师在培养学生数形结合的意识方面所应发挥的导向功能,并列举了一系列具体的培养策略。

艾儒略《性学觕述》与耶儒魂性会通

艾儒略在《性学觕述》中基于其形式因与质料因、灵魂与肉体二元结合的内部构成说,将儒学中天所赋予的性与天主教中天主所赋予的魂会通起来,进而以天主赋性、灵魂救赎论批判了儒家思想中的性气、灵肉一元论,万物一体的目的论,以及乾坤父母说的生成论。艾儒略通过阐释会通不同宗教、学说中核心范畴、概念的方式将儒释道三教的人性论纳入到天主教灵魂肉体说的框架中,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中西思想在人性论上的分歧,但却揭示了其结构上的共通性。

探寻古蜀国的明堂建筑形象

本文从文献研究和考古材料中发现了古蜀国的地中意识,认为先秦文献中所谓"建木"就是古蜀国地中位置的标志。所谓"都广"指的是古蜀国的明堂建筑。地中标志是与古蜀国的明堂位置相关的。从三星堆遗址出土发掘的神坛形象中找到明堂的具体形式,结合位于金沙遗址北面的羊子山土台造型,复原出古蜀明堂。

郝懿行《尔雅义疏》之刊刻源流

郝懿行(1755—1823),字恂九,号兰皋,山东栖霞人。所著有《尔雅义疏》、《山海经笺疏》、《春秋说略》等。其中《尔雅义疏》一书,最能反映郝懿行的学术成就。关于郝懿行的《义疏》刊刻情况,王欣夫先生的《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中讲得最为简明扼要:“兰皋此书,初刻入阮氏《学海堂经解》,此(陆建瀛刻)为第二刻,世所谓简本也。咸丰乙卯,高伯平得钱塘严鹤山钞本,怂恿聊城杨至堂重刻,而胡心耘续成之,为第三刻。同治丙寅,兰皋孙联薇据以覆刻入《郝氏遗书》,为第四刻。光绪间,崇文书局又刻之,为第五刻。世所谓足本也。”现谨依王先生所述为纲,结合其它一些材料,以进一步说明此书的刻印源流和由此而引发的足本与删节本问题,以对我们利用该书提供一定的帮助和便利。

潇湘之畔的儒家——邢恕与理学

邢恕是北宋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理学人物,二程弟子,元间贬谪永州。《全宋诗》收录其诗作共10首,其中6首作于永州,此外又有散文1篇,题名7通,也作于永州,部分石刻真迹保留至今。学界有必要理清邢恕与北宋理学师承渊源,以冀补史志之阙云。

方东树为学“三变”说考论

方东树为学经历了一个由杂至纯的过程,为学并非"三变",程朱义理之学始终是其治学之主线,并制约其学术观念。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治学用力处有所不同,年少时重"文事"但不废朱子学,中年以后重心性义理的研说亦不废"文事",晚年对"文事"及心性义理的研说更为深入。经世致用是其治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并因之强化了程朱之学的经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