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观官制度与南宋前中期信州文人群体

宫观官制度对宋代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他们的退居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促进了地域文学的繁荣。南渡初期,吕本中与曾几先后领任宫观官寓居上饶,在他们的吸引下,信州一带的文人士大夫时常聚饮酬唱,形成了颇为闻名的地域文人群体。南宋中期,赵蕃监南岳庙闲居玉山30余年,接续吕、曾倡导的文化精神和文学传统,与当地耆旧诗人往来频繁,成为信州文人群体的核心人物之一。与此同时,辛弃疾因罢官而主管冲佑观赋闲带湖和瓢泉长达20年,其信州诗词透露出闲逸自适与愤懑不平交织的心态,塑造了人生最后阶段的双重自我形象:赋闲归耕的“稼轩居士”和壮志未酬的爱国文士。

长江中游新九河段蔡家渡护岸损毁原因及维修对策

护岸工程在航道整治工程中被广泛用于抵御水流冲刷和维持岸线的稳定。由于护岸工程通常布置在原有岸坡易发生崩岸和垮塌的部位,易受水流冲刷而发生损毁,影响其功能的正常发挥。采用实测资料对长江中游新洲—九江河段蔡家渡护岸损毁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蔡家渡护岸水下护排头部损毁严重、上游侧出现崩窝,损毁原因主要是大水作用下水流贴岸及大江侧主槽摆动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维修的必要性,并提出采用“补坡+镇脚”的维修方式,旨在为长江中下游类似护岸建筑物提供参考。

陆羽两居古信州考

陆羽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游历至信州(今江西上饶),先是居上饶之东,号东冈子。贞元初,在信州城北构筑山舍,孟郊来访时,写有《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诗。当时代理信州刺史萧瑜与之交游,相得甚欢。贞元二年(786)冬,因萧瑜回洪州(今江西南昌)主留后事,邀陆羽前往洪州。陆羽此次寓居信州足有两年时间。第二次来信州茶山寓居,在贞元八年(792)末、九年(793)初,陆羽由广州李复幕府北返而来,至贞元十二年(796)迁居蕲州蕲水县(今湖北黄岗浠水),又在信州寓居了三年以上。其间,信州刺史姚骥钦慕陆羽的风范,常来相访,还一起“凿沼为溟渤之状,积石为嵩华之形”。

零碳新能源技术应用研究——以忻州清凉湾项目为例

研究了零碳新能源技术应用,并结合忻州清凉湾项目的具体案例,对零碳新能源技术概述,总结了零碳排放目标下的建筑特征,并阐述了零碳新能源技术应用应用的必要性,分析项目的原始能源方案,综合零碳新能源技术的应用,提出了忻州清凉湾项目零碳新能源技术应用策略。

忻州方言补语研究

该文以忻州方言补语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法收集大量忻州方言语料,结合方言语料,以例句罗列和归纳的方式,对忻州方言的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程度补语、情态补语、数量补语、时地补语的表达形式和语法意义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得出其与汉语普通话补语中的不同之处,如趋向补语中的“开、上、下”等更多表示引申义,且复合趋向动词“起去”只在方言中使用,普通话不使用;情态补语相比普通话,中心语与补语之间通常由“得”连接等。通过比较分析,该文丰富了忻州方言的补语研究,提供大量语料实例,也为晋语语法研究提供一定的材料,具有一定价值。

量质结合的举水新洲段生态流量

研究满足水质和水量需求的生态流量对于河湖水环境治理保护很有必要。以水质性缺水的河流举水新洲段为例,基于实测河道断面数据和污染源调查结果,运用MIKE11软件建立了河道水量水质模型,并根据实测资料对模型进行了率定。利用率定后的模型,以COD、NH_(3)-N、TN、TP作为主要污染物指标,通过试算法计算了现状排污条件下,各月份中控制断面水质达标的生态流量,同时运用Tennant法和流量频率曲线法计算了满足河流生态系统基本水量需求的生态流量。对3类方法计算结果综合比较讨论,得出了统筹水质水量的举水新洲段各月份生态流量。

韩元吉居信州考及其信州生活、交游论略

韩元吉是南宋初期颇有建树的政治家、文学家,晚年退居终老于信州.此一说法已被学界公认.但对于元吉流寓信州的准确时间,学界却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今经考证,韩元吉赴信州任黄仁荣幕的准确时间应为绍兴二十五年(1155)秋天,任知州周葵幕的准确时间应为绍兴二十六年(1156)三月至十二月.韩元吉晚年独择信州定居,是多次经由甚至任职信州,对信州本地有了极为深入的了解后做出的慎重选择.他一生三居信州,时间总计11年,先后与曾几、朱熹、郑汝谐、辛弃疾等名流交游密切,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信州文坛的发展.

