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匈奴的地望与文化

战国至汉代匈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早、中、晚期三大阶段。早期指战国至西汉早期,此时匈奴的统治中心应在漠南,即河套及大青山一带。近年在蒙古国境内发现的“燕然山铭”,不足以构成此观点的反证。内蒙古中南部东周至秦代的牧业文化自东向西有毛庆沟类型、西园类型、桃红巴拉类型,只有桃红巴拉类型与中晚期匈奴墓反映出的匈奴族固有传统特征最吻合,应是早期匈奴的文化。毛庆沟、西园类型则分别是楼烦、林胡遗存。三者在生业方式、社会分化、对外交往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匈奴崛起于漠南,有其必然性。

论河西简文“胡驿(胡译)”“羌译”“羌胡译”“匈奴译”

居延汉简“译”“胡驿”简文,应是显示身分的语词。“胡驿”应当就是“胡译”,涉及在民族语言交流中的特殊职任。悬泉置出土汉简除“译”的身分外,又有“羌译”“羌胡译”“匈奴译”等。“羌译”“羌胡译”“匈奴译”应是胜任中原语言与西北民族语言对译的专职人员。有简例可见出身“羌”者。在西北边地行政生活中,其作用受到重视。“译人”在汉代民族文化交流中有重要的作用。考察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应当注意“译人”之表现的积极的社会文化意义。相关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西北民族关系史及丝绸之路史的认识。

匈奴、单于、撐犂、祁连、阏氏、居次等 译音词误读千载而不知

匈奴、单于、撐犂、祁连、阏氏、居次等词,是古匈奴语译音词。译音词的读音当与古匈奴语原音相对应。后世,汉字读音有变,但这些民族语译音词则应保持其原译字的读音不变。这是“译音词”的一大特性。若译音词不读其原译音,便失去译音词的职质及作用,不堪称之为译音词了。匈奴——古读“honɡ-nu”(洪奴),今误读作“xionɡ-nu”(兄奴);单于——古读“dan-wu”(丹乌),今误读作“chān-yü”(缠于);撐犂——古读“tanɡ-li”(唐犂),今误读作“chenɡ-li”(称犂);祁连——古读“tan-li”(谈犂),即“撐犂”(tānɡ-lī)、“登里”、“邓林”、“腾格里”之别译。今误读作“qi-lian”(齐莲);阏氏——古读“曷氐”(at-di急读,则为a-di=阿抵),今误读作“yan-zhi”(烟支);居次——古读“ɡu-zi”(姑子),别译为“股紫”,今误读作“jü-cì”(拘赐)。类似上述误读之译音词颇多,如:居延、姑衍、呼衍、渾邪、浑耶、昆邪、呼延、壶衍、握衍,虞衍、朐衍、屈射、五船,车师、姑师、恶师,龟兹、屈兹、苦叉、库策、库撤、苦先、库徹、库车,月氏、月支、禺氏、樾支,皋兰、贺兰、合黎、瓠、胡卢、壶卢、哈喇、哈儿,高句骊、高句丽、高丽、加罗、新罗,靺鞨、勿吉、窩集,吉贝、古贝、劫贝,曲尤(典尤)、苦峪,塔里屯、滩纳泰、达尔图、达里图,都尔伯勒津、得尔布津、杜尔柏津、都尔伯珍、朵里伯珍、朶里伯真、塔爾巴津、跌烈半金等等。以今音读之,彼此隔膜,似不相干。其中某些译音词,古代学者已有注音,但今人不知所用注字之古音,而用今音读之,乃成误读而不知其误。

汉代铜鱼形扁壶初探

汉代铜鱼形扁壶流行时代主要为西汉中期至东汉,产地集中于胡汉交错地区的陕北高原及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草原。其造型虽然属于扁壶,但与战国至汉代常见于中原地区的椭腹扁壶不同,其形象来源于对北方草原民族皮囊壶的模仿,而铸造工艺和文化渊源则来自中原的传统。铜鱼形壶在上述地区流行的背后,反映的是汉王朝北击匈奴,取得河套,设置朔方、五原等郡后大量迁徙中原及南方汉人屯田实边的历史背景。

“昭君出塞”中南匈奴视角下的民族融合实践

“昭君出塞”是汉匈共同参与的一次和亲。与传统汉族历史表述相对,南匈奴的活动、动机与心态勾勒出这段历史的另一图景。南匈奴的行为实践表现为统治者主动遵循汉朝礼仪、借用汉朝治理模式、加强双方经济联系、给予王昭君尊崇地位,背后暗含着其对汉朝的认知与心态。与和亲互为表里的社会整合实质涵盖了统治阶级的整合、族群心理的变化、集体记忆的重构和文化结晶的凝结。从南匈奴的视角复现“昭君出塞”和南匈奴融入中华的历史,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路径及意涵。

