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化数据库建设

西夏文化数据库作为CALIS的建设成果,具有明显的地域和历史人文特色,全面系统地反映国内外西夏学研究的整体状况。它的建立不但最大限度地实现文献资源共享,满足研究者的文献信息需求,促进西夏学研究和发展,而且有利于西夏历史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西夏工艺美术的民族特征

西夏时期设有制金司、织绢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造车院等部门,工艺美术品门类齐全,品种繁多,技艺高超,文化内涵深厚。文章试图从西夏工艺美术的纹饰、造型和色彩三个方面,探究其所体现的民族特征。

黑水死城(下)

西夏的艺术成就与佛教在西夏国的盛行有着密切关系。黑水城出土的大量佛教画像塑像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西夏人的星相崇拜又反映了他们对天体的认识。明朝初年,黑水城历经战乱,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源枯竭,逐渐被人们废弃,成为一座神秘的死城。

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元代风格觅迹

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乃敦煌晚期石窟的代表作之一,壁画内容丰富,汉藏并举,学界均言其为西夏窟,实则为元代窟。窟中九尊式顶髻尊胜佛母曼荼罗壁画中白伞盖佛母和青色金刚手菩萨具有元代密教特征;东千佛洞第2窟的壁画配置与西藏扎达托林寺白殿绘塑配置如出一辙,由此或可推断托林寺白殿与东千佛洞第2窟前室壁画受同一宗教仪轨影响下而成;中心柱两侧度母具有14世纪的夏鲁风格特点;药师佛与施甘露度母下方的饿鬼出现南宋风俗画中的婴戏形象;窟中壁画以蓝青绿色为主,与西夏石窟以红(土红)为主的格调相悖,却与元代崇尚蓝青绿色的基本色调相符;水月观音侍从的衣冠道教元素增多,与山西芮城永乐宫和洪洞广胜下寺的道教、佛教壁画有诸多近似之处。凡此种种,皆可为此窟之元代说提供有力的佐证。

高昌回鹘与西夏佛教艺术关系考

西夏立国前后，多次宴请回鹘高僧讲经说法，主持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在吐鲁番出土西夏文佛经残片有10余件，而且出土地点布满吐鲁番的多处遗址，如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沟、胜金口、交河故城与高昌故城等地。不惟如此，在今天的高昌石窟与敦煌石窟中留下有大量的回鹘与西夏人开凿或改建的佛教洞窟。佛教艺术交流频繁，两者之间在洞窟形制、构图设计、色彩运用及供养人服饰等方面互相影响。

论西夏对周边民族艺术的吸收

地处中原、吐蕃和西域交汇点上的西夏,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中,不断借鉴吸收其文化,尤其对佛教及其艺术达到狂热的程度。西夏的绘画、雕塑、建筑不但受中原艺术的影响,也具吐蕃风格特征,间有回鹘等中亚艺术内容的闪现。这些民族艺术的因素,在上百年的时间里,交相影响西夏,并逐渐渗透、融合到西夏文化中,以致最后形成了西夏自己新的艺术风格。

两宋时期辽、金、西夏的歌舞及其与汉族的交流

南北宋统治期间,在中原以北的广大地域内,各个游牧部族逐渐强大起来,并先后建立了以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与南北两宋先后形成了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的对峙局面,由此形成了汉族与多个少数民族歌舞长期并存和交融的特殊局面。

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研究的无限可能--《敦煌西夏石窟艺术新论》介评

《敦煌西夏石窟艺术新论》以佛教造像为主体,对莫高窟、榆林窟、五个庙等石窟寺的西夏佛教美术进行研究,认为在“神系重构”的背景下敦煌西夏石窟显示出“传统与新样交织”“淡化佛教宣传和造像功德观念”“重视实践”“重汉传轻藏传”的特征。本书对敦煌西夏石窟艺术史的重构,展现出西夏石窟造像的多重特点。

伏虎罗汉、行脚僧、宝胜如来与达摩多罗——11至13世纪中国多民族美术关系史个案分析

本文从分析宁夏贺兰山山嘴沟所见伏虎罗汉入手,梳理了汉藏罗汉图像的差异,重点考察了藏传佛教罗汉中伏虎罗汉、布袋和尚与达摩多罗图像的来源。作者认为,达摩多罗名号与图像的形成与吐蕃禅宗、禅宗保唐派、唐五代行脚僧及其变化的宝胜如来信仰密切相关,并与佛陀波利以及流行于两宋的布袋和尚信仰相互交织。论文解释了新罗僧与宝胜如来的信仰如何引发藏传罗汉达摩多罗与宁夏贺兰山之间特殊的联系,这些错综复杂的信仰与图像演变是中国11—13世纪多民族美术关系史的集中映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