山西古城类景区旅游发展对策研究——以忻州古城、太原古县城为例

山西古城类旅游景区数量众多。以忻州古城、太原古县城为代表的新晋古城在政府重视、业态开发、文旅融合、运营创新、营销宣传等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同时,也存在游览项目宣传解说不全面、文保资源开发利用不到位、与周边景区联动不紧密等问题。基于此,应提升服务质量、构建大旅游格局、科学规划古城业态、转变古城发展思维、提升解说质量、促进文化传播等为抓手,促进山西古城类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

基于InVEST模型的1985-2020年忻州市生境质量演变及地形效应

生境质量对土地利用变化和地形因子的生态响应已经成为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针对山西省忻州市生境质量的响应状况不清的现状,利用InVEST模型对其1985—2020年生境质量进行评估,并运用地形因子研究其地形梯度效应。结果表明:1985—2020年忻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为耕地、草地间的相互转换以及林地和耕地向建设用地转换。1985—2020年忻州市平均生境质量指数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最低为1990年的0.7391,最高为2020年的0.7874。生境质量指数在0.8以上的高等级生境面积逐渐增加,主要分布在山区和黄土沟壑区;生境质量指数在0.2~0.4间较低等级生境面积逐渐减少,主要分布在盆地区;生境质量指数在0.2以下的低等级生境也逐渐增加。1985—2020年生境质量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西部8县明显增益,东南部忻府区和定襄县显著减损,同时具有显著的地形梯度效应;低地形梯度的盆地区生境质量有所退化,中地形梯度的黄土沟壑区生境质量提高幅度最大,高地形梯度的山地区生境质量最高。研究结果可为区域生态质量改善、生态用地优化提供决策参考。

广东沿海新洲高盐度地热水的水文地球化学成因机制

沿海地区的高盐度地热水通常是海水侵入形成的,广东沿海新洲地热田高盐度地热水的形成却并非如此。本研究通过分析广东新洲地热田地热水的水化学和稳定同位素,探究地热水循环过程和化学组分来源。新洲地热田地下热水均为Cl-Na型,盐度较高(TDS>1700 mg/L),H、O稳定同位素显示地下热水来源于大气降水。阳离子地热温度计(Na-K-Mg、Na-K-Ca-Mg、Na-K,K-Mg、Na-K-Ca)和玉髓地热温度计评估的温度不适合作为热储层温度。石英地热温度计(最大蒸汽损失)估算热储层温度为127.1~154.0℃,最大循环深度为4339 m。PHREEQCI模拟计算的饱和指数(SI)和Na/1000-K/100-Mg1/2三角图表明,地热水的化学组分可能来源于高温条件下的水–岩相互作用。新洲地热田钻孔结果表明,深度700~750 m处为风化破碎带,并且观察到岩盐附着层,说明岩盐在地热水中溶解存在相应的地质条件。[HCO3+SO4-(Ca+Mg)]/(Na-Cl)、Na/Cl、Cl/Br、Ca/Sr、Mg/Ca离子比值结果表明,阳离子交换和海水入侵对新洲地热田高盐度地热水化学组分的影响不明显,而以岩盐溶解为主的水–岩相互作用是高盐度地热水形成的主要原因。

忻州方言谚语文化信息解读

忻州谚语是当地群众生活实践的总结,具有显著的知识性与民间性,文章运用文化语言学的观点,在对忻州谚语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从婚丧文化、饮食文化、生产文化、生活智慧等突出方面对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进行解读。

基于PLUS模型的忻州片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分析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忻州片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可以为研究区开展土地开发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基于1990、2000、2010、2020年的4期Landsat影像数据,运用动态度、PLUS模型等方法,探究了1990-2020年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状况及其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草地、耕地、林地是主要用地景观;建设用地景观面积持续增加,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景观面积均呈波动变化;土地利用景观变化速率差异明显,建设用地的变化速率最大,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动态度为正向变化;研究区土地利用景观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社会经济因素。

ENSO背景下山西忻州7-8月极端降水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利用忻州各县(市、区)42 a 7-8月的降水数据和23 a的玉米产量数据,分析了极端降水对玉米气候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1981-2022年期间,忻州及其各县(市、区)7-8月的极端降水指数均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上升速率由西部向东部逐渐增加;玉米实际单产及趋势产量均呈显著的上升趋势;玉米气候产量与极端降水指数呈正相关,两者间的相关系数在海拔较高地区明显大于平川地区;正极端降水事件发生在拉尼娜结束年的概率明显高于开始年,负极端降水事件发生在厄尔尼诺开始年(或持续年)的概率明显高于结束年;正、负极端降水事件一般与玉米气候产量的丰、歉相对应;因ENSO而发生的极端降水事件使得忻州的玉米气候产量平均下降了15.3 kg/hm^(2),下降幅度近7%。

