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匈奴的地望与文化

战国至汉代匈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早、中、晚期三大阶段。早期指战国至西汉早期,此时匈奴的统治中心应在漠南,即河套及大青山一带。近年在蒙古国境内发现的“燕然山铭”,不足以构成此观点的反证。内蒙古中南部东周至秦代的牧业文化自东向西有毛庆沟类型、西园类型、桃红巴拉类型,只有桃红巴拉类型与中晚期匈奴墓反映出的匈奴族固有传统特征最吻合,应是早期匈奴的文化。毛庆沟、西园类型则分别是楼烦、林胡遗存。三者在生业方式、社会分化、对外交往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匈奴崛起于漠南,有其必然性。

论河西简文“胡驿(胡译)”“羌译”“羌胡译”“匈奴译”

居延汉简“译”“胡驿”简文,应是显示身分的语词。“胡驿”应当就是“胡译”,涉及在民族语言交流中的特殊职任。悬泉置出土汉简除“译”的身分外,又有“羌译”“羌胡译”“匈奴译”等。“羌译”“羌胡译”“匈奴译”应是胜任中原语言与西北民族语言对译的专职人员。有简例可见出身“羌”者。在西北边地行政生活中,其作用受到重视。“译人”在汉代民族文化交流中有重要的作用。考察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应当注意“译人”之表现的积极的社会文化意义。相关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西北民族关系史及丝绸之路史的认识。

制度互动:理解制度变迁的一个视角——以匈奴为案例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历史制度主义剖析制度中多因素互相作用的动态过程,突出制度变迁中多重因果变量的综合作用。然而,特定历史背景下制度的生成与变迁往往受既存制度的制约,多制度的相互依存和协同运用必定会影响制度的发展。通过匈奴国家制度变迁的案例来探究制度互动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可以看到匈奴国家制度是在邻国制度长期影响下形成并变迁的。从匈奴国家制度的变迁来看,新制度的形成是制度互相冲突和竞争所导致的结果。

戊己校尉命名与匈奴习俗关系考

关于戊己校尉的命名,古今学者的诠释大多立足于五行理论,也就是其衍生出的“居中说”“压胜说”和“寄治说”,但是这些诠释更多地是源自对颜师古注释《汉书》的个人解读,并且也不尽完善。本文结合匈奴长期控制西域的历史实情,认为匈奴的文化习俗对西域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匈奴社会“居中”的习俗在西域地区影响较大。西汉政府在经营西域之际,以“因其故俗”的管理模式,继承了匈奴社会的“居中”文化,而戊己校尉的命名就是这种文化继承的体现。

浅析《马踏匈奴》的艺术特质与风格源流

《马踏匈奴》是汉代雕塑乃至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之一。从历史文化背景、艺术风格与艺术精神、风格成因等方面对《马踏匈奴》这件石雕作品进行简要分析,对比其他朝代与地区的雕塑作品,乃至于绘画的风格,触类旁通,旁征博引。由此对整个汉代石刻艺术的特征及艺术精神进行梳理和总结,从而使今人更好地理解与借鉴汉代的艺术本质,汲取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

匈奴、单于、撐犂、祁连、阏氏、居次等 译音词误读千载而不知

匈奴、单于、撐犂、祁连、阏氏、居次等词,是古匈奴语译音词。译音词的读音当与古匈奴语原音相对应。后世,汉字读音有变,但这些民族语译音词则应保持其原译字的读音不变。这是“译音词”的一大特性。若译音词不读其原译音,便失去译音词的职质及作用,不堪称之为译音词了。匈奴——古读“honɡ-nu”(洪奴),今误读作“xionɡ-nu”(兄奴);单于——古读“dan-wu”(丹乌),今误读作“chān-yü”(缠于);撐犂——古读“tanɡ-li”(唐犂),今误读作“chenɡ-li”(称犂);祁连——古读“tan-li”(谈犂),即“撐犂”(tānɡ-lī)、“登里”、“邓林”、“腾格里”之别译。今误读作“qi-lian”(齐莲);阏氏——古读“曷氐”(at-di急读,则为a-di=阿抵),今误读作“yan-zhi”(烟支);居次——古读“ɡu-zi”(姑子),别译为“股紫”,今误读作“jü-cì”(拘赐)。类似上述误读之译音词颇多,如:居延、姑衍、呼衍、渾邪、浑耶、昆邪、呼延、壶衍、握衍,虞衍、朐衍、屈射、五船,车师、姑师、恶师,龟兹、屈兹、苦叉、库策、库撤、苦先、库徹、库车,月氏、月支、禺氏、樾支,皋兰、贺兰、合黎、瓠、胡卢、壶卢、哈喇、哈儿,高句骊、高句丽、高丽、加罗、新罗,靺鞨、勿吉、窩集,吉贝、古贝、劫贝,曲尤(典尤)、苦峪,塔里屯、滩纳泰、达尔图、达里图,都尔伯勒津、得尔布津、杜尔柏津、都尔伯珍、朵里伯珍、朶里伯真、塔爾巴津、跌烈半金等等。以今音读之,彼此隔膜,似不相干。其中某些译音词,古代学者已有注音,但今人不知所用注字之古音,而用今音读之,乃成误读而不知其误。