陕北地区汉代“胡人”墓考察

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地理位置造就了两汉时期陕北地区多个游牧民族在此长期融合的事实,本文统称其为“胡人”。通过对陕北地区241座汉墓的考察,可以辨析出29座“胡人”墓葬。随葬带孔陶罐、戳记陶器、铜镜残片和骨箸、骨刷、骨勺等骨器及装饰有波浪纹、弦纹的小口弧腹罐是匈奴族的常见做法,在墓道中用盛肉的陶罐来献祭可能是羌人的葬仪,随葬动物是这两支“胡人”墓葬的共同特征。29座“胡人”墓中,既有文化内涵较为单纯的“胡人”墓,又有两者共存一墓的情况,对墓主族属的辨析有利于我们深入地解读墓葬。

匈奴贵族墓葬出土动物纹马饰研究

本文对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155件动物纹马饰进行了综合研究。对材质、纹饰、尺寸和组合的考察结果表明,匈奴贵族墓葬中此类马饰出土频率高、数量多、组合完整,显然是遵循某种固有的范式制造,并且在随葬活动中也遵循一定规则,与墓主身份级别存在明显关系。因此它们应当是专门为匈奴贵族制作,是身份地位的典型代表性器物之一。这些马饰中独角兽纹饰最为普遍,包括羊形和怪兽形两种类型,可能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与中原麒麟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讨论。

西汉、匈奴经营西域政策比较研究

西域,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物产资源的丰富性而成为西汉、匈奴争夺的焦点。匈奴较西汉先一步经营西域,在西域设置机构,收取赋税,将西域视为资源补给站与战略基地,对西汉的西北部边疆构成巨大威胁。西汉为反击匈奴,也开始联络西域,试图将西域纳入自身势力范围之内。西汉与匈奴争夺西域,是西汉时期西域史的主线。对西域的争夺,是西汉与匈奴军事对抗、南北争雄产生的直接结果。汉匈为经营西域,根据不同的国家情况采取多种政策与手段,如遣使、军事威胁、纳质、和亲、置吏等。双方经营西域的政策有相互借鉴的成分,但在政策的指导思想及经营西域的最终目的上有所不同,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西汉与匈奴的游牧经济生产方式与农耕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汉匈各自的边疆战略与民族关系思想不同及双方的实力对比的动态变化等。汉匈经营西域,为后世经营西域奠定了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传播与接受:试析王昭君故事在越南的演变

昭君出塞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事件,通过两千多年来历代文人墨客和民间社会的塑造,昭君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多元多义的符号,王昭君故事也在各类昭君文化事象中形成了诸多情节单元。越南的昭君文艺作品在14世纪就已出现,此后随着中国王昭君故事的持续传入,在传播与接受中又不断产生新的文艺形式,且随着时代变迁、艺术形式变化等因素而演变,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通过对中国清代小说《双凤奇缘》和越南喃诗传《昭君贡胡》、越南改良剧《昭君贡胡》中王昭君故事情节的比较分析,我们能管窥越南昭君文艺在历史演变中的情节选择、艺术特征、时代因素以及它与中国昭君文艺之间的内在关联。

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

对7例东汉时期拓跋鲜卑遗存的线粒体DNA进行了遗传学分析。结合已发表的匈奴数据,在遗传多态性、单倍型组分布状态、Fst遗传距离、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等方面,比较分析了拓跋鲜卑和匈奴的遗传关系。结果表明,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有着较近的遗传关系,暗示拓跋鲜卑在其两次南迁过程中与匈奴发生基因交流的情况是存在的。

匈奴刑法新解——兼论秦汉时期匈奴法律的立法目的与特点

在匈奴刑法中,"刃尺"是针对不足汉代一尺的短剑、铜刀、铁刀而言,所谓"拔刃尺者死"是指对以生活必备的刀剑伤人者处以极刑;"轧"是以匈奴随手可得的车辐在小腿到脚踝的部位施刑。这说明匈奴法律的立法包括对匈奴人生命的保护以及形成强烈的震慑作用,同时也反映出匈奴法律严苛的特点。

先秦时期晋陕北部的戎狄与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

先秦时期我国北方长期生活着一些与华夏民族相异的人类群体 ,一般称为戎狄 ,他们与游牧的匈奴不同。戎狄的社会经济是农牧混合经济。在中国历史上 ,戎狄对发展北方的畜牧业做出过贡献。汉族农业地带、戎狄混合经济地带。

汉代张掖属国新考

张掖属国确为汉武帝时所设,其地望在张掖郡南部黑河上游地区。但其始设年代既不是太初末至天汉年间(前101—前97),也未迟至征和三年(前90),而是在此以前的元封四年(前107)。设置张掖属国是为了安置归降的小月氏部落,故其民族构成也以小月氏为主。留居河西的匈奴人数量有限,不足以构成张掖属国的主要成分。汉代张掖属国的设立,为切实"隔绝羌胡"、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匈奴大型墓葬概述

目前发现的匈奴大型墓葬的年代都在西汉晚期以后。匈奴大型墓葬不仅墓葬形制特殊,而且随葬品也与普通墓葬有较大差别,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其做简要介绍。匈奴的大型墓葬,是指地表有长方形或梯形土台、带墓道的规模较大的墓葬。一般将其称为贵族墓葬,是相对地表只有近圆形石头堆。