不同尺度的忻州市东北部泥石流风险评价及风险管控研究

忻州市东北部为山西省典型沟谷泥石流的高易发区,具有发生频次高、形成时间集中、破坏性大的特点,对当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因此对该区域的泥石流进行风险管控是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要基础,而泥石流风险评价则是其核心工作之一。为了更好地开展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分析明确单条泥石流的风险性,研究选取忻州市东北部21条典型沟谷泥石流分别开展单沟风险评价和区域风险评价,首先选取合理的评价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各条泥石流的单体风险性,再与利用GIS方法得到的泥石流区域风险评价成果对比,综合确定风险程度,并对不同等级的风险区和风险点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隐患点+风险区”双管控风险建议,为当地政府部门开展风险管控及防灾减灾提供参考。

忻州市秋季浮游植物多样性分析及评价

对山西省忻州市重点河流和水库2020年秋季浮游植物进行调查,并对其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河流共有浮游植物8门111种,细胞密度范围在0.009×10^(6)~13.110×10^(6) cells/L,平均密度为3.299×10^(6) cells/L;水库中鉴定出浮游植物8门125种,细胞密度范围在0.205×10^(6)~17.310×10^(6) cells/L,平均密度为6.526×10^(6) cells/L。取样点所系流域的优势种为类颤藻鱼腥藻(Anabaena oscillarioides)、假鱼腥藻(Pseudanabaena sp.)、尖尾蓝隐藻(Chroomonas acuta)、卵形隐藻(Chroomonas acuta)、尖针杆藻(Synedra acus)、舟形藻(Navicula capitatoradiata)、弯形小尖头藻(Raphidiopsis sinensia)、普通等片藻原变种(Diatoma vulgare var.vulgure)。浮游植物生物量和细胞密度空间上分布不均。据忻州市水系浮游植物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和Margalef丰富度指数可知,水库中浮游植物资源均较丰富,结构较稳定,且生物多样性优于河流。22个采样点以轻度和中度污染为主。

忻州“挠羊赛”现状及影响分析

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和问卷调查法对忻州“挠羊赛”的开展现状进行分析,探讨“挠羊赛”的组织形式、参赛人群、比赛机制以及传承方式、场地设施和奖品变化等在发展过程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与建议,在现有基础上,完善民间体育赛事的发展,对它进行宣传保护,扩大体育文化的交流,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进而推进忻州“挠羊赛”这项民间竞技体育赛事的发展,提高忻州知名度,成为忻州最亮丽的风景线。

忻州古城旅游投射形象与感知形象对比研究

文章从官方网站“忻州网”以及携程和马蜂窝网站上收集有关忻州古城的信息,运用网络文本分析忻州古城旅游投射形象与感知形象。研究发现,旅游投射形象与感知形象的相同之处为:忻州古城旅游资源丰富、独具特色,文化底蕴深厚、魅力无穷;旅游活动多样;以传递积极情感为主。旅游投射形象与感知形象的不同之处是:旅游投射形象对旅游设施宣传不够,而游客对旅游设施感知强烈;投射形象注重对景区的建设和保护,而大部分游客缺乏对景区保护的感知;投射形象传达的氛围与游客实际感受到的氛围有差异。

忻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阶段性成果分析

本文以忻州市环境作为研究对象,以区域环境质量改善为重点,把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作为最根本要求,将行政区域作为划分环境管控单元的依据,最终实现把生态保护、环境质量以及资源利用等管控要求集于一张图上,从四个维度制定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构建区域“三线一单”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充分了解忻州市自然概况、社会经济概况及空间结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忻州市例行监测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出污染物的特征及时空变化规律,研究忻州市环境存在的问题;通过数值模拟等方法,完成环境容量的计算,在考虑自净能力的基础上,提出污染物的削减比例。

辛弃疾信州词作的寺庙景观书写

地方是作家日常生活之处,也是他们诗文表达的对象。作家对地方的描写具有主观性,辛弃疾信州闲居时是壮志不得酬的人生低谷,因此信州的寺庙、山水林泉等景观出现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方面,稼轩利用信州的寺庙景观与人交往、排遣忧愁;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为信州地方人文意蕴的积淀作出了重要贡献。

山西忻州地区YRY-4分量钻孔应变仪典型干扰因素分析

YRY-4分量钻孔应变仪具有高分辨力特点,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能够记录到多种类型的外界干扰,表现为观测曲线突变或趋势异常。选取山西忻州地区5套四分量钻孔应变仪自运行以来的观测资料,基于各类干扰因素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日常运行中,影响钻孔应变观测的典型干扰因素主要有观测系统、自然环境、场地环境、人为干扰等;观测系统运行稳定,映震效能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