“击匈奴降者赏令”新释——兼论西汉封侯匈奴降者的法律依据

敦煌酥油地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击匈奴降者赏令”是针对在汉朝军事攻击下投降的匈奴人的赏令,根据简文推测这些匈奴人主要是指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赏令是汉朝在全面展开对匈奴战争后,为了拉拢鼓励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投降而颁布,具体颁布时间应在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光四年(前131年)间,赏令的颁布突破了汉初“白马之约”的限制,为西汉封侯匈奴降者提供了法律依据。

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

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匈奴强盛时期,其战争诉求是要凭借强大的骑兵逼迫汉朝承认匈奴的大国对等地位,还要勒索汉朝更多的钱财物品和公主,并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在匈奴由盛转衰时期,是要击败汉朝,恢复于己有利的和亲。就算不能完全击败汉军,也要把战争作为恢复和亲的筹码。而衰亡时期,则仅仅表明了匈奴的一种对抗和存在。总的来看,在国力强盛时期,匈奴的战争诉求曾大获成功,但在其他时期都并未达到目的。

论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中的命运意识

高建群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反映了陕北人民朴素的命运观,凸显出地缘文化、民族融合影响下所产生于陕北大地上的独特命运意识。高建群抓住这种命运意识并赋予作品中的每个人物,将这种命运线索贯穿全书始终,跨越古今,引发出对于个体命运、家族命运、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认识与反思,展现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好愿望。《最后一个匈奴》所体现出的命运意识,不仅是匈奴民族与汉民族千百年来碰撞融合的产物,更是陕北这块神奇土地留给当今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方言词汇在小说独特韵味表达中的作用——以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为例

方言词汇是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巧妙运用方言词汇,生动传神的同时营造出一种浓郁的地域风情,塑造出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方言词语的运用也激发了作品的语言活力,还使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和气质。作为一个在陕北长期工作生活的关中人,《最后一个匈奴》作者高建群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深层体验,形成了独特的方言表达。

“昭君出塞”中南匈奴视角下的民族融合实践

“昭君出塞”是汉匈共同参与的一次和亲。与传统汉族历史表述相对,南匈奴的活动、动机与心态勾勒出这段历史的另一图景。南匈奴的行为实践表现为统治者主动遵循汉朝礼仪、借用汉朝治理模式、加强双方经济联系、给予王昭君尊崇地位,背后暗含着其对汉朝的认知与心态。与和亲互为表里的社会整合实质涵盖了统治阶级的整合、族群心理的变化、集体记忆的重构和文化结晶的凝结。从南匈奴的视角复现“昭君出塞”和南匈奴融入中华的历史,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路径及意涵。

匈奴贵族墓葬出土动物纹马饰研究

本文对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155件动物纹马饰进行了综合研究。对材质、纹饰、尺寸和组合的考察结果表明,匈奴贵族墓葬中此类马饰出土频率高、数量多、组合完整,显然是遵循某种固有的范式制造,并且在随葬活动中也遵循一定规则,与墓主身份级别存在明显关系。因此它们应当是专门为匈奴贵族制作,是身份地位的典型代表性器物之一。这些马饰中独角兽纹饰最为普遍,包括羊形和怪兽形两种类型,可能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与中原麒麟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讨论。

