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下)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朝鲜诗家徐居正的文学审美批评论

朝鲜朝初期文论家徐居正深受中国文学影响,提出"代各有文""文各有体"的文学理论观点,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代表其时代精神的文学与文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徐居正探讨了文道关系,强调"道"的重要性,认为文章是传达"道"的载体,"道"是关键。徐居正认为文章乃"江山之助",他是从先否定后肯定来论述说明的,很具有逻辑性。

浅谈《东人诗话》中的“气象论”

徐居正所著《东人诗话》是朝鲜有代表性的诗话作品,其所蕴含的以"气象"评论诗歌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气象论相比,更重视作者的社会地位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这与徐居正所处李朝兴盛的理学背景有很大关系。

《东人诗话》中的“以苏济黄”倾向

《东人诗话》作为朝鲜高丽朝与李朝更替时极具转折意义的诗话,其诗论倾向在深受我国江西诗派影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高丽朝诗人的创作观,从而形成了在诗歌批评方面的"尊黄"和诗歌创作论方面"崇苏"的不同倾向。更进一步的是,这部诗话在其整体价值追求上表现出了"以苏济黄"的风貌,展现了朝鲜文人作为接受者在面对我国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传入时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

明朝使臣祁顺与朝鲜文人徐居正的唱和诗

明朝使臣与朝鲜文人的诗赋唱和,在中朝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独特的中朝文化交流模式。两国的文人用彼此相熟的文字书写,赠答酬唱,在轻松的氛围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并完成了政治任务。本文以明朝使臣祁顺出使朝鲜时与徐居正的唱和诗为研究对象,来考察两人在中朝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贡献。

论朝鲜王朝文人徐居正对李白诗风的接受

徐居正作为朝鲜王朝初期的文坛大家,在其诗文作品中多次提及李白。细读其诗歌作品可以发现:其歌行豪迈奔放,绝句清新自然,颇有太白之遗风。在分析徐居正的诗歌时亦能明显感受到他对李白诗风的接受。同时,徐居正在其诗话集《东人诗话》中对豪迈壮阔的“气象”十分推崇,李白诗歌中所蕴含的豪迈之气与徐居正的诗论思想相契合,促使了徐居正对李白诗风的接受。

明代赴朝鲜使臣祁顺与朝鲜名臣徐居正之交往略考以《(丙申)皇华集》为中心

1476年正月,户部郎中祁顺出使朝鲜,与朝鲜左参赞徐居正相识。与以往明使赴朝后,朝鲜文臣被动应和明使诗作不同,徐居正主动向祁顺发起"斗诗"挑战,二人在折冲樽俎的较量中,最终结为莫逆之交。此后虽未曾再见面,但仍书信往来不断。本文试以《(丙申)皇华集》为中心,探讨祁顺与徐居正不同于其他《皇华集》中所记录的中朝使臣交往的特征。

论朝鲜李朝徐居正“愈老愈奇”说的理论构成

徐居正是朝鲜李朝初期著名的文学家,其在文学批评中提到"愈老愈奇"的学说,没有得到后人的充分重视。其学说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重视诗人的人生经历的观点,有其创作观的内在基础,也有高丽诗学传统的继承,还有对杜甫、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观点的接受和发展。其内涵在重视风格上的"奇"而非诗法上的"严"上,有所创新。

论朝鲜朝诗人徐居正的“虎溪三笑”题画诗

"虎溪三笑"典故在新罗末期就已传入韩国,而"虎溪三笑图"及其题画诗在高丽朝末期开始登陆韩国。高丽朝末期,诗人李穑只是在他的的诗歌中提到了"三笑图",无法确定他是否亲眼目睹了此图,但是元天锡接触到了临摹本。真正在本国画作真迹的基础上创作相关题画诗的诗人是朝鲜朝初期的徐居正,从此,迎来了韩国"虎溪三笑题画诗"创作的高峰。在徐居正的诗歌中,充满了作者对于祖国山水的赞美与热爱,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以及人物掌故的崇慕,也折射出隐藏于其内心深处的隐逸之情与亲佛意向及其与现实的矛盾。同时,我们也由此窥见到了徐居正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心理。