姻亲氏族与匈奴政权的关系

在匈奴社会中,挛鞮氏最尊贵最强盛。姻亲氏族也保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挛鞮氏与姻亲氏族联婚所形成的匈奴最高统治集团:世居高位,包揽权力,支配利益。此外,匈奴政权是否巩固、单于权位能否顺利传承,匈奴经济是否发展、势力是否强盛,匈奴社会是否安稳等,与挛鞮氏和各姻亲氏族的关系好坏、姻亲氏族的强弱及其活动等皆密切关联。

2014年蒙古国后杭爱省乌贵诺尔苏木和日门塔拉城址IA-M1发掘简报

2014年8月,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和日门塔拉遗址发掘了一座小型竖穴土坑墓葬,出土了陶器、金箔头饰、弓形铜项饰、铜化妆具、皮革袋、丝织物、铁带銙、铁镞以及羊骨殉牲。据推测,该墓葬属蒙古高原柔然时期,在蒙古国境内尚属首次发现。

东汉末年南匈奴南迁的前后

东汉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发动叛乱,暴露了南匈奴内部矛盾的加剧。东汉朝廷的直接干预,更导致南单于传承秩序进入无序状态。匈奴屠各种在其尊贵地位受到威胁时,以血统为旗帜,奋起抗争,从而使南匈奴由内讧走向分裂。南匈奴左部叛乱后,东汉朝廷迁徙西河、上郡、朔方等郡治至内地,但南单于庭并未同时南迁。除於扶罗部外,南匈奴部众在东汉末年才陆续离开缘边五郡南迁。南下的南匈奴实际上分成河东的於扶罗部、离石的左部和新兴的刘豹部等三股势力。曹操统一北方时,留南单于呼厨泉为人质,以右贤王去卑"归监其国",而分其众为五部,南匈奴的三股势力又合而为一了。

休屠、屠各和刘渊族姓

有学者认为,匈奴屠各来自休屠王部,身为屠各的刘渊应为休屠王部的后裔,他的南匈奴单于嫡裔身世系假托。考查历史资料,可知,西汉武帝时浑邪王部与休屠王部降汉,汉在缘边五郡故塞外置属国安置之。休屠王部部众被称为休屠,主要分布在凉、秦二州。十六国时期,有的休屠人已经发展为当地的大族。而屠各或异译为“休屠各”、“休著各”、“休著屠各”,可以混用。但是,休屠与屠各及其异译绝不混用。由于南匈奴单于与部众之间的矛盾长期积聚和不断激化,酿成中平五年南匈奴的事变,作为南匈奴“国人”,屠各在事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屠各种是匈奴占统治地位的部落,包括匈奴单于挛鞮氏及呼延、卜、兰、乔所谓“四姓”。《晋书.北狄匈奴传》关于“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的记载无可怀疑。屠各刘渊本是南匈奴单于嫡裔,绝非假托。南匈奴五部都以屠各刘氏为部帅,故五部匈奴都称为屠各,这不是所谓屠各之称的泛化。

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述评

在199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先秦史》第十三章《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中,柯斯莫的以下基本观点值得肯定:一、从欧亚大陆的游牧文化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这一大背景来考察中国北方地带的游牧人群出现。二、由于兼营牧羊业和农业的社会群体在中原和游牧区之间充当"缓冲器",所以中国古籍中到公元前4世纪才出现对游牧人的记载。三、中国北方地带是一个众多考古学文化的发生地和多个族团的栖息地。它的游牧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对柯斯莫界定的"北方地带"的范围和分期方案有不同的看法,他所臆想的狄人和戎人在北方地带自北向南的大更替、未加具体分析就误判"最早的匈奴式"遗存的做法,以及对战国以前北方地带主体居民为东亚蒙古人种的忽视,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柯斯莫对外贝加尔和蒙古东部地区的独特文化注意不够,而且只谈自西向东的文化影响是有片面性的。

“敦煌”得名考原

关于“敦煌”一名的含义,学界给出了多种解释,或汉语,或藏语,或羌语,或吐火罗语,众说纷纭,长期为学界公案。综观西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前著于史册的五个早期地名——合黎山、黑水、祁连山、焉支山、敦煌,其中四个大体可以确定都属于突厥语,即合黎=Qara,意为“高”,合黎山意为“高山”,黑水=QaraSu,意为“清亮的水”,祁连=Tängri,意为“天”,焉支(胭脂)=yänggä,意为“嫂子”,同于匈奴单于夫人“阏氏”和今天维吾尔语嫂子yänggä。从史书遗留的当地民族的词汇看,先后生活于敦煌一带的月氏、乌孙、匈奴所操的语言皆为突厥语。说明彼时河西为突厥语分布区,从大概率讲,“敦煌”之名亦应为突厥语。突厥语中有tawuz一词,意为“瓜”或“西瓜”,敦煌古以产瓜闻名,在相当长时间被称作瓜州。将敦煌解释为突厥语tawuz的音译,或许更接近敦煌地名起源之真义。敦煌原为区域名称,以产瓜闻名,后因作为敦煌郡治而特指敦煌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