西汉、匈奴经营西域政策比较研究

西域,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物产资源的丰富性而成为西汉、匈奴争夺的焦点。匈奴较西汉先一步经营西域,在西域设置机构,收取赋税,将西域视为资源补给站与战略基地,对西汉的西北部边疆构成巨大威胁。西汉为反击匈奴,也开始联络西域,试图将西域纳入自身势力范围之内。西汉与匈奴争夺西域,是西汉时期西域史的主线。对西域的争夺,是西汉与匈奴军事对抗、南北争雄产生的直接结果。汉匈为经营西域,根据不同的国家情况采取多种政策与手段,如遣使、军事威胁、纳质、和亲、置吏等。双方经营西域的政策有相互借鉴的成分,但在政策的指导思想及经营西域的最终目的上有所不同,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西汉与匈奴的游牧经济生产方式与农耕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汉匈各自的边疆战略与民族关系思想不同及双方的实力对比的动态变化等。汉匈经营西域,为后世经营西域奠定了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西汉时期匈奴归附人群体研究

西汉时期,匈奴归义人在汉匈交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不但促进了胡汉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鉴,还推动了彼此走向融合的进程。在西汉和匈奴交往过程中,匈奴先后有不少人员归附西汉,这些人不仅在西汉出任文武官员,还推动了双方文化互动融合。他们作为汉匈双方沟通交往的纽带之一,不但推进了中原农耕民族同北方游牧民族碰撞交融的进一步加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民族学视野下的匈奴史研究(1990~2020):历史脉络与知识演化

匈奴史是研究中国古代和欧亚大陆游牧民族历史的关键问题之一,现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本文运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对1990~2020年1280篇匈奴史研究的核心文献的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共现、关键词时区以及关键词聚类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揭示匈奴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前沿趋势和研究热点。研究发现,现阶段匈奴史研究的发文量呈现上升趋势,优秀成果不断涌现,开始形成一批核心作者和研究机构;研究热点集中在匈奴、汉匈民族关系以及匈奴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等领域。未来匈奴史研究需要注重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研究内容的扩展与创新以及多种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综合运用。

庄延龄对《汉书·匈奴传》的翻译研究

汉学家庄延龄在19世纪英文汉学期刊《中国评论》上发表了多篇中国历史典籍翻译,《汉书·匈奴传》是其中之一。庄延龄翻译中国历史典籍是出于个人兴趣和从事相关研究的需要,主要采用忠实直译的翻译策略,也考虑了英汉史书的叙事差异,还运用了大量的注释,方便读者理解接受。但庄延龄的《汉书·匈奴传》英译还存有失误或不足之处。

东汉时期南匈奴安国之乱探析

东汉永元六年(94年)春单于安国联合“新降胡”起兵欲诛杀左贤王师子,后在师子的抵御与东汉的支援下未能得逞,此次动乱以安国单于失败被杀结束。通过文献记载与考古分析,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黑庆壕村西的黑庆壕古城应当是双方交战活动曼柏城的故地。此次动乱的主要原因包括南匈奴内部矛盾的激化、使匈奴中郎将的误导等,安国之乱给边疆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并对南匈奴自身以及东汉与南匈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原始崇拜到多重信仰——论匈奴的信仰变迁及其意义

匈奴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民族。自秦汉时期至十六国时期,匈奴的民族信仰产生了变迁。秦汉时期,匈奴人为原始崇拜,主要表现为祭天地、拜日月、崇祖先、信鬼神,以及相伴而生的巫与巫术。东晋十六国时期,内迁的匈奴各部已变为民族交融下的多重信仰,既有传统信仰的遗留,又都程度不一地崇儒、礼佛、尊道。信仰变迁的背后,折射的是在以民族融合为主题的历史大潮中,各民族的文化交融成为一种必然。

浅析古代匈奴文化习俗民族意识变迁——以贵壮贱老为例

匈奴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游牧民族,在秦汉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其民族有着自身特有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史载:“匈奴人贵壮健,贱老弱,上气力而下服役。”随着匈奴与塞内的交往不断深入,受汉文化的影响,匈奴的文化价值观也在发生改变。拟以匈奴“贵壮贱老”习俗的变迁为视角来探究汉匈之间的民族交往与融合以及匈奴汉化的原因。

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

对7例东汉时期拓跋鲜卑遗存的线粒体DNA进行了遗传学分析。结合已发表的匈奴数据,在遗传多态性、单倍型组分布状态、Fst遗传距离、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等方面,比较分析了拓跋鲜卑和匈奴的遗传关系。结果表明,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有着较近的遗传关系,暗示拓跋鲜卑在其两次南迁过程中与匈奴发生基因交流的情况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