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食货志》玄宗朝两则漕运史料

《新唐书.食货志》:开元时,裴耀卿主漕事,"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其后,韦坚继之,天宝三载"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学术界据此认为,唐安史之乱前,中央的上解租赋主要来自黄河中下游流域。仔细分析《新志》记载并参诸其它文献,我们就会发现,裴耀卿开元年间所漕租粮主要是来源于江淮地区;韦坚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的"山东",沿用的是汉代的语义,其漕运主体仍是江淮粟米。

述《新唐书》的边防观

欧阳修等人修《新唐书》受到北宋王朝以防守、退让为安边长策的既定基本国策 ,又是为朝廷士大夫赞同的国家大计的影响 ,注入对周边少数族事迹的论赞之中 ,形成带有北宋朝廷积弱积贫国势印记的边防观。《新唐书》持取这种边防观来评价历史上的对外战争 。

《新唐书》地名校误

《新唐书》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基本史料。由于史官及后世传抄者的疏漏,该书存在不少错讹之处。兹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校正错误地名六则。

《旧唐书》和《新唐书》“乐志”研究

唐朝音乐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最高峰。对唐代音乐文献的研究,在正史中主要依靠《旧唐书·音乐志》和《新唐书·礼乐志》。通过两者内容的综述比较可以发现:前者偏重于"乐",比较注重音乐品种和音乐史实的叙述,行文简洁;后者倾向于"礼",对礼仪的描述篇幅巨大,论乐的部分较少且认识深刻。

《新唐书》纠谬二则

本文针对《新唐书》中的两个错误加以疏证,一是证明唐初时的离官翠微宫历史的演变和《新唐书·地理志一》的记载有出入。二是证明《新唐书·姜抚传》中的一种中药名称应为「牡蒙」而非「杜蒙」。

《新唐书·地理志》诸渠考

李唐鼎盛,震古烁今,而其时水利详情,后人难见其貌,惟《新唐书.地理志》颇存其事,然亦复散乱,披捡辑出,凡七十三条。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其时水利工程偏重中原,江南稍兴;在纵向时间发展中,贞观肇兴,开元鼎盛,安史乱后,代代式微;而主持者之身份,以地方亲民官员为主,中央大员偶有措意。

由人物改传看《新唐书》的尚德倾向

《旧唐书》和《新唐书》是反映同一时代内容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两《唐书》的产生时间和主编者文学修养的不同,使得两《唐书》具有一定的差异。文章从《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比较入手,通过传主归属位置的变化来探究《新唐书》的尚德倾向以及造成此种倾向的原因。

“唐文三变说”与陈子昂

“唐文三变说”是关于唐代散文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发端于中唐梁肃,发展于北宋姚铉,至北宋宋祁的《新唐书》基本定型,有着鲜明的发展脉络。《新唐书》之“唐文三变”说,较之前人,最大的分歧在于是否承认陈子昂为初唐文风变革的先驱。

论奸臣们不因高力士而取将相高位——为高力士平反之五

《旧唐书》记奸臣们都是"因"高力士而"取将相高位"的,如此,则高力士是奸臣,要负安史之乱的主要责任。但《新唐书》并不认同《旧唐书》的观点,认为奸臣们是因奸诈的才能而取得皇帝的宠幸,与高力士是无关的,如此,则高力士不是奸臣,并不用负安史之乱的主要责任。针对二《唐书》迥然不同的记述,分析奸臣们"取将相高位"的7个原因,纠正《旧唐书》的错误,证明《新唐书》的正确,同时,也为高力士平反。

论钱大昕对《新唐书·方镇表》的考订

作为乾嘉考据学的巨擘,钱大昕在历史考据学,尤其是对历代正史文献的考证成果丰硕,其考证的方法与成就均对后来的研究者有着很大的启发,学者对此已有较为充分的认识。笔者因修订点校本《新唐书》之机,全面核查了钱大昕对《新唐书·方镇表》的考订文字,发现钱氏是第一位全面系统地考订《方镇表》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学者,其部分结论应当为我们的修订工作所吸收。同时我们也发现钱氏的考证存在固泥之嫌,对史料的处理也有不当之处。这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钱氏历史考据学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一次尝试。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安定皇甫氏”订补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安定皇甫氏”一系所载与《元和姓纂》的记载多有抵牾之处,长期以来是非难断。近年出土和发现的皇甫文房、皇甫文亮、皇甫翼墓志及千唐志斋收藏的《皇甫慎墓志》《皇甫镜几墓志》对“安定皇甫氏”世系载之甚详,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订